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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1 巴西和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是奴隶劳工的一大需求源。此图显示，奴隶们正在榨取甘蔗，制造蔗糖，这些糖随后被出口到欧洲的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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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大陆中，亚洲受到的影响最小，因为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已强大到足以避免直接或间接的征服。亚洲大部分地区完全没有注意到正在沿海地区涌现的那些坚持不懈的、令人讨厌的欧洲商人。只有印度的少数沿海地区和东印度群岛的某些岛屿感觉到欧洲早期经济扩张的影响。就整个亚洲而论，亚洲的态度由中国皇帝乾隆在答复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要求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的一封信时作了最好的表达，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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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其实天朝……种种贵重之物……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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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也受到新的全球性经济的影响，但是，所受到的影响全是积极的。欧洲人是世界贸易最早的中间人。他们开辟了新的外洋航线，提供了必需的资本、船舶和专门技术。自然，他们从奴隶贸易、甘蔗和烟草种植园以及东方贸易中得益也最多。有些利益慢慢地为欧洲民众所获得，茶叶的情况可表明这一点；茶叶于1650年前后被引进英国时，每磅的价值大约为10英镑，然而一个世纪后，它已成为普通消费品。比对生活水平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新的全球性贸易对欧洲经济的刺激。以后我们将会提到，18世纪末叶开始进行的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从海外事业中积聚起来的资本和海外市场对欧洲制造品日渐增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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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正是在这一期间，欧洲突飞猛进，迅速上升到世界经济首位。总的结果是积极的，因为世界分工导致世界生产率的增长。1763年的世界比1500年的世界富裕，而且，经济增长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是，从一开始起，西北欧就作为世界创业者，得到大部分利益而损害了其他地区。从当前的种族冲突、富国与穷国间的显著差异，以及农奴制在整个东欧和奴隶制在整个世界留下的伤痕中，都可清楚地看出这种损害所包含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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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球性的政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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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至1763年为止的这一时期中，全球性的政治关系同经济关系一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欧人不再被扩张中的伊斯兰教围困在欧亚大陆西端。相反，他们已通过赢得对印度洋的控制，从南面包围了伊斯兰世界，而俄罗斯人则已通过征服西伯利亚，从北面包围了伊斯兰世界。与此同时，西欧人还发现了美洲大陆，为经济开发和殖民开辟了大片领土。他们也因之蓄积起巨大的资源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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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说明，世界均势已发生了根本的、重大的变化——一个可与先前人口平衡方面的变化相比较的变化。以往，伊斯兰世界一向是主动出击的中心，它向四面八方探查并推进——伸入东南欧、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亚和东南亚。现在，一个能以全球规模而不仅仅是以欧亚大陆规模起作用的新中心已崛起。在这个新中心，先是从伊比利亚半岛，以后是从西北欧，一条条贸易和政治影响力的路线向各方伸展，围绕整个世界——向西到美洲，向南绕过非洲，向东到印度并绕过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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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到1763年时并未实际控制所有这些地区。但他们已有效地支配着那些人烟稀少的地区——美洲、西伯利亚以及后来的澳大利亚——尽管他们在世界各大陆进行的实际占据要等到19世纪才开始。在非洲和亚洲，西欧人在这一时期仅获得一些沿海据点，只有一个例外：荷兰人侵入好望角和东印度群岛。在别处，诸土著民族非常强大，且有高度严密的组织，不允许在美洲和西伯利亚发生的情况在他们那里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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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西非，由于气候恶劣，欧洲人无法渗透到内陆。他们还受到沿海地区酋长们的阻挠，因为作为内地部落与欧洲人之间的中间人，酋长们处心积虑地想保住自己这一有利可图的地位。在印度，在达·伽马于1498年到达以后的250年中，欧洲人一直被疏远。在这两个半世纪里，他们能在少数港口经商，不过，显然是经土著统治者勉强同意才得以这样做的。