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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西方的早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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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西方之间，直到欧洲继哥伦布和葡萄牙航海者远航探险之后、进行海外扩张时，才持续不断交往起来。1514年，葡萄牙商人与广州通商，1557年，他们又在澳门设立了永久的商业根据地；这时，中国开始直接感受到生气勃勃的新兴欧洲的影响。这些葡萄牙人收购中国的丝织品、木刻品、瓷器、漆器和黄金；同时，作为回报，他们又推销东印度群岛的肉豆蔻、丁香和肉豆蔻干皮，帝汶岛的檀香，爪哇岛的药材和染料，以及印度的肉桂、胡椒和生姜。欧洲的货物一样也没卷入；原因很简单，它们在中国没有市场。这些葡萄牙人纯粹充当着亚洲内部贸易的运货人和中间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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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早期，荷兰人和英国人终于前来，向葡萄牙对中国贸易的垄断地位发起挑战。他们均未得到中国官方关于通商的许可，因此，在此后数十年中，荷兰人和英国人一直在中国南方沿海一带劫掠葡萄牙人的商船，并进行非法贸易。到18世纪中叶，中国人向所有国家开放贸易，不过，贸易地点仅限于广州和澳门。英国人不久便获得了这一贸易的最大部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日渐增长的商业和工业优势，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设在印度的无可比拟的活动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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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9 俄国远东扩张图。俄国人横穿西伯利亚地区，沿黑龙江设置贸易站，企图开通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以基督教传教士作为翻译和顾问，中俄《尼布楚条约》于1689年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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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西伯利亚的俄国人也正在试图开展同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国人以同样方式做出反应：严密地控制和限制贸易。《尼布楚条约》（1689年）和《恰克图条约》（1727年）规定，俄国人可以在两国的三个邻接点经商，每隔三年方可派遣商队前往北京。中国人允许他们在北京建一所教堂，留一名牧师和三名副牧师，不过，其教团在中国京城的人数限制在300人。在这些条件下，少数货物得到交换——俄国用毛皮、皮革制品、纺织品、牛、马和玻璃制品交换中国的丝绸、茶、漆器和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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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较早的世纪里，中国和西方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仅限于耶稣会会士努力传布他们的宗教信仰方面。耶稣会数世纪的传教活动的最终结果已被证明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当时，中国的考试制度和儒家伦理观给欧洲留下的印象，较之欧洲的科学和数学给中国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中国人依然极度自信和自足。他们将西方商人限制在极少数海港和边境贸易站；处理国际事务时，些许例外也仅仅是承认纳贡关系；他们只是对耶稣会关于科学和神学的教导表示过一时的兴趣，但这些教导最终还是为他们所抛弃和遗忘。有史以来，极少有一个民族面对未来如此自信，却又对即将到来的风暴如此缺乏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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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吸收中国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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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中国，日本在16世纪欧洲人首次出现时，显然是一个边缘国家。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是原始的；实际上，他们已发展起一个复杂的、生气勃勃的社会。欧洲人刚刚到来时，日本人最初的反应是积极的——有许多人皈依基督教——但很快他们便开始反抗这些“粗鄙无礼的蛮人”，并在事实上断绝了与后者的一切联系。但是，日本人最终认识到，锁国政策并不可行，遂开始研究西方的方式，并加以改变，使之适应自己的需要。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日本人取得了非凡的成功，迅速地超越了长久以来一直是他们老师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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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日本历史而言，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尤其明显。这方面，日本列岛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不列颠群岛极为类似。不过，前者较后者更与世隔绝；分隔日本列岛和大陆的水域最近处相距115英里，而英吉利海峡最窄处仅宽21英里。所以，日本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美国所败之前，仅遭受过一次外来入侵的严重威胁，那是在13世纪遭蒙古人入侵。因此，就日本离大陆的距离来说，日本人近到可以从伟大的中国文明中受益，然而，又远到能够随意地对外界事物进行选择和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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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0 源赖朝（1147—1199年），镰仓幕府的创立者，日本第一位幕府将军。