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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越来越陷入穷困的农民不得不承担起日益加重的税收负担。当农作物歉收和饥荒也不可避免地到来时，爆炸点降临：反抗政府税吏和地主收租代理人的起义爆发了。总有一天，这些局部的起义会扩大为普遍的暴动。这些普遍的暴动转而又招来游牧民的入侵，尤其是因为帝国军队本身到这一阶段已沦于勉强维持的境地。内部造反和外来侵略相结合，通常预示着新循环的开始——旧王朝濒临灭亡，新王朝日渐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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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商王朝（公元前1523——前1028年）兴起于黄河流域北部。那时，中国人已学会织造丝帛，发明了他们独特的文字系统，掌握了制作美观的陶器和青铜器的技术，并已开始根据文化上而非种族上的优势明确区分“中国人”和“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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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8 商代晚期的亚醜钺，两肩有棱，弧形刃，器身为透雕人面，钺正反两面铭“亚醜”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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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商朝之后的周朝（公元前1046——前256年），虽历时很久，却未能建立稳固的中央政府。周的政治结构略相似于中世纪的欧洲。周有许多封国，它们无视周名义上的最高领主地位，彼此征战不休。不过，这种动乱不宁的政治局面致使中国知识分子急急反省。他们对人性和社会本质的思索，终至形成了中国文明诸伟大的哲学体系和文学经典。儒、道两派学说就是此时发展起来的；因此，与欧洲整个中世纪一样长久的周的数百年，作为奠定中国文化基础的时代，至今仍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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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以后的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尽管存在时间短暂，却用一个组织得很严密的帝国结构取代了周的分封制；这种帝国结构尽管偶尔也有失误，却一直持续到1911年最后一个王朝被推翻时才告终。该结构包括一个独揽大权的皇帝、一个训练有素的有效的官僚机构、一个军用驰道网和北方的长城；所有这些使中国得以维持世界上最稳定、最持久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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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秦之后的汉朝（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东汉，25—220年），以向四方扩展中国疆域——西至中亚、北抵今天的中国东北地区、南达中南半岛——而著名。汉帝国在范围、人口、财富和文化成就方面，起码堪与当时的罗马帝国相媲美。汉以后，经过一段时期的混乱，唐朝（618—907年）和宋朝（960—1279年）先后崛起。它们虽然有了某些变更和改进，但仍代表着传统文明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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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以后的元朝（1279—1368年）是独特的，因为它是蒙古人而非汉人的王朝。实际上，这些蒙古人当时已侵占了欧亚大部分地区，因此，那时的中国仅是一个东起太平洋、西至黑海的庞大帝国的一部分。但是，这些蒙古统治者，人数上较之他们千百万的中国臣民，少得可怜，而且得不到汉贵族和农民的拥护。他们以征服者身份进行统治，对汉人的制度或者汉人的生活方式几乎没作什么让步。因此，当他们的军事力量衰落时，其政权也就为起来造反的农民和心怀不满的士大夫所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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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驱逐蒙古人后，又受到另外两个王朝即汉人的明朝（1368—1644年）和满人的清朝（1644—1911年）的统治。满人跟蒙古人一样，成功地统治了中国，因为他们在维持对政府机关的控制时，给汉人士大夫以显赫地位和参政机会。传统的制度和习俗——农业经济、儒家生活方式、选拔政府官员的考试制度和身居北京的天子的受人尊敬的统治——一直在顺利地、令人满意地继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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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在普通的时代，这种秩序和持久或许可看作幸事。但是，这些世纪却见证着一个生气勃勃的新欧洲的崛起——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把自己的统治迅速扩大到全球的强大的民族国家崛起的世纪。在这样一个时代，稳定成了祸事，而非幸事。中国不仅看起来，而且事实上也是相对静止的、落后的。不断变化和“进步”的观念，尽管那时在西方被认为理所当然，但依然不合中国人的思想。明朝时中国人中止引人注目的海外远征的决定，就充分表明了中国人与欧洲人对世界的态度的根本差别（见第二十一章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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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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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西方的早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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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西方之间，直到欧洲继哥伦布和葡萄牙航海者远航探险之后、进行海外扩张时，才持续不断交往起来。1514年，葡萄牙商人与广州通商，1557年，他们又在澳门设立了永久的商业根据地；这时，中国开始直接感受到生气勃勃的新兴欧洲的影响。这些葡萄牙人收购中国的丝织品、木刻品、瓷器、漆器和黄金；同时，作为回报，他们又推销东印度群岛的肉豆蔻、丁香和肉豆蔻干皮，帝汶岛的檀香，爪哇岛的药材和染料，以及印度的肉桂、胡椒和生姜。