在中国和日本，如同俄罗斯人在进入黑龙江流域时所发现的那样，欧洲人侵略领土的可能是根本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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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2 18世纪的贸易和帝国都要靠海军来维系和保护。这些海军沿着各条航线巡逻，保护本国船只免遭海盗与走私者的骚扰和敌军的进攻。这幅画（1735年）由彼得·摩纳米绘制，描绘的是停靠在葡萄牙里斯本港进行补给的英国帆船舰队的船只。英国和葡萄牙是主要的贸易伙伴，英国用羊毛交换葡萄牙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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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政治领域和在经济领域一样，1763年的欧洲正行进在半途中。它不再是欧亚大陆上一个比较孤立、无关紧要的半岛。它已在海外和陆上扩张，确立起对人烟稀少、军事上软弱的美洲和西伯利亚的控制。但是，在非洲、中东、南亚和东亚，欧洲人必须等到19世纪时才能宣称他们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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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球性的文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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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化的强加和欧洲政治统治的强加一样，取决于各土著社会的状况。例如，欧洲文化能整个迁移到美洲，是因为诸土著民族或者被消灭了，或者已被撵走。然而，即便是偶然来到拉丁美洲的旅人，也不能不注意到印第安文化残余物的迹象。例如，用土砖砌造房屋，用没有锯过的松树原木作为桁条（即椽子）。同样，披在肩上的毛毯即塞拉普毛毯起源于印第安部落，用两块毛毯缝合在一起、正中开领口制成的庞乔头篷也是如此。拉美大部分地区普遍信奉的罗马天主教，是基督教的教义和惯例与印第安人的信仰和习惯的混合物。虽然印第安人已放弃当地诸神的名字，但他们把这些神的特性分派给圣母玛丽亚和圣徒们，期望天主教万神殿中的这些偶像能像他们的神那样，治愈疾病、控制天气和使他们免受伤害——他们相信，他们的神以往这样做过。在拉丁美洲的菜肴方面，也许可以找到受印第安影响最明显的迹象。玉米粽子、玉米粉圆饼和各种辣菜都是以印第安两大名产蚕豆和玉米为基本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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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63年以前的这一时期中，除了前面已提到的新的、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的传播外，欧洲人对非洲和欧亚诸土著文化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在西非，土著酋长们把欧洲商人基本上限制在沿海贸易站。在中东、印度和中国古老的文明中心，诸土著民族如人们可能预料的那样，对欧洲入侵者的文化根本没有印象。穆斯林土耳其人虽与基督教欧洲人关系最密切，但却极看不起他们。甚至在17世纪、18世纪土耳其人本身每况愈下时，他们仍毫不犹豫地表达对基督教异教徒的轻蔑。1666年，土耳其首相对法国大使突然嚷道：“难道我不知道你吗？你是一个邪异教徒［不信安拉的人］，是一头猪、一条狗、一个吃粪的家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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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印度大陆，当已在果阿安身的葡萄牙人于1560年引进宗教法庭时，诸土著民族的反应是非常消极的。从1600年至1773年，因持异教观点而被处火刑的受害者有73人。印度居民不能不注意到天主教的一种不一致性：它监禁、拷打和以火刑处死那些其唯一罪行是持异端观点的人，同时，又阻止寡妇自焚，而自焚按当时印度教的标准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此外，欧洲冒险家在印度的不法和狂暴行为进一步降低了印度人民对西方基督教徒的评价。1616年，有人对英国牧师特里先生说：“基督教是魔鬼的宗教；基督教徒时常酗酒，基督教徒时常干坏事，基督教徒时常打人，基督教徒时常辱骂别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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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3 西方船只到达中国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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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耶稣会传教士的卓越才能和在学问上的造诣，中国人对欧洲人的反应起初较好（如第十九章第三节所提到的）。耶稣会会士成功地赢得了一些皈依者，包括少数学者和一些皇室成员。然而，即使是具备天文学、数学和地理学知识的能干的耶稣会会士，也没有给大多数中国学者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都不认同西方科学和西方宗教。就当时中国民众对欧洲人的看法而论，它或许准确地反映在以下这句格言中：只有中国人拥有双眼，欧洲人是独眼，世界上所有其他居民都是瞎子。假如是这种态度，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理解：1763年以前，除诸如天文学之类的专门的知识领域外，欧洲人对中国文明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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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4 印第安人一旦得到了欧洲的武器，诸土著民族内部的冲突就变得伤亡更大。这幅版画（1657年）描绘的是一位休伦武士，他扛着一杆枪，穿着一种用树枝编成的紧身铠甲，它能在受到滑膛枪弹的袭击时提供轻微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