他是日本一系列实际统治者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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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基本上属于从东北亚移民来的蒙古人种，不过，其种族的形成也得力于原先居住在日本群岛的体毛旺盛的阿伊努人，可能还得力于来自南洋群岛的马来人和波利尼西亚人。早期的日本社会由许多部族组成，各部族均由一位世袭的祭司酋长统治。将近公元1世纪末时，邪马台部族征服其他部族，建立起一个松散的政治和宗教霸权。其首领成为皇帝，其部族之神——太阳神——被奉为民族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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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世纪，中国文明开始大规模地传入日本，破坏了这种部族组织。自朝鲜传入的佛教是文化变革的媒介，在这里起了同基督教在欧洲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中间所起的一样作用。由大陆渡海而来的学生、教师、匠人和僧侣，不仅随身带来了新的宗教，还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要求变革的动力最终导致大化改新。大化改新始于645年，试图仿照中国唐朝，把日本改变成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按照中国模式，日本全国划分成若干国和郡，分别由国司和郡司治理；国司和郡司皆由天皇及其国家议会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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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划这些和其他一些改革，是为了加强天皇的权力，而且，是在将它们与前部族结构相比较后才付诸实践的。但实际上，日本人改变和调整了他们从中国借鉴的一切东西。他们允许世袭贵族保有大地产，从而限制了天皇的权力。他们借用了汉字，但发展起自己的文字系统。他们借来了儒家学说，但修改了其道德标准，调整了其政治学说，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同时还保留了日本本土的神道教。他们以唐都长安为榜样，在奈良和京都先后建立了新的京城，但无论寺院、楼阁、神龛或庭园，都确实无误地具有日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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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德川幕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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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年大化改新所引进的中国的帝国组织体制明显地生效了很长一段时期。不过，到12世纪，它已为日本种种封建制所破坏和取代。一个原因是，国司们沉溺于京都的享乐，往往将自己的权力、职责委托给地方部属。另一原因是，强大的地方家族和佛教团体总是渴求着土地，并常以暴力夺取土地。这些趋向使纳税土地的数量减少，从而意味着使自耕农的税收负担增加。于是，自耕农们或者逃亡到北部边境地区，用武力驱走那里的阿伊努人，或者将自身连同土地寄托给庄园主。这使他们可以免除赋税，得到保护，但付出的代价是自己转沦为农奴。这一过程的最后结果是，到12世纪末，纳税土地仅占全部耕地的10%甚或以下，地方政权已由新兴的农村贵族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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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由于帝国军队的瓦解，农村贵族还成为居支配地位的军事力量。大化改新规定，凡20岁至60岁之间的男性国民都必须服兵役。但是，应征士兵得自备武器和给养，而且，其固定赋税不予减免。这一规定被证明是难以实行的，于739年被废弃。政府军职成为通常由颓靡的宫廷贵族担任的挂名职务。结果，对阿伊努人的战争由农村贵族指挥。他们成为骑马武士，并逐渐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直至完全超越帝国军队。这时，一种封建关系在农村贵族和他们的随从即“侍”（字面含义是“为人服务者”）之间发展起来。这种关系以一种理想化的道德规范即“武士道”为基础。侍享有一些特殊的法定权利和礼仪上的权利，作为回报，他们须绝对服从其主子的调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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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2世纪，日本为一些相互竞争的封建领主集团所控制。最后，一个封建领主脱颖而出，从天皇那里取得了“征夷大将军”称号，并有权指定自己的继承人。此后，日本为一系列幕府将军所统治。他们控制着军事力量，而天皇继续在京都过着隐居生活。这些家族中最重要的是1603年由德川家康建立的德川幕府，它对全国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868年王政复古和明治维新开始。德川家康及其直系继承者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使其家族统治永存的政策。德川政权的物质基础在于幕府直辖领地。它占全部可耕地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由分布在全国诸战略要地的大庄园组成，提供了防范有可能心怀敌意的大名的控制点。幕府最高职务均由德川家族成员或其家臣担任。天皇从幕府得到的财政收入能维持其本人及一小群宫廷贵族的日常用度，但天皇没有政治职责或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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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 江户时代的武将德川家康下令建造的一座城池——名古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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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严格、世袭的等级结构永存，是德川幕府为防止任何可能破坏其统治的变化而做出的部分努力。居这一等级结构之首的，是占人口百分之六的贵族。绝大多数日本人是农民，为第二等级；它包括无地的佃农以及拥有从1.25英亩至85英亩不等土地的地主。不管其地位如何，这些农民生产了稻米，归根到底，供养了贵族。实际上，贵族也是用稻米来衡量其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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