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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赚钱”，富格尔和他的同伴银行家们需要有向贷款收取利息的自由。但是，中世纪的教会长期以来一直在谴责导致高利贷的利息，说它是一种道德罪恶，“在上帝看来是一种最丑恶、最可憎的罪恶”。不过，到1548年，一些教会成员正恳求承认“适度的、可接受的高利贷”。这种改变很快就让位于这种犬儒的态度：“获取高利贷的人下地狱，不这么做的人只好去贫民窟。”如果在死后下地狱和生前受穷苦之间做选择，无疑高利贷会胜出。因此，正是富有的欧洲银行家们组织了很多合股公司，控制了所有的海上贸易，获取了源源不断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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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早期的合股公司相当于今天的跨国公司。这些新组织是进行经济动员和经济渗透最有效的工具。任何想用少量的钱做投机的人，都可以不冒自己整个前途之险而如愿以偿。对个人来说，有风险的仅在于他用以买进公司股票的那一部分钱，对于公司可能遭受的任何损失，他都无需进一步负责。而且，各投资者无需相识，无需彼此信赖，也无需关心市场的具体情况和公司的方针政策。具体的经营管理都委托给根据其责任心之强弱和经验之多寡而选拔出来的董事们，而这些董事又可以挑选可靠的人管理公司某一方面的业务。这种安排方式吸引了各种分散的人——伦敦的羊毛商、巴黎的零售店店主、哈莱姆的捕鲱鱼人、安特卫普的银行家或约克郡的地主——将他们的储蓄金投入各种商业冒险事业；从而能轻而易举地动员起欧洲资本，将大笔大笔的巨款投入各种海外事业。东方的商人由于受到自己或合伙人财力的限制，由于从家人或熟人中挑选经理，所以，谁也无法期望与强大的、非个人的合股公司竞争。合股公司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运行的工具。世界贸易为东印度公司、地中海东部公司、莫斯科公司以及至今仍然存在的哈得孙湾公司等公司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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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这样总结道：在欧洲的海外扩张中最重要的人物不是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而是那些拥有资本的企业家。他们虽是留在国内港口的商人，但他们“负责建立了很多殖民地……维持了殖民地的供给……开辟了新的市场，找到了新的土地，使整个欧洲富裕起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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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但在现代早期主宰了世界的经济，而且时至今日仍然如此。其原因可以在它的主要原则中找到：利润或死亡。为了逃避死亡，数世纪以来，资本家们通常会用两种方式追求利润最大化：减少工人工资和通过改进技术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第一种方法曾被广泛使用，但效果有限，因为如果要工人们活着、健康、从事生产，显然必须给他们最低的工资保障。第二种改进技术的战略则可以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事实上，事态的发展正是如此：技术革新不断地以加速度进行着，这在今天的高科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解释了为什么现代早期欧洲资本家能以不断革新的技术和合股公司控制全球经济，同样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资本家能以他们的生物科技、信息科技和跨国公司继续控制世界经济。正如几个世纪前欧洲的合股公司在美洲建立殖民地，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将市场渗透到中东和远东一样，今天，同样的内在动力驱使跨国公司把工厂从一个大陆移向另一个大陆，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建造起金色的拱门，甚至在北京富有历史意味的天安门广场附近也建起了一个可容纳500人的肯德基餐厅；在那里可以看到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纪念堂。而且在北京的新餐厅使用的也是相同的、只不过是用中文写成的广告词：“好到吮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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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3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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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君主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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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期“新君主”的出现与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可以相提并论，他们创建了更具凝聚力的政治结构。到15世纪末，民族君主国的趋势已很明显，西班牙的斐迪南（1479—1516年在位）和伊莎贝拉（1479—1504年在位）、英国的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1515—1547年在位）等君主主政下的政治结构都已非常强大。这些统治者成功的原因之一是随着火炮的诞生而来的军事技术革命。封建领主不再可能躲在城堡后面抵抗皇室的权威。只有民族君主拥有购买枪支、火药、子弹和为此提供必要的后勤保障所必需的财政资源和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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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君主的另一个动力之源是与新兴的商人阶级所结成的非正式联盟。君主们从商人阶级那里得到必要的财政支援，也得到能干、恭顺的官员，为不断扩大的国家官僚机构配备工作人员。作为回报，皇室力量的巩固帮助市民们结束频繁的封建战争，废除五花八门的地方封建自治政权，因为这些政权各自都有自己的关税、法律、衡量制和货币。它们设立了许多征税站；迟至14世纪末，在易北河旁有35个，在莱茵河两岸有60多个，在塞纳河沿河一带也有这么多，如果船载谷物沿塞纳河行驶200英里，花费的钱将达所载谷物售价的一半。因此，对企业主来说，消除这样的国内壁垒显然是一大恩惠。君主们还特许一些日益完善的皇家法庭，以支持手工业者，有时，还支持整个行业，像法国的戈布兰挂毯业和塞尔夫瓷器业就曾得到过法庭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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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有的政体一样，新君主们自然也有他们的辩护者和使之合理化的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马基雅维利亲眼目睹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各城邦之间残酷无情的竞争，认为政治就是权力斗争，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他在《君主论》一书中，为渴望统一分裂的意大利半岛、摆脱法国和西班牙入侵者的君主们提供了一些指导。他用冷酷无情的现实主义，抵制任何道德的制约，阐明了政治与宗教和哲学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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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君主们执行以《君主论》的观念为基础的战略，必然会与欧洲的两大机构——教会和帝国——发生冲突。