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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与物价和工资的膨胀一样重要的是西班牙贵族即伊达戈对国民经济和国民准则的破坏性影响。虽然贵族和高级教士合起来还不到人口的2％，他们却拥有95%至97%的土地。因此，约占西班牙人总数95%的农民几乎全都没有土地。剩下的3%是教士、商人和专门职业者，其中有不少人为犹太人；就任何经济或社会的意义来说，他们都不能算一个中产阶级。比起享有社会地位和声望的贵族，他们大为黯然失色。由于贵族看不起经营商业或从事工业的职业、认为它们有失身份，这一偏见便成为国民准则。这也不仅仅是无谓的虚荣，因为伊达戈的确拥有一切好处——荣誉、免税和地产。地产比商业或工业财富更可靠。所以，有成就的商人的志向是获取地产、购买陷入穷困的王室所出卖的爵位，从而抛弃自己的阶级，成为伊达戈。这种伊达戈精神的破坏性影响在经济的各部门——在对牧羊业而非农业所显示的偏爱里，在对勤劳的犹太人和穆斯林的驱逐，以及议会对商业和工业利益所持的否定态度中——均可感觉到。因此，16世纪上半叶，西班牙突然繁荣的经济最终衰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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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衰退使克服伊比利亚传统的落后经济和对西北欧的经济从属不再可能。它也注定了伊比利亚的殖民地陷于相应的落后和从属地位。先是荷兰人，接着是英国人，控制了同西、葡两国殖民地的大部分运输业。西北欧人不久还供应了巴西和西属美洲所进口的制成品的90％及伊比利亚半岛本身所消费的制成品的大部分。虽然塞维利亚商会垄断着与殖民地的全部贸易，并以法律严禁外国人参与其间，但是，控制航运业并拥有殖民地所需的制成品的正是外国人。不可避免地，西班牙商人以他们自己的名义输出原属于外国商行、由外国制造的商品。此外，外国商人和金融家还煞费苦心地编造一连串谎言，通过代理人成为塞维利亚商会的成员。于是，合法成员为外国人经营的巨额代办交易很快就超过他们自己的合法交易。最终的结果从当时一位西班牙人以下这番抱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西班牙人在经过漫长而危险的长期航行之后从西印度群岛运来的一切，他们以鲜血和努力获得的一切，外国人轻易、舒适地夺走了，运回自己的祖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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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讽的是，西班牙海外事业的最后结果是进一步刺激西北欧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而在伊比利亚半岛，它仅仅提供了足够的财富，以阻挡早该实行的基本制度改革的压力。这就是帝国繁荣数十年后突然无可挽回地衰落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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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海湾产油国的情况与当年美洲金银流向伊比利亚半岛国家所带来的效应相类似。在这些国家，巨额的石油收入都浪费在外国奢侈品上，结果流到了外国工业化国家。当波斯湾油田枯竭时，石油收入的流入将会停止，正如美洲金银的流入将会停止一样。届时海湾国家将会发现，他们的处境比伊比利亚国家的处境更糟，因为石油枯竭后，海湾地区剩下的只有黄沙和枯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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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全面地概述欧洲扩张的著作有：J. H. Parry所著的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Discovery，Exploration and Settelment 1450-1650（New American Library出版社，1963）和European Reconnaissance：Selected Documents（Harper & Row出版社，1968）。还有G. V. Scammell所著的The World Encompassed：The First European Maritime Empires, c.800-1650（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81）。下列阐述欧洲扩张的著作反映了印度人的观点： K. M. Panikkar所著的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Harper & Row出版社，1954）和K. N. Chaudhuri所著的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5）。 A. W. Crosby所著的Ecological Imperialism：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900-1900（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6）分析了欧洲扩张的致命的生物方面的影响。C. R. Boxer所著的The Church Militant and Iberian Expansion 1440-1770（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出版社，1978）论述了欧洲扩张中的宗教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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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葡萄牙的海上和殖民地事业，见B. W. Diffie所著的Prelude to Empire：Portugal Overseas Before Henry the Navigator（University of Nebraska出版社，1963）；E. Bradford所著的Southward the Caravels：The Story of Henry the Navigator（Hutchinson出版社，1961）；C. R. Boxer所著的The Portugese Seaborne Empire，1415-1825（Knopf出版社，1969）和G. R. Crone所著的The Discovery of the East（St. Martin’s出版社，1972）。最全面地分析西班牙殖民体系的著作有C. H. Haring所著的The Spanish Empire in Americ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47）和J. Lockhart和S. B. Schwartz所著的Early Latin America（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3）。还有C. Gibson所著的The Aztecs Under Spanish Rule：A History of the Indians of the Valley of Mexico，1519-1810（Stan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4）；J. Descola所著的Daily Life in Colonial Peru 1710-1820（Allen & Unwin出版社，1968）和J. H. Parry所著的The Spanish Seaborne Empire（Knopf出版社，1966）。论述葡萄牙人在美洲的成果的著作有：G. Freyre所著的Brazil，an Interpretation（Knopf出版社，1945）和C. R. Boxer所著的The Golden Age of Brazil，1695-1750：Growing Pains of a Colonial Societ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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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于伊比利亚衰落的过程和根源的著作有：J. Lynch所著的Spain Under the Hapsburgs， Vol. I，Empire and Absolutism，1516-1598（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4）；J. H. Elliott所著的Imperial Spain 1469-1716（New American Library出版社，1966）；R. T. Davies 的两项杰出的研究The Golden Century of Spain，1501-1621（Macmillan出版社，1954）和Spain in Decline，1621-1700（Macmillan出版社，1957）以及S. J.