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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动植物的交换并不限于欧亚大陆和美洲之间。整个世界都曾卷入这种交流，澳大利亚的情况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澳大利亚现今是世界上诸如羊毛、羊肉、牛肉和小麦之类初级产品的主要输出者，而所有这些农牧产品都来源于从外界移入的物种。盛产橡胶、咖啡、茶叶和烟草的印度尼西亚与盛产蔗糖和菠萝的夏威夷的情况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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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全球范围内人类之间、动物之间和植物之间的混合仍在继续，只不过是以一种加速度在进行，就像轮船和喷气式飞机取代独木舟和帆船一样。这种混合经常是意外发生的，所以其结果有时是灾难性的。例如，每天都有各种海洋生物随船的压载舱从地球的一端运到另一端。当船靠港后，亿万有机体被倾倒出来，进入新的栖居地，有时它们会取代当地的生物。科学家检验了到达俄勒冈库斯湾的159艘日本货船的压载舱，在这些压载舱的水里发现了367个不同种类的动植物，它们绝大部分是以幼体的形式存在。“我们发现了虾、螃蟹、鱼、藤壶、海胆、海星、虫、水母、蛤、蜗牛，实际上是所有系列的海洋生物……被引入新环境中的物种可能有5%到10%能在那里生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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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载舱绝不是控制物种扩散的唯一问题。迅速增长的全球贸易和旅行可能是今天最重要的扩散力量。这些物种附在活着的动物、植物和种子上，也附在运送这些货物的轮船、飞机、卡车上，被传播到全球各地。当然，这种扩散是双向的，既从美国向外扩散，也从外向美国扩散。拖鞋帽贝（一种海产贝类。——编注）就是19世纪80年代随一船牡蛎无意中从美国输出到欧洲的；美国白蛾现在正在蚕食中国中部大片地区的树木；来自美国东南部的松材线虫正在杀死日本的黑松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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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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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性的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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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世纪的后一段时期，规模巨大的洲际贸易已在历史上首次发展起来。1500年以前，阿拉伯和意大利商人就已在欧亚大陆一地区和另一地区之间贩运商品，主要是奢侈品——香料、丝绸、宝石和香精。到18世纪末，这种有限的奢侈品贸易转变为基于新的大宗生活必需品的大规模贸易。大西洋贸易的规模尤为巨大，因为美洲大陆的种植园先生产了大量烟草和蔗糖，后来又生产了大量咖啡、棉花及其他商品，在欧洲销售。这种种植园实行单一经营，所以它们进口各类必需品，如谷物、鱼、布匹和金属制品；同时还必须输入劳动力，从而导致了繁荣一时的三角贸易：欧洲的朗姆酒、布匹、枪炮及其他金属制品被运到非洲，非洲的奴隶被运到美洲，美洲的蔗糖、烟草和金银被运到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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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9 殖民者正与当地居民做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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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代新的、大规模的全球性贸易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东、西欧之间的商品交换。这里，西欧又得到了种种原料，尤其是做面包用的谷物，需求量很大，这是因为人口增加，并且大量可耕地变为牧场。在从事波罗的海谷物贸易的主要港口但泽（今格但斯克），黑麦、大麦和燕麦的价格在1550年至1600年间分别上涨了247%、187％和185%。这种情况促使谷物及其他原料的出口量大大增加，因此，波兰和匈牙利销往西方的出口商品的价格在这数十年间通常是进口商品价格的两倍。波兰、匈牙利、俄国，最后还有巴尔干半岛各国，得到了纺织品、武器、金属制品以及殖民地商品；作为回报，它们提供了谷物、牛、兽皮、船用补给品和亚麻。它们也提供毛皮；毛皮是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通过采用西班牙人在美洲获取金银的同样方法——剥削土著劳动力——而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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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与亚洲的贸易比不上与美洲或东欧的贸易，其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欧洲的纺织行业反对从亚洲各国进口棉织品。这些外国产的棉织品由于分量轻，颜色亮，价格低，尤其是耐洗，在欧洲非常受欢迎。它们开始被大量进口。但是很快，本地纺织界和一部分人——这部分人担心为支付外国棉织品而造成的金银流失会危及国家安全——提出了反对。这些人为了保证禁止或削减进口印度棉布的法律获得通过，对他们各自的政府施加了足够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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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0 北京宫廷接待了由彼尔特·万·霍恩率领的荷兰贸易使团（16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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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欧洲与亚洲的贸易的第二个原因是，难以找到能在亚洲市场上出售的物品。这个问题从古典时代起就有了；那时，罗马帝国为支付中国的丝绸和印度的纺织品而耗尽自己的黄金。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时，情况还是如此，亚洲仍然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而欧洲则勉强地用金银去支付它所想要的亚洲产品。欧洲直到18世纪末叶发展起动力机器时才解决与亚洲贸易中的这一问题。那时的形势正好相反，因为欧洲能使机织的廉价纺织品充斥亚洲。但是，在那之前，东西方贸易由于亚洲只愿意接受欧洲金银、很少接受欧洲的其他物品而一直受到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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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的世界性经济关系的意义何在呢？首先，第一次国际分工已大规模地完成。世界正在成为一个经济单位。