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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于这一帝国行政结构顶端的是西印度事务院，它设置在西班牙，受到君主的严密监督。它负责一切重要的任命，并对殖民地事务行使一般管辖权。美洲的最高权力委托给坐镇在墨西哥城和利马的两名总督。墨西哥城的总督领导新西班牙总督辖区，它包括北美洲所有的西属殖民地以及西印度群岛、委内瑞拉和菲律宾群岛。利马的总督负责秘鲁总督辖区，它包括南美洲剩下的西属殖民地。这两大总督辖区再分成较小的单位，由检审法院即地方议会统辖。检审法院配备的工作人员是专业律师，他们通常没有过多的家族自豪感或军事野心，因而成为理想的王室仆人。16世纪时，这种检审法院在美洲有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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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3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是一位西班牙传教士，他站在美洲土著一边反对西班牙殖民者的暴行。他的作品描绘了西印度群岛上美洲土著所遭受的不人道的残酷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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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在美洲行政管理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对待印第安人。君主准许有功征服者，即所谓的“保护者”或大授地主，向指定的印第安村庄提取规定的贡物，还有权征集强迫的劳动。作为回报，大授地主必须服兵役并支付教区牧师的薪水。征集强迫劳动的规定显然打开了虐待土著的大门，因而，在16世纪中叶这一规定得到修改。迫使土著劳动的做法仍能实行，但这种强制是来自政府的官员而非民间的大授地主，而且，须按官方工资标准向如此征求来的劳动者支付报酬。毋庸置言，这些保护措施并不总能得到执行。诸殖民地距马德里太远了，它们彼此之间也过于隔绝。然而，事实依旧是，西班牙人严肃、认真地讨论了一个无先例可循的剥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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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班牙殖民地帝国的经济来说，最重要的事实是，有了土著劳动力，大量的金银便可从墨西哥和玻利维亚的矿山源源不断地流入。法律规定所有贵金属运至官署加盖戳记，并按其价值五分之一的比率纳税，即缴纳“五一税”。从1503年至1660年，西班牙从美洲得到了总计1.86万吨登记白银和200吨登记黄金。未经登记、私自运入西班牙的金银据多方估计占总数的10%至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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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开矿外，拉丁美洲的主要产业是大庄园农业和牲畜业，以及位于热带沿海地区的种植园的单一经营。大庄园雇用印第安劳力生产粮食，以供自己消费和出售给附近的城市及矿区。种植园则完全不同，主要使用从非洲进口的奴隶，而且仅仅生产一种供应欧洲市场的作物。最早的种植园是在大西洋诸群岛——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佛得角群岛和加那利群岛——种植甘蔗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以后，这种经营方式又在巴西和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以及稍后美洲的烟草、棉花和咖啡种植园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大庄园和种植园生产的动植物产品的价值稳步增长，以至于到17世纪早期，甚至超过了富于传奇色彩的金银出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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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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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伊比利亚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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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时，伊比利亚国家在欧洲的海外事业中遥遥领先，从东方的香料贸易和美洲的银矿、大庄园和种植园中获得了巨大财富。但是，到这一世纪末，它们却从其各自的领先地位急速倒退。法国、荷兰和英国正愈益成功地侵犯葡属东方帝国和西属美洲殖民地的权益。伊比利亚国家衰落的一个原因是它们卷入了16世纪、17世纪欧洲的宗教战争和王朝战争。西班牙的人力和财富，在反对新教徒的战争中，在反对强悍的土耳其人的数次战役中，在反对敌对王室特别是法国人的斗争中，被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耗尽。在发动这些战役时，西班牙统治者的过分扩张显然是致命的。他们试图不仅在海上、也在陆上扮演主要角色。他们的行动与后来英国的成功战略形成鲜明对照。英国的战略是置身于大陆事务的外围，只在势力均衡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才进行干涉。这种战略使英国人能全力以赴地保护、发展自己的殖民地。而西班牙则和法国一样，将注意力集中于欧洲大陆，并不断地卷入欧洲战争。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就是，英国人能建立起一个世界范围的庞大帝国，而西班牙人却先后失去了对自己帝国的经济控制和政治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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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伊比利亚国家无可置疑地为国外纠纷所削弱，但致使它们长期衰落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它们经济上一向依赖西北欧。它们在开始海外扩张以前是这样，在那以后依然如此。