通过联姻引起轰动性的西班牙王朝的崛起更是加剧了这一冲突。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把他们的女儿胡安娜嫁给了哈布斯堡家族的腓力。这一联姻的结晶——查理——继承了统一的西班牙王国以及西班牙在美洲大陆和意大利（撒丁、西西里、那不勒斯）的属地。他还继承了哈布斯堡王室在中欧的土地（奥地利、施蒂里亚、卡林西亚、卡尼奥拉的公爵领地和蒂罗尔州）。此外，查理的祖母——勃艮第的玛丽——还将勃艮第领地、法兰克——孔德、卢森堡和富饶的尼德兰留给了他。为了成为这一庞大帝国的君主，查理于1519年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尽管法国君主弗朗索瓦一世和英国君主亨利八世反对。这样，在19岁时，查理五世便成为7个世纪前查理曼帝国解体以来治下领土最大的一位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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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西欧世界似乎又要在一个广大的国际机构下统一起来。但是，欧洲其他王朝，特别是法国的瓦卢瓦王朝决心阻止哈布斯堡王室的霸权。其结果是一系列半宗教半王朝的长期战争。随之而来的是更具灾难性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一场波旁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为争夺欧洲大陆的控制权而发生的战争。三十年战争的主要受害者是平民，因为他们处于军纪涣散、常常拿不到军饷的雇佣兵的蹂躏之下。德意志和波希米亚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结果，城市和乡村哀鸿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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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的领土条款并未能维持很久，但它们总的影响是明确的。此后，单一主权国家被认为是国际政治的基本单元，人们根据外交实践中普遍接受的原则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于是开始了一个由无限制主权的国家组成的、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一个从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国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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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扩张前夜的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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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的历史主要由欧洲的海外扩张和随后在20世纪中欧洲诸帝国的解体所主导。欧洲重大的扩张很大程度上是本章分析的各种历史力量——技术的进步、人口的增长、由此带来的经济生产力和资源的增长、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的出现以及新君主国的兴起——的产物。正是这些欧洲君主国向合股公司发放了特许状并支持他们——必要时甚至可以动用他们的皇家海军。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王室就为哥伦布和达·伽马提供了他们取得这些成就所必需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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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这一由各种势力、制度和传统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独特复合体的意义，通过中国明朝派出的著名远航探险队的惊人历史，可以得到有力的说明（见地图20）。1405年至1433年间的七次远航冒险都是在一个名叫郑和的明朝宦官的指挥下进行的。这些探险队的规模和取得的成就之大令人吃惊。第一支探险队由62艘船组成，共载约2.8万人。一般的船宽150英尺、长370英尺，而最大的船宽180英尺、长444英尺。它们与哥伦布的小旗舰——宽25英尺、长120英尺的“圣玛丽亚号”——相比，是名副其实的浮动宫殿，而“圣玛丽亚号”又比哥伦布的另外两艘船“平塔号”和“尼娜号”要大一倍。中国探险队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所取得的成就方面也给人以深刻印象。它们绕东南亚航行到印度；有些船继续西航到亚丁和波斯湾口；而个别船则驶入非洲东岸的一些港口。我们应该记得，在这一时期，葡萄牙人只是刚刚开始沿非洲海岸探寻航路，直到1445年他们才抵达佛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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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20 15 世纪早期中国人和葡萄牙人的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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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这些非凡的远航探险到1433年却由于宣德皇帝的命令而突然停止。为什么要它们停止正如为什么会使它们首先开始那样，至今仍是个谜。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倘若在欧洲，这种停止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中国的皇帝能够并的确发布过一道道对其整个国家有约束力的命令；欧洲绝无这样的皇帝，只有一些相互对抗的民族君主国，它们在海外冒险事业方面互相竞争着，而且，没有任何帝国当权者会阻止它们这样做。西北欧的商人也与中国的商人完全不同，他们有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这种权力和声望保证了任何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的法令都是不可能实施的。此外，欧洲有与外界进行贸易的传统，欧洲对外国产品有真实的需要和强烈的需求，而中国则完全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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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4 中国台湾一座古堡中的壁画，描绘的是郑成功横渡台湾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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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欧洲有一种强大的推动力——一种牟利的欲望和机会。西欧的这种独特性在当时欧洲人和中国人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1618年时，张燮写道：“如果和那些蛮族人接触，你就像摸摸蜗牛的左角，根本没有什么可怕的。人们唯一真正应该担心的事情是掌握应对海上风浪的方法，最可怕的危险是那些渴望利润且贪得无厌的想法。”[4]与此相反，葡萄牙船长乔·里贝罗则在1685年吹嘘道：“从好望角往前，我们不愿意让任何事情脱离我们的控制，我们急于得到从索法拉到日本的 5000 里格的广大土地上的一切东西，没有一个角落我们不占领或不想控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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