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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划这些和其他一些改革，是为了加强天皇的权力，而且，是在将它们与前部族结构相比较后才付诸实践的。但实际上，日本人改变和调整了他们从中国借鉴的一切东西。他们允许世袭贵族保有大地产，从而限制了天皇的权力。他们借用了汉字，但发展起自己的文字系统。他们借来了儒家学说，但修改了其道德标准，调整了其政治学说，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同时还保留了日本本土的神道教。他们以唐都长安为榜样，在奈良和京都先后建立了新的京城，但无论寺院、楼阁、神龛或庭园，都确实无误地具有日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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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德川幕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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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年大化改新所引进的中国的帝国组织体制明显地生效了很长一段时期。不过，到12世纪，它已为日本种种封建制所破坏和取代。一个原因是，国司们沉溺于京都的享乐，往往将自己的权力、职责委托给地方部属。另一原因是，强大的地方家族和佛教团体总是渴求着土地，并常以暴力夺取土地。这些趋向使纳税土地的数量减少，从而意味着使自耕农的税收负担增加。于是，自耕农们或者逃亡到北部边境地区，用武力驱走那里的阿伊努人，或者将自身连同土地寄托给庄园主。这使他们可以免除赋税，得到保护，但付出的代价是自己转沦为农奴。这一过程的最后结果是，到12世纪末，纳税土地仅占全部耕地的10%甚或以下，地方政权已由新兴的农村贵族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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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由于帝国军队的瓦解，农村贵族还成为居支配地位的军事力量。大化改新规定，凡20岁至60岁之间的男性国民都必须服兵役。但是，应征士兵得自备武器和给养，而且，其固定赋税不予减免。这一规定被证明是难以实行的，于739年被废弃。政府军职成为通常由颓靡的宫廷贵族担任的挂名职务。结果，对阿伊努人的战争由农村贵族指挥。他们成为骑马武士，并逐渐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直至完全超越帝国军队。这时，一种封建关系在农村贵族和他们的随从即“侍”（字面含义是“为人服务者”）之间发展起来。这种关系以一种理想化的道德规范即“武士道”为基础。侍享有一些特殊的法定权利和礼仪上的权利，作为回报，他们须绝对服从其主子的调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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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2世纪，日本为一些相互竞争的封建领主集团所控制。最后，一个封建领主脱颖而出，从天皇那里取得了“征夷大将军”称号，并有权指定自己的继承人。此后，日本为一系列幕府将军所统治。他们控制着军事力量，而天皇继续在京都过着隐居生活。这些家族中最重要的是1603年由德川家康建立的德川幕府，它对全国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868年王政复古和明治维新开始。德川家康及其直系继承者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使其家族统治永存的政策。德川政权的物质基础在于幕府直辖领地。它占全部可耕地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由分布在全国诸战略要地的大庄园组成，提供了防范有可能心怀敌意的大名的控制点。幕府最高职务均由德川家族成员或其家臣担任。天皇从幕府得到的财政收入能维持其本人及一小群宫廷贵族的日常用度，但天皇没有政治职责或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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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 江户时代的武将德川家康下令建造的一座城池——名古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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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严格、世袭的等级结构永存，是德川幕府为防止任何可能破坏其统治的变化而做出的部分努力。居这一等级结构之首的，是占人口百分之六的贵族。绝大多数日本人是农民，为第二等级；它包括无地的佃农以及拥有从1.25英亩至85英亩不等土地的地主。不管其地位如何，这些农民生产了稻米，归根到底，供养了贵族。实际上，贵族也是用稻米来衡量其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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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幕府确认的最后两个等级，依次为手工业者和商人。德川幕府时，长期的和平与安定使城市居民的人口和财富大大增加。德川幕府通过提倡儒家朱熹学派，为其政权奠立思想基础。因为儒家强调孝顺长者、忠于上级的美德，认为任何社会集团里都该如此。在理想的日本家庭中，父权是绝对的、无可争辩的，这一点甚至比在中国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表达。对德川幕府来说，尤具吸引力的是，儒家还强调了政治上的合法正统地位的伦理基础和一切守旧的品德。这种意识形态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日本的家庭制度，尤其是武士制度，由于服从于幕府将军或大名的利益而与社会紧密地融为一体。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和谐远远超过中国，从而为民族团结和民族活动提供了根本基础，为日本19世纪的明治维新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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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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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与西方的早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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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幕府维持现状的政策，一度因西欧人的闯入而受到威胁。16世纪中期，最早来到日本的是葡萄牙商人，他们发现，经营中、日两国间的贸易可牟取厚利。由于倭寇的骚扰抢劫，明朝皇帝禁止与日本的一切贸易交往。葡萄牙人迅速地乘隙而入，用中国的黄金和丝绸交换日本的白银和铜，使生意大为兴隆。葡萄牙商人将传教事业和贸易活动结合起来。方济各·沙勿略和耶稣会其他神父于1549年抵达日本，经许可到民众中间传道说教。他们取得了罕见的成功，原因显然在于，他们的福音传教士的改宗方法满足了当时惨遭蹂躏的农民的情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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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时，荷兰商人，还有少数英国商人，与葡萄牙人并肩活跃于日本。这些欧洲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使日本人获得了新的行动自由。他们此时能对传教士采取行动而无须担心贸易损失。而且，他们的确想限制传教士，因为他们担心传教士的成功会破坏日本的传统社会。1614年，德川家康颁布命令：所有传教士都必须离境，他们的信徒（这时已达30万）必须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个命令得到了无情的执行。