结果，它们也就不能利用自己新赢得的帝国所提供的经济良机；这些帝国同宗主国一样，受到西北欧国家的控制，成为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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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比利亚国家的经济从属性同中世纪后期欧洲经济中心从地中海盆地整个地转移到北方是有关系的。这一转移的原因在于，北欧的生产力不断加速发展（见第二十一章第一至三节），使得波罗的海——北海地区新的大宗贸易（谷物、木材、鱼和粗布）能超越地中海传统的奢侈品贸易（香料、丝绸、香水和珠宝）。随着欧洲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迎合一般平民的大宗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迎合少数富人的奢侈品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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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贸易由汉萨同盟控制，汉萨同盟在波罗的海和北海起了威尼斯和热那亚在地中海所起的作用。16世纪，荷兰人建立起一支庞大、有效的商船队，很快将他们的控制范围扩展到大西洋沿海一带，从而逐退了汉萨同盟。此前，大西洋贸易一向由携带奢侈品向北航行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所控制，而如今，则由携带散装货朝南行驶的荷兰人控制。在这一新的贸易格局中，伊比利亚国家的经济从属性在输出品方面表现得很明显。它们的输出品几乎全是原料——西班牙出口的是酒、羊毛和铁矿，葡萄牙出口的是非洲的黄金和盐。作为回报，它们得到了各种冶金产品、盐、鱼以及它们自己的羊毛——这些羊毛已由外国加工成织物。因此，相对北欧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而言，伊比利亚国家像意大利各国一样，此时正从发达的状态衰落为落后的社会（见第二十章第二节，意大利类似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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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经济落后的伊比利亚国家之所以能率先从事海外扩张，仅仅是因为它们幸运地兼备有利的地理位置、航海技术和宗教动力。但是，这一扩张没有经济实力和经济动力做后盾，这就说明了伊比利亚国家为什么不能有效地利用它们的新帝国。它们缺乏从事帝国贸易所必需的航运业以及能向西属美洲殖民地提供其所需的制成品的工业。诚然，有数十年西班牙的工业由于海外制造品市场的突然发展而得到促进，然而，约1560年前后，工业发展停止，随即便开始了长期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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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4 位于波多黎各圣胡安港的埃尔莫罗堡。这个巨大的城堡保卫着西班牙财宝舰队，它们每年将从墨西哥和秘鲁矿山中开采的金银运回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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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有悖常理的是，衰落的一个原因在于大批金银财宝源源流入国内，引起了急速的通货膨胀。西班牙的物价大致上涨为北欧物价的两倍，西班牙的工资仅略落后于剧增的物价，而欧洲其他地区的工资则控制得很低。这种膨胀使西班牙工业处于严重不利的地位，因为其产品过于昂贵，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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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与物价和工资的膨胀一样重要的是西班牙贵族即伊达戈对国民经济和国民准则的破坏性影响。虽然贵族和高级教士合起来还不到人口的2％，他们却拥有95%至97%的土地。因此，约占西班牙人总数95%的农民几乎全都没有土地。剩下的3%是教士、商人和专门职业者，其中有不少人为犹太人；就任何经济或社会的意义来说，他们都不能算一个中产阶级。比起享有社会地位和声望的贵族，他们大为黯然失色。由于贵族看不起经营商业或从事工业的职业、认为它们有失身份，这一偏见便成为国民准则。这也不仅仅是无谓的虚荣，因为伊达戈的确拥有一切好处——荣誉、免税和地产。地产比商业或工业财富更可靠。所以，有成就的商人的志向是获取地产、购买陷入穷困的王室所出卖的爵位，从而抛弃自己的阶级，成为伊达戈。这种伊达戈精神的破坏性影响在经济的各部门——在对牧羊业而非农业所显示的偏爱里，在对勤劳的犹太人和穆斯林的驱逐，以及议会对商业和工业利益所持的否定态度中——均可感觉到。因此，16世纪上半叶，西班牙突然繁荣的经济最终衰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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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衰退使克服伊比利亚传统的落后经济和对西北欧的经济从属不再可能。它也注定了伊比利亚的殖民地陷于相应的落后和从属地位。先是荷兰人，接着是英国人，控制了同西、葡两国殖民地的大部分运输业。西北欧人不久还供应了巴西和西属美洲所进口的制成品的90％及伊比利亚半岛本身所消费的制成品的大部分。虽然塞维利亚商会垄断着与殖民地的全部贸易，并以法律严禁外国人参与其间，但是，控制航运业并拥有殖民地所需的制成品的正是外国人。不可避免地，西班牙商人以他们自己的名义输出原属于外国商行、由外国制造的商品。此外，外国商人和金融家还煞费苦心地编造一连串谎言，通过代理人成为塞维利亚商会的成员。于是，合法成员为外国人经营的巨额代办交易很快就超过他们自己的合法交易。最终的结果从当时一位西班牙人以下这番抱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西班牙人在经过漫长而危险的长期航行之后从西印度群岛运来的一切，他们以鲜血和努力获得的一切，外国人轻易、舒适地夺走了，运回自己的祖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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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讽的是，西班牙海外事业的最后结果是进一步刺激西北欧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而在伊比利亚半岛，它仅仅提供了足够的财富，以阻挡早该实行的基本制度改革的压力。