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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5世纪中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绘画达到成熟阶段。在佛罗伦萨，继马萨乔之后是桑德罗·波提切利（1444—1510年）和多才多艺的天才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年），达·芬奇既是画家，又是雕塑家、音乐家、建筑师和工程师。因此，达·芬奇是“文艺复兴的新人”的代表。1994年11月15日，他的72页的笔记，即著名的《哈默手抄本》（Codex Hammer）在伦敦以3080万美元的价格被出售。在这本手稿中，他思考天为什么是蓝的，山顶上为什么会有化石。他还预言了潜水艇和蒸汽机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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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3 桑德罗·波提切利的著名画作《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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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到1550年，在经历了辉煌成就的两个世纪之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衰落。衰落的一个原因是1494年法国的入侵，它引发了其后数十年欧洲各列强卷入的战争，并使意大利半岛遭受了严重破坏。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更基本的原因是瓦斯科·达·伽马1498年5月20日在印度卡利卡特港的登陆使意大利遭受的经济打击。它结束了意大利人作为西欧和东方贸易中间人的有利可图的垄断地位。在1502年至1505年的4年中，威尼斯人在亚历山大港平均每年只能获得100万英镑的香料，而在15世纪的最后几年中，他们平均每年获得的香料高达350万英镑。相反，葡萄牙所进口的香料则从1501年的22.4万镑上升到1503年至1506年4年中的年均230万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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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这种商业衰退更为严重的是工业的衰退。几个世纪以来，意大利一直向北欧和近东出口工业产品，尤其是纺织品，并从银行服务业和海洋运输业中获取大量的收入。但是，到16世纪后期，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已超越了意大利人。意大利人受到行业规定的限制、税收高和工资成本高的阻碍，未能生产出适应不断变化的口味的产品。因此，1560年至1580年间，佛罗伦萨的毛织品产量平均每年是3万匹，但在1590年至1600年间却下降到1.3万匹，而到1650年只有6000匹。同样，威尼斯的毛织品产量大约在1600年时是2万匹至3万匹，但到1700年却下降到2000匹。意大利和北欧国家之间的这种差距因殖民地贸易的日益重要而进一步加大；意大利城市由于没有海外殖民地而被排除在殖民地贸易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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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在的说法，曾经是中世纪欧洲发达地区的意大利此时变成了欠发达地区。因此，意大利只能以向北欧国家出口原料（石油、酒、小麦、羊毛和生丝）来换取工业产品。这就意味着城市和贵族在意大利不再占主导地位，他们的重要性正为具有封建特征的土地拥有者所替代。于是，文艺复兴的经济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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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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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艺复兴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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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并不是仅发生在意大利的个别现象，它的新事物在16世纪传到了北欧。这些传播者是意大利的外交官、受北欧国家君主雇佣的意籍将军和加快书籍和思想传播的印刷制品。在北向传播的过程中，文艺复兴的特征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主要体现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在北欧则更多地反映在宗教和道德领域。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比如德国画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1471—1528年）和小汉斯·霍尔拜因（1497—1543年）的作品、芬兰画家凡·艾克和皮特·勃鲁盖尔的作品就很明显。勃鲁盖尔是北欧最不正统和最具社会意识的艺术家。他从前辈的传统主题——宗教事务和对处于奢侈环境中的商人家庭的描绘——中脱离出来，主要描绘农民日常生活的景色。他还用艺术来反抗西班牙人在荷兰的统治，如他的绘画作品《无辜平民大屠杀》描绘了西班牙士兵杀戮妇女和儿童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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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4 勃鲁盖尔表现西班牙士兵残酷屠戮妇女儿童的《无辜平民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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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识字的人比东南欧地区的人更普遍，因此印刷品在该地区的影响特别大。大量的印刷品自然引起了大众对政治和宗教问题的焦虑，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宗教改革和随后爆发的宗教和王朝战争。印刷制品还刺激了早期现代历史上全国性文学流派的发展。路德对《圣经》的翻译奠定了德国现代文学的基础。同样，詹姆斯国王版的《圣经》和莎士比亚（1564—1616年）的戏剧奠定了英国现代文学的基础。在西班牙，米格尔·德·塞万提斯（1547—1616年）以其小说《堂·吉诃德》也为民族语言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法国，弗朗索瓦·拉伯雷（1494—1553年）和米歇尔·德·蒙田（1533—1592年）充当了这一角色。这些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在1653年法兰西学院建立时无疑得到了承认，建立这个学院的目的是正式规定民族语言的词汇和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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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说，文艺复兴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很明显，对人的重新强调和对人所能取得的成就的重新强调，显然比之前的中世纪的观点更能导致海外扩张。另一方面，这一点很容易被夸大，因此需要认真地加以限制。事实上，欧洲的文艺复兴并不是以科学为导向的。其代表人物对美学和哲学精神的重视更甚于客观主义和怀疑主义。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中世纪的某些思想方式。他们坚持崇尚和相信不可知和幻想的事物。他们继续寻找哲学家们所说的能将其他金属变成黄金的石头。