美洲和东欧（与西伯利亚一起）生产原料，非洲提供人力，亚洲提供各种奢侈品，而西欧则指挥这些全球性活动，并愈益倾全力于工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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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谈欧洲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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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所著的世界名著《国富论》（1776年）中，亚当·斯密对殖民地的影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提到，殖民地的存在增加了欧洲诸殖民宗主国的财富（西班牙和葡萄牙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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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的发现和经由好望角抵达东印度航线的开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重要的两件事。它们的影响一直都非常巨大，但是，在这些发现之后短短的两到三个世纪中，它们影响的整个范围尚无法确定。人类的智慧无法预见，人类今后将从这些重大事件中获得哪些利益或遭受哪些不幸。这两个事件某种程度上把世界上相距最遥远的部分关联在一起，使它们能互通有无，增加彼此的快乐，促进彼此的工业，因此，它们的总体趋势似乎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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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些发现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将重商主义提升到了一个显赫的、光荣的、从未达到过的程度上。重商主义的目标是通过贸易和制造业，而不是通过土地的改良和耕种，是通过城市的工业，而不是通过农村的工业，来使一个大国变得富足。但是，因为有了这些发现，欧洲的商业城镇不再只是世界一小部分（这部分指欧洲的大西洋沿岸地区，以及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制造者和运输者，现在已成为为数众多的、兴旺的美洲耕种者的制造者，也是亚洲、非洲、美洲几乎所有国家的运输者和某种程度上的制造者。两个新世界都对它们的工业打开了大门，每个都比过去的更巨大、更广阔，其中一个市场每天都在越来越大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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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拥有美洲殖民地且能直接与东印度进行贸易的国家享受着这一巨大贸易的全部荣耀与光辉。不过，其他国家尽管有各种意在排挤它们的令人厌恶的限制，也常常能享受到这一贸易的实际收益的较大部分。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对其他国家工业的实际促进比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本国工业的促进还要多。仅就亚麻布一项而言，据说，这些殖民地的年消费额可达300万英镑以上，当然，我不敢保证这一数据的准确。但是，这一巨大的消费量几乎全由法国、佛兰德、荷兰和德国提供。西班牙和葡萄牙仅提供一小部分。向这些殖民地提供的大量亚麻布的资本每年都在其他国家的居民中分配，且为他们提供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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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am Smith, Wealth of Nations（Edinburg，1838）, p.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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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全球性经济在原料生产区提出了如何得到足够的劳动力供应的问题。美洲种植园通过大规模输入非洲奴隶解决了这一问题。因此，非洲黑人如今正是在以往专门从事种植园农业的那些地区——巴西北部、西印度群岛和美国南部——为数非常多。早期欧洲人为解决劳动力需求问题留下了一份痛苦的遗产，这些地区至今仍由于始于殖民地时期的基本问题——种族歧视和不发达问题——而遭受严重破坏。当前，美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加勒比海岛屿的种族冲突是长达四个多世纪的横跨大洋的奴隶贸易的最终结果，而整个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则只不过是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本身）对于西北欧的经济依附关系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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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参加这一新的全球性经济，美洲付出的代价是实行奴隶制，东欧付出的代价则是实行农奴制。其基本原因相同，即需要有充裕的、可靠的廉价劳动力供应，以便为生利的西欧市场生产商品。在此之前，波兰和匈牙利贵族要求农民提供的劳动是最低限度的——一年义务劳动3天至6天——因为不存在增加产量的诱因。但是，当面向市场的生产变得有利可图时，贵族就很快响应，大幅度地将义务劳动的时间增至每周一天，到16世纪末已增至每周6天。为了保证农民继续承担这种劳役，还通过了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农民自由迁移的法律。最终，农民被完全束缚在土地上，从而成为没有迁移自由的农奴，受到贵族的强征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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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也受到新的全球经济的深刻影响，成为美洲种植园的奴隶劳动力的来源。非洲的奴隶制在跨洋贸易之前就已存在，奴隶被用作士兵和农夫。奴隶也随黄金一起被出口，他们沿着古老的商路穿越撒哈拉沙漠，到达地中海沿岸，从这里被用船运走，绝大多数被运往中东地区。据估计，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之前，有350万到1000万非洲人是以这种方式被卖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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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人是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先锋，他们最初是把非洲人卖到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做家务和农活。然而，其数量和不久后被运到美洲大陆种植园工作的大批奴隶相比微不足道。当地的印第安人无法满足种植园的用工需要，因为他们染上了来自欧洲的疾病，正在灭绝。种植园主起初想雇欧洲的契约工人，但是，他们工资太高且自由散漫，于是就改用了非洲奴隶；第一批奴隶是在哥伦布首次远航后不久被运来的。16世纪20年代在秘鲁发现银矿和40年代在巴西建立甘蔗种植园以后，奴隶的数量激增；而在墨西哥和加勒比海群岛建立起新的生产烟草、大米和咖啡等作物的种植园以后，奴隶的数量更是进一步增加。有关奴隶总数的估计相差很大，最新的研究表明，1500年至1867年间，有1200万到2000万奴隶被迫运离非洲。结果，到1850年，在美洲，非洲裔奴隶的人数是白人的3倍至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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