这就是帝国繁荣数十年后突然无可挽回地衰落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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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海湾产油国的情况与当年美洲金银流向伊比利亚半岛国家所带来的效应相类似。在这些国家，巨额的石油收入都浪费在外国奢侈品上，结果流到了外国工业化国家。当波斯湾油田枯竭时，石油收入的流入将会停止，正如美洲金银的流入将会停止一样。届时海湾国家将会发现，他们的处境比伊比利亚国家的处境更糟，因为石油枯竭后，海湾地区剩下的只有黄沙和枯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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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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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全面地概述欧洲扩张的著作有：J. H. Parry所著的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Discovery，Exploration and Settelment 1450-1650（New American Library出版社，1963）和European Reconnaissance：Selected Documents（Harper & Row出版社，1968）。还有G. V. Scammell所著的The World Encompassed：The First European Maritime Empires, c.800-1650（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81）。下列阐述欧洲扩张的著作反映了印度人的观点： K. M. Panikkar所著的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Harper & Row出版社，1954）和K. N. Chaudhuri所著的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5）。 A. W. Crosby所著的Ecological Imperialism：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900-1900（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6）分析了欧洲扩张的致命的生物方面的影响。C. R. Boxer所著的The Church Militant and Iberian Expansion 1440-1770（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出版社，1978）论述了欧洲扩张中的宗教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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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葡萄牙的海上和殖民地事业，见B. W. Diffie所著的Prelude to Empire：Portugal Overseas Before Henry the Navigator（University of Nebraska出版社，1963）；E. Bradford所著的Southward the Caravels：The Story of Henry the Navigator（Hutchinson出版社，1961）；C. R. Boxer所著的The Portugese Seaborne Empire，1415-1825（Knopf出版社，1969）和G. R. Crone所著的The Discovery of the East（St. Martin’s出版社，1972）。最全面地分析西班牙殖民体系的著作有C. H. Haring所著的The Spanish Empire in Americ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47）和J. Lockhart和S. B. Schwartz所著的Early Latin America（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3）。还有C. Gibson所著的The Aztecs Under Spanish Rule：A History of the Indians of the Valley of Mexico，1519-1810（Stan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4）；J. Descola所著的Daily Life in Colonial Peru 1710-1820（Allen & Unwin出版社，1968）和J. H. Parry所著的The Spanish Seaborne Empire（Knopf出版社，1966）。论述葡萄牙人在美洲的成果的著作有：G. Freyre所著的Brazil，an Interpretation（Knopf出版社，1945）和C. R. Boxer所著的The Golden Age of Brazil，1695-1750：Growing Pains of a Colonial Societ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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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于伊比利亚衰落的过程和根源的著作有：J. Lynch所著的Spain Under the Hapsburgs， Vol. I，Empire and Absolutism，1516-1598（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4）；J. H. Elliott所著的Imperial Spain 1469-1716（New American Library出版社，1966）；R. T. Davies 的两项杰出的研究The Golden Century of Spain，1501-1621（Macmillan出版社，1954）和Spain in Decline，1621-1700（Macmillan出版社，1957）以及S. J.和B. H. Stein的令人鼓舞的分析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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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