他们仍然相信占星术，并把它与天文学相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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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5 文艺复兴时代印刷品的一页。印刷制品使得文艺复兴时代知识的传播成为可能。但是，当时没有什么比《圣经》更能激发人们的思想。随着1454年古登堡版《圣经》的发行，学者们能得到可靠的和标准的《圣经》，因此能对《圣经》进行讨论和争论，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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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比利亚海外扩张的先驱者绝对不是“文艺复兴人”。例如，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被他同代的人描述为一个刚硬、虔诚、具有骑士品格的苦行者，而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尽管亨利是水手和地图绘制者的慷慨资助者，但他对学术和艺术并不感兴趣。据说，他资助萨格雷斯一所天文和数学学校的故事也是虚构的。因此，“新知识视线”迅速扩大的刺激作用，并不说明1500年以前欧洲向外扩张的根源，更多的是说明1600年以后知识爆炸所提供的推动力和不可抗力。的确，欧洲的扩张就其本身而言十分重要。事实仍然是西欧有一个知识蓬勃发展的时期，而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则没有这个时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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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奥斯曼帝国，穆斯林学院强调神学、法学、修辞学，从而牺牲了天文学、数学、医学。从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不知道也完全没有兴趣了解西方正发生的一切。穆斯林土耳其人不相信基督教异教徒能教给他们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不过，常常会有一位极富远见的人警告人们留意这张将奥斯曼帝国与临近基督教世界分离开来的知识铁幕的危险性。其中一个声音来自卡提比·舍勒比——17世纪上半叶土耳其著名的书志编纂家、百科全书作家和历史学家。由于家境贫寒，他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但这恰恰就是一件幸事，因为这使他免受了当时那种典型的奥斯曼教育，即对肤浅的、专业分类过细的穆斯林神学的专门研究。他的自学经历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能接受西方知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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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勒比的作品之一是一本篇幅短小的海军手册，此书是他根据1656年奥斯曼舰队在海上遭遇的一次惨败而编写的。在该书的前言中，舍勒比强调了掌握地理科学和绘制地图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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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掌管国家事务的人来说，地理科学知识是必须掌握的。他们可以不知道整个地球是什么样的，但至少应该知道奥斯曼帝国和相邻国家的地图。这样，当他们必须派部队作战时，就可以在熟悉情况的基础上进行，从而使攻击敌区、保护和守卫边境地区成为一件更为容易的事。同那些不懂地理科学的人商量是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结果的，即便他们是当地的老兵，情况也是如此。这样的老兵大多完全不能粗略地绘出自己家乡地区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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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充分地、令人信服地证明学习这门科学的必要性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异教徒通过应用和尊重学问中的那些分科，发现了新大陆并侵占了印度的一些市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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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勒比明了欧洲的知识进步与海外扩张的联系。舍勒比在他1657年临死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中，告诫他的同胞，如果不放弃教条主义，他们将很快会“用张得像牛眼一样大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他的预见是先知先觉的。土耳其人仍然固守着他们的宗教蒙昧主义，他们像其他非西方民族一样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基督教异教徒用他们的新知识最终不仅成为美洲大陆的主人，而且成为古代伊斯兰教帝国和儒教帝国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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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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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德国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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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一词像“文艺复兴”一词一样容易使人产生误解。马丁·路德开始是一个改革家，但最终却成为一个革命家，被迫用他的基本信念的道理反对和抵抗罗马教会的基本理论。表面上看，宗教改革可以解释为对教会某些弊病做出的反应，其中包括：许多传教士的文盲状况、有些牧师包括教皇的放荡生活、对宗教场所的出售、（不受教会法律约束的）特许和（免除罪恶的）豁免。这些弊病很容易激怒人们，但它们只是新教徒进行宗教改革的借口，而不是根源。的确，当宗教改革开始时，教会内部虔诚的天主教徒也开始了他们的改革尝试，以改变这些情况。为了解释这一打破一体化的古老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变动，有必要透过这些弊病去考察某些已建立了数世纪之久的历史力量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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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因素是，14世纪的“巴比伦监禁”事件削弱了教皇的威信，当时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士兵逮捕了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继这一逮捕之后，是教廷迁至阿维尼翁，在那里教皇不得已从属于法国势力。对教皇的威信损害更大的是14世纪末的“教会大分裂”事件。两个教皇，一个在罗马，一个在阿维尼翁，各自宣布是圣彼得的合法继承人，并把对方逐出教会。宗教改革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早些时候的异教徒如英国的约翰·威克里夫和波希米亚的约翰·胡斯的异端学说。后者于1415年在康斯坦茨会议的火刑柱上被烧死，但是一个世纪后，当路德宣传与他相近的教义时，他的追随者们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