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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得造船技术方面的进步和掌握大气环流的规律之后，欧洲人便能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的优势，横跨大西洋，获取美洲新大陆的财富了。当然，西非也像伊比利亚半岛一样伸入大西洋，但是，数世纪以来，西非的贸易一直是直接向北穿过撒哈拉沙漠到达地中海来进行的。东非的索法拉港口也进行海外贸易，但这种贸易自然只是向东跨越邻近的印度洋来进行的。索法拉比加那利群岛（哥伦布航海的出发点）离美洲还要远3000英里，中国就更远了。所以，地理位置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它和其他几个因素一起决定了哥伦布是一个欧洲人，而不是非洲人或亚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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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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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本主义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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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因素都决定了哥伦布是一个欧洲人，因此，正是欧洲经历了从美洲大量涌入的金银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刺激。这些金银的流入量巨大，以致16世纪欧洲银的储量增加了两倍，金的储量增长了20%。除了这笔从美洲大陆飞来的横财之外，欧洲也因众多海外事业而变得更加富有。利润从奴隶贸易、香料贸易、殖民地的进出口贸易乃至海上掠夺中源源而来。这种外在的经济繁荣与前面提到的内部商业竞争和技术进步结合在一起，导致了欧洲经济中货币使用的极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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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化削弱了罗马帝国崩溃后发展起来的封建秩序。一旦农奴们知道可以通过逃到发展中的城市或东部边疆开垦的土地上而获得自由，农奴制的束缚就再也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地主们不得不修改他们的要求，否则就有失去劳动力的风险。西欧农奴越来越多地用货币而不是劳动支付地租，这样一来，封建领主就变成了地主，农奴则变成了自由农民。农奴制的衰落是欧洲扩张的先决条件，它创造了一个流动性更强的社会；这个社会能够积累资本，提供组织，解放探险、征服和移民事业所需的劳动力。欧洲各国海外事业的成功程度与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程度成正比，这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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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货币的使用也削弱了城市里的手工艺和商业封建行会。行会对工艺、定价和交易等做法都有严格规定，它并非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维护传统的生活方式。行会会员接受“公平价格”的观念，认为以牺牲同行来获取利润是不道德的，是绝对违背基督教教义的。但是，这些观念和做法随着企业家的出现被破坏了。这些企业家绕过行会，自己购买原材料，提供给乡下闲着的、靠计件工资从事劳动的手艺人。这种“外包”制度的基本原理是利润，而不是“公平价格”。企业家们在支付原材料和人力费用上尽力压低价格，而在出售产品时则尽可能抬高价格，以确保其投资回报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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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经济的改变不仅是因为货币的使用日益广泛，而且还因为铸造出各地通用的标准硬币，以及银行和信用票据的发展。佛罗伦萨城于1252年率先铸造金币弗罗林，不久其他城市和国家也都纷纷仿效。早在12世纪时，意大利便已出现种种形式简单的汇票。渐渐地，首先在意大利，其后在北欧，出现了一些强大的金融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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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2 科西莫·迪·美第奇（1389—1464年），佛罗伦萨的银行家和政治家，在其有生之年一直都是该城最富有的人和最成功的政治家。该画像由本托姆所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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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欧洲所发生的，是历史性地转向一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经济制度，即今天我们所称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被定义为“……一种以牟利为动机，以各种精心设计的、往往是间接的方法、通过利用大量的资本积累来赚取利润的制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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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出现是划时代的。它不仅仅影响了经济，还影响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在中世纪早期，货币还处于边缘，很少被人使用，但是，到中世纪晚期，它已为欧洲日后的迅速崛起提供了能量。在此前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中，没有一个是建立在成长的观念上的。它们的目标仅仅是保持、而不是提高过去较好的物质生活水平。但是，从此以后，资本主义恰恰相反。利润被用来再投资，以增加用于生产的资本量。利润的“资本化”，即剩余价值被转化成更多资本，正是“资本主义”一词所包含的基本原理。新的“资本家”不再满足于糊口，他们渴望扩大财产。因此，他们在消费需要得到满足后也不会停止努力。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被16世纪最富有的银行家雅各布·富格尔概括成一句话：“只要我能赚钱，就让我赚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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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赚钱”，富格尔和他的同伴银行家们需要有向贷款收取利息的自由。但是，中世纪的教会长期以来一直在谴责导致高利贷的利息，说它是一种道德罪恶，“在上帝看来是一种最丑恶、最可憎的罪恶”。不过，到1548年，一些教会成员正恳求承认“适度的、可接受的高利贷”。这种改变很快就让位于这种犬儒的态度：“获取高利贷的人下地狱，不这么做的人只好去贫民窟。”如果在死后下地狱和生前受穷苦之间做选择，无疑高利贷会胜出。因此，正是富有的欧洲银行家们组织了很多合股公司，控制了所有的海上贸易，获取了源源不断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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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早期的合股公司相当于今天的跨国公司。这些新组织是进行经济动员和经济渗透最有效的工具。任何想用少量的钱做投机的人，都可以不冒自己整个前途之险而如愿以偿。对个人来说，有风险的仅在于他用以买进公司股票的那一部分钱，对于公司可能遭受的任何损失，他都无需进一步负责。而且，各投资者无需相识，无需彼此信赖，也无需关心市场的具体情况和公司的方针政策。具体的经营管理都委托给根据其责任心之强弱和经验之多寡而选拔出来的董事们，而这些董事又可以挑选可靠的人管理公司某一方面的业务。这种安排方式吸引了各种分散的人——伦敦的羊毛商、巴黎的零售店店主、哈莱姆的捕鲱鱼人、安特卫普的银行家或约克郡的地主——将他们的储蓄金投入各种商业冒险事业；从而能轻而易举地动员起欧洲资本，将大笔大笔的巨款投入各种海外事业。东方的商人由于受到自己或合伙人财力的限制，由于从家人或熟人中挑选经理，所以，谁也无法期望与强大的、非个人的合股公司竞争。合股公司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运行的工具。