和B. H. Stein的令人鼓舞的分析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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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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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ited by K. M.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Day，1953）, 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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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ited by The New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I（Cambridge University，1957）, p.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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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第二十三章 西欧的扩张：荷兰、法国、英国阶段（1600—17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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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看到亚当的遗嘱，他在遗嘱中将地球划分给了西班牙和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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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弗朗索瓦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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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年至1763年间，西北欧强国荷兰、法国和英国赶上并超过了西班牙、葡萄牙两国。这一发展对于整个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它使西北欧成为全球最有影响、最具活力的地区。西北欧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以及某种程度来说，在文化上，控制了世界，直到1914年为止。它们的实践和制度成为各地诸民族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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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欧的世界霸权实际上直到1763年以后才实现。1600年至1763年是为这一霸权奠定基础的阶段。正是在这些年里，英国人获得了他们在印度的第一个立足点，荷兰人将把葡萄牙人赶出东印度群岛，西北欧各强国在非洲海岸设立贸易站，英国人和法国人成为格兰德河上游北美洲的主人，并控制了格兰德河以南伊比利亚殖民地的大部分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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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分析西北欧居首位的根源以及荷兰、法国和英国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这一斗争以1763年英国发展成为世界占统治地位的殖民强国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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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北欧早期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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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欧在欧洲大陆的贸易和海外事业中，并非从完全的默默无闻跃居领导地位。如前章所述，基础是在中世纪后期随欧洲经济中心从地中海盆地向北转移、主要贸易航线也从地中海移到大西洋而打下的。除经济优势外，西北欧还拥有对经济利益格外重视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气氛。荷兰、英国甚至法国的贵族决不蔑视经商事业，他们总是乐于参加任何有可能获利的商业冒险。不仅贵族从事商业，而且北方具有大得多的阶级流动性，在那里商人和金融家也经常加入贵族行列。这种情况有利于形成一种对经济事业的积极态度，这与极大地促成伊比利亚衰微的、目光短浅的伊达戈精神形成了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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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西北欧从物价——工资——地租差异中得到了帮助。16世纪、17世纪时，英国的物价上涨256%，而工资仅上涨145%。西北欧的地租也远远落后于物价。这就是说，社会的三个主要成分——劳动者、地主和企业主——中，企业主是在通货膨胀的这些世纪里获得极高利润者。这些利润被再投资于开矿冒险事业、工业企业和商业经营，结果，西北欧的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将1550年至1650年这一时期描述如下：“近代世界编年史上，从未存在过对商人、投机者和暴发户来说如此持久、如此可贵的一个良机。在这些黄金般的岁月里，近代资本主义诞生了。”[1]近代资本主义诞生于西北欧，说明了为什么西北欧国家会领先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并在世界事务中取得支配地位——这一地位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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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欧国家自然妒忌像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些生利的帝国。然而，它们长久地忍住不去侵入这些帝国的范围，是因为害怕伊比利亚的势力。因此，英国人、丹麦人和法国人转向伊比利亚活动范围之外的北大西洋。1496年，也就是哥伦布第二次西航返回的那一年，英王亨利七世派遣约翰·卡伯特朝北大西洋方向航行。卡伯特发现了一种最终被证明甚至比西班牙人的银矿更有价值的资源：鱼。纽芬兰岛周围的海洋盛产鱼——鱼大概是15、16世纪欧洲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是人们冬季里的主要依靠及全年斋戒日中规定的食物。当时，欧洲每年都会有许多人在某段时间里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鳕鱼的巨量日常供应，对于这样一个大陆来说，相当于一大笔意外收入。此外，纽芬兰渔场培育了接连好几代训练有素、能胜任远洋航行的海员。后来探察北极区、寻找一条东北或西北航道的船只，开始拓居北美洲的远征队，与西、葡两国的舰队作战的英国和荷兰的舰队——所有这些船队上面基本上都配置了由纽芬兰浅滩渔场这所严格的学校培养出来的海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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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欧沿海各国的征服者们并不满足于捕获鳕鱼，他们仍渴望香料，但还不准备向葡萄牙对绕好望角航道的控制进行挑战。因此，他们为了寻找一条可以到达东方的东北或西北航道，开始了长长的一系列无效的探险。他们推想，既然事实已出人意料地证明热带是可以通过的，北极也应如此。因此，1553年，由休·威洛比爵士和理查德·钱塞勒率领的英国远征队开始寻找驶抵中国的东北航道，结果面对的却是一道冰墙。然而，这支远征队却成功地在白海海岸登陆，在那里与俄国沙皇伊凡四世建立了联系。这一联系导致了目的在于在英国和俄国之间进行直接贸易的莫斯科公司的建立（1555年）。其他寻找东北航道的企图也都是无效的。几支寻找西北航道的远征队（1585年至1587年间的约翰·戴维斯远征队、1607年至1611年间的亨利·哈得孙远征队、1615年至1616年间的威廉·巴芬远征队）也都未能撞上好运。但是正如东北的探险带来了与俄罗斯的贸易一样，西北探险则发现了哈得孙海峡和哈得孙湾。它们相互连接，为进入美洲大陆最盛产毛皮的地区提供了一条秘密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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