作为一种控制手段，德川幕府还强迫天主教徒隶属某一佛寺；许多教徒因拒绝而被处死，传教士也遭到杀害。但是，区别商业活动和宗教活动往往是很困难的。因此，日本人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1624年，驱逐所有西班牙人，因为西班牙人以往最目中无人，看起来最富有侵略性。1637年，强迫所有葡萄牙人离境，仅留下了荷兰人；荷兰人对传布天主教从未表示过兴趣。此后，荷兰人成了得到通商许可的唯一的欧洲人，不过通商仅限于长崎港的出岛上，并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一孤立主义政策到1636年被进一步扩大到日本臣民中：禁止日本人出国，违者处死刑。随后日本便开始了其长达两个多世纪的闭关自守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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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这一排斥所有外来影响、保持国内现状一成不变的政策，是为了使德川幕府的统治永存。实际上，这一政策是非常有效的。日本再度统一，并像法国大革命以前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那样，受到中央集权制政府彻底、有效的政治控制。但是，为了这种安全和稳定，日本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日本没有经历过西欧在这一时期中所经历的种种使自己充满活力的历史变革运动；在日本，封建制度仍在继续，没有宗教改革运动或反宗教改革，没有海外扩张。对日本人来说，和中国人一样，两个世纪的令人宽慰的闭关自守的代价是，制度和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了。这一点，在19世纪中叶欧洲人强行闯入与世隔绝的东亚世界时，变得非常明显；而且，这种明显对日本人较之对中国人来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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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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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协会历史教师服务中心提供了有用的带注释的参考书目：J. W. Hall所著的Japanese History （1961）、C. O. Hucker所著的Some Approaches to China’s Past（1973）和J. K. Fairbank所著的New Views of China’s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1968）。有关东亚文化的原始资料有：W. T. de Bary等人所著的Source of Chinese Trad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60）和R. Tsunoda等人所著的Sources of the Japanese Trad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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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整个东亚的权威性研究的著作是E. O. Reischauer和J. K. Fairbank合著的East Asia: Tradition and Civilization（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78）。标准的中国通史的著作有W. Rodzinski所著的The Walled Kingdom: A History of China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Free出版社，1984）和C. O. Hucker所著的China’s Imperial Past: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Stand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5）。另外，值得注意的是M. Elvin所著的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d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3），该书分析了为何中世纪中国的科技才能未能导致一场工业革命的原因。日本比较历史的著作有E. O. Reischauer所著的Japan: The Story of a Nation, rev. ed.（Knopf出版社，1970）；G. B. Sansom所著的Japan,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rev. ed.（Prentice Hall出版社，1944）和该作者的权威性著作，A History of Japan, 3 vols.（Stand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8—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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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关东亚与西方的最初接触，见D. F. Lach所著的多卷本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65ff.）；W. Franke所著的China and the West （Blackwell出版社，1967）；G. F. Hudson所著的Europe and China: A Stud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Earliest Times to 1800（Beacon出版社，1961）；C. R. Boxer所著的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Martinus Nijhoff出版社，1948）、C. R. Boxer所著的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51）和J. D. Spence所著的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Viking出版社，1984），后者通过利玛窦的经历，描述了两种文化有趣的并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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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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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第二十章 扩张中的西方文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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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只要想做，没有什么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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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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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只有通过信仰，而不是其他任何手段，才能回报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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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