世界贸易为东印度公司、地中海东部公司、莫斯科公司以及至今仍然存在的哈得孙湾公司等公司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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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这样总结道：在欧洲的海外扩张中最重要的人物不是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而是那些拥有资本的企业家。他们虽是留在国内港口的商人，但他们“负责建立了很多殖民地……维持了殖民地的供给……开辟了新的市场，找到了新的土地，使整个欧洲富裕起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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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但在现代早期主宰了世界的经济，而且时至今日仍然如此。其原因可以在它的主要原则中找到：利润或死亡。为了逃避死亡，数世纪以来，资本家们通常会用两种方式追求利润最大化：减少工人工资和通过改进技术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第一种方法曾被广泛使用，但效果有限，因为如果要工人们活着、健康、从事生产，显然必须给他们最低的工资保障。第二种改进技术的战略则可以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事实上，事态的发展正是如此：技术革新不断地以加速度进行着，这在今天的高科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解释了为什么现代早期欧洲资本家能以不断革新的技术和合股公司控制全球经济，同样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资本家能以他们的生物科技、信息科技和跨国公司继续控制世界经济。正如几个世纪前欧洲的合股公司在美洲建立殖民地，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将市场渗透到中东和远东一样，今天，同样的内在动力驱使跨国公司把工厂从一个大陆移向另一个大陆，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建造起金色的拱门，甚至在北京富有历史意味的天安门广场附近也建起了一个可容纳500人的肯德基餐厅；在那里可以看到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纪念堂。而且在北京的新餐厅使用的也是相同的、只不过是用中文写成的广告词：“好到吮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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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3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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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君主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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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期“新君主”的出现与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可以相提并论，他们创建了更具凝聚力的政治结构。到15世纪末，民族君主国的趋势已很明显，西班牙的斐迪南（1479—1516年在位）和伊莎贝拉（1479—1504年在位）、英国的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1515—1547年在位）等君主主政下的政治结构都已非常强大。这些统治者成功的原因之一是随着火炮的诞生而来的军事技术革命。封建领主不再可能躲在城堡后面抵抗皇室的权威。只有民族君主拥有购买枪支、火药、子弹和为此提供必要的后勤保障所必需的财政资源和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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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君主的另一个动力之源是与新兴的商人阶级所结成的非正式联盟。君主们从商人阶级那里得到必要的财政支援，也得到能干、恭顺的官员，为不断扩大的国家官僚机构配备工作人员。作为回报，皇室力量的巩固帮助市民们结束频繁的封建战争，废除五花八门的地方封建自治政权，因为这些政权各自都有自己的关税、法律、衡量制和货币。它们设立了许多征税站；迟至14世纪末，在易北河旁有35个，在莱茵河两岸有60多个，在塞纳河沿河一带也有这么多，如果船载谷物沿塞纳河行驶200英里，花费的钱将达所载谷物售价的一半。因此，对企业主来说，消除这样的国内壁垒显然是一大恩惠。君主们还特许一些日益完善的皇家法庭，以支持手工业者，有时，还支持整个行业，像法国的戈布兰挂毯业和塞尔夫瓷器业就曾得到过法庭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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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有的政体一样，新君主们自然也有他们的辩护者和使之合理化的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马基雅维利亲眼目睹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各城邦之间残酷无情的竞争，认为政治就是权力斗争，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他在《君主论》一书中，为渴望统一分裂的意大利半岛、摆脱法国和西班牙入侵者的君主们提供了一些指导。他用冷酷无情的现实主义，抵制任何道德的制约，阐明了政治与宗教和哲学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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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君主们执行以《君主论》的观念为基础的战略，必然会与欧洲的两大机构——教会和帝国——发生冲突。通过联姻引起轰动性的西班牙王朝的崛起更是加剧了这一冲突。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把他们的女儿胡安娜嫁给了哈布斯堡家族的腓力。这一联姻的结晶——查理——继承了统一的西班牙王国以及西班牙在美洲大陆和意大利（撒丁、西西里、那不勒斯）的属地。他还继承了哈布斯堡王室在中欧的土地（奥地利、施蒂里亚、卡林西亚、卡尼奥拉的公爵领地和蒂罗尔州）。此外，查理的祖母——勃艮第的玛丽——还将勃艮第领地、法兰克——孔德、卢森堡和富饶的尼德兰留给了他。为了成为这一庞大帝国的君主，查理于1519年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尽管法国君主弗朗索瓦一世和英国君主亨利八世反对。这样，在19岁时，查理五世便成为7个世纪前查理曼帝国解体以来治下领土最大的一位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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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西欧世界似乎又要在一个广大的国际机构下统一起来。但是，欧洲其他王朝，特别是法国的瓦卢瓦王朝决心阻止哈布斯堡王室的霸权。其结果是一系列半宗教半王朝的长期战争。随之而来的是更具灾难性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一场波旁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为争夺欧洲大陆的控制权而发生的战争。三十年战争的主要受害者是平民，因为他们处于军纪涣散、常常拿不到军饷的雇佣兵的蹂躏之下。德意志和波希米亚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结果，城市和乡村哀鸿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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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的领土条款并未能维持很久，但它们总的影响是明确的。此后，单一主权国家被认为是国际政治的基本单元，人们根据外交实践中普遍接受的原则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于是开始了一个由无限制主权的国家组成的、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一个从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国际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