欧洲的货物一样也没卷入；原因很简单，它们在中国没有市场。这些葡萄牙人纯粹充当着亚洲内部贸易的运货人和中间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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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早期，荷兰人和英国人终于前来，向葡萄牙对中国贸易的垄断地位发起挑战。他们均未得到中国官方关于通商的许可，因此，在此后数十年中，荷兰人和英国人一直在中国南方沿海一带劫掠葡萄牙人的商船，并进行非法贸易。到18世纪中叶，中国人向所有国家开放贸易，不过，贸易地点仅限于广州和澳门。英国人不久便获得了这一贸易的最大部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日渐增长的商业和工业优势，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设在印度的无可比拟的活动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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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9 俄国远东扩张图。俄国人横穿西伯利亚地区，沿黑龙江设置贸易站，企图开通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以基督教传教士作为翻译和顾问，中俄《尼布楚条约》于1689年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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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西伯利亚的俄国人也正在试图开展同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国人以同样方式做出反应：严密地控制和限制贸易。《尼布楚条约》（1689年）和《恰克图条约》（1727年）规定，俄国人可以在两国的三个邻接点经商，每隔三年方可派遣商队前往北京。中国人允许他们在北京建一所教堂，留一名牧师和三名副牧师，不过，其教团在中国京城的人数限制在300人。在这些条件下，少数货物得到交换——俄国用毛皮、皮革制品、纺织品、牛、马和玻璃制品交换中国的丝绸、茶、漆器和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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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较早的世纪里，中国和西方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仅限于耶稣会会士努力传布他们的宗教信仰方面。耶稣会数世纪的传教活动的最终结果已被证明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当时，中国的考试制度和儒家伦理观给欧洲留下的印象，较之欧洲的科学和数学给中国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中国人依然极度自信和自足。他们将西方商人限制在极少数海港和边境贸易站；处理国际事务时，些许例外也仅仅是承认纳贡关系；他们只是对耶稣会关于科学和神学的教导表示过一时的兴趣，但这些教导最终还是为他们所抛弃和遗忘。有史以来，极少有一个民族面对未来如此自信，却又对即将到来的风暴如此缺乏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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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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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吸收中国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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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中国，日本在16世纪欧洲人首次出现时，显然是一个边缘国家。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是原始的；实际上，他们已发展起一个复杂的、生气勃勃的社会。欧洲人刚刚到来时，日本人最初的反应是积极的——有许多人皈依基督教——但很快他们便开始反抗这些“粗鄙无礼的蛮人”，并在事实上断绝了与后者的一切联系。但是，日本人最终认识到，锁国政策并不可行，遂开始研究西方的方式，并加以改变，使之适应自己的需要。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日本人取得了非凡的成功，迅速地超越了长久以来一直是他们老师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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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日本历史而言，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尤其明显。这方面，日本列岛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不列颠群岛极为类似。不过，前者较后者更与世隔绝；分隔日本列岛和大陆的水域最近处相距115英里，而英吉利海峡最窄处仅宽21英里。所以，日本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美国所败之前，仅遭受过一次外来入侵的严重威胁，那是在13世纪遭蒙古人入侵。因此，就日本离大陆的距离来说，日本人近到可以从伟大的中国文明中受益，然而，又远到能够随意地对外界事物进行选择和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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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0 源赖朝（1147—1199年），镰仓幕府的创立者，日本第一位幕府将军。他是日本一系列实际统治者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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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基本上属于从东北亚移民来的蒙古人种，不过，其种族的形成也得力于原先居住在日本群岛的体毛旺盛的阿伊努人，可能还得力于来自南洋群岛的马来人和波利尼西亚人。早期的日本社会由许多部族组成，各部族均由一位世袭的祭司酋长统治。将近公元1世纪末时，邪马台部族征服其他部族，建立起一个松散的政治和宗教霸权。其首领成为皇帝，其部族之神——太阳神——被奉为民族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