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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详细地论述欧洲影响的著作有：E. Reynolds所著的Stand the Storm：A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Schocken出版社，1985）；S. J.和B. H. Stein所著的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0）；S. W. Mintz所著的Sweetness and Power：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Viking出版社，1985）；A. W. Crosby，Jr.所著的The Columbian Exchange：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Greeenwood出版公司，1972）和A. G. Price所著的The Western Invasion of the Pacific and Its Continents：A Study of Moving Frontiers and Changing Landscapes 1513-1958（Clarendon出版社，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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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相反的过程——海外扩张对欧洲的影响的著作有：F. D. Lach所著的多卷本著作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65ff.）；J. E. Gillespie所著的The Influence of Overseas Expansion on England to 1700（Vol. 91 in Columbia University Studies in History，Economics and Public Law，1920）；A. I. Hallowell所著的“The Impact of the American Indian on American Cultur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LIX（1957）, pp. 210-217；L. S. S. O’Maley编辑的Modern India and the West（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41）；A. Reichwein所著的China and Europe：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Knopf出版社，1925），和P. J. Marshall和G. Williams所著的The Great Map of Mankind：Perceptions of New Worlds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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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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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ited by F. Whyte, China and Foreign Powers（Oxford University，1927）, 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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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ited by A. C. Wood, A History of the Levant Company（Oxford University，1935）, p.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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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ited by L. S. S. O’Malley，ed., Modern India and the West（Oxford University，1941）, p.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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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 Blount, “A Voyage into the Levant,” in J. Pinkerton，ed., A General Collection of the Best and Most Interesting Voyages… X（London，1808-1814）, p.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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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ited by D. Lach, “Leibniz and Chin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I（October 1945）, p.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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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ited by A. Reichwein, China and Europe：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Knopf，1925）, p.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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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ited by O’Malley, Modern India, p.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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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ited by Reichwein, China and Europe, p.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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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地区自治与全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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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年以后的时代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时代，因为它标志着地区自治和全球统一之间冲突的开端。在这一年以前，没有冲突，因为全球的联系很少，更不用说全球的统一。成千上万年以来，人类一直生活在地区隔绝的状态之中。当最初的人类从其祖先发祥地——可能是在非洲——成扇形散居开来时，他们便失去了与其原先邻居的联系。当他们向四面八方扩展，直到在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定居时，他们不断地重复了这一过程。例如，当首批蒙古种人穿越西伯利亚东北部到达阿拉斯加后，他们又向整个北美和南美洲继续推进。他们以相对隔绝的状态在新的社会中定居下来。数千年来，他们形成了独特的地方语言和文化，甚至独特的体形。这一过程在全球继续，因此，直到1500年，种族隔离现象遍及全球。所有黑人都生活在非洲，所有白人或高加索种人都生活在欧洲和中东，所有的蒙古种人都生活在东亚和美洲，所有澳大利亚种人都生活在大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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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500年，当西方开始海外扩张时，这种传统的地区自治便开始让位于全球的统一。诸种族不再互相隔绝，因为成千上万的人自愿或不自愿地移居到了新的大陆。欧洲人在这一全球运动中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正是他们支配了这个刚刚联在一起的世界。到19世纪时，他们在政治上以其强大的帝国、在经济上以股份公司控制了全球。他们还享有文化上的支配地位，于是西方文化变成了全球的典范。西方文化等同于文明，非西方文化开始被认为天生低劣。这种西方的霸权在19世纪时不仅被欧洲人而且被非欧洲人认为都是理所当然的。它被认为几乎就是神授的，是事物自然规律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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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钟摆开始再次摆向地区自治。欧洲需要4个世纪（1500—1900年）建立其世界范围的支配地位。时间仅过去了50年，这种支配地位就土崩瓦解了。这一瓦解过程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快了速度。政治上的瓦解采取了帝国终结的形式。文化上的瓦解范围广泛得多，西方文化不再被认为与文明同义，非西方文化也不再被等同于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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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西方文化在全世界正受到直接的挑战，甚至受到抵制。1979年11月，当美国使馆人员在德黑兰被扣为人质时，西方记者向那些年轻的绑架者们书面提出了许多问题。后者集体回答了这些问题，他们的答复如下：“对殖民主义者来说，西方文化是一种极好的手段、一个使人疏远本民族的工具。通过使一个民族接受西方和美国的价值观，他们便能使该民族服从他们的统治。”这些绑架者还表达了对受西方教育或影响的伊朗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我们要这些腐朽的家伙干什么？让他们到他们想去的地方去吧！这些腐朽的家伙就是那些受西方模式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我们的运动和革命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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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并不仅限于年轻的激进分子之中。许多持各种政治信仰的非西方人现在也持有这种观点。印度政治理论家梅达在其颇具影响的著作《超越马克思主义：走向另一种前景》中证论说，不论是西方的民主，还是苏联的共产主义，都不能为印度的发展提供合适的准则。他抵制自由主义的民主，因为他认为这会把人变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并导致一个自私的、以个人为核心的社会。同样，他也抵制共产主义，因为它强调经济关系和国家活动，因此，它几乎不让个人选择，并且破坏了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梅达由此断定：“每个民族的社会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都有彻底发挥自己才能的方法……支离破碎的印度社会不能以西方的面貌重新创造。印度必须找到适合自身特殊情况的自己的发展和国家建设的战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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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西方的全球统治并不令人奇怪。这种统治是历史的偏差，由诸情况的特有的结合而产生，因而必定是暂时的。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地区自治的力量如今也正在主要的西方国家中觉醒，一些已沉睡了几十年或几百年的民族群体或亚群体现在正活跃起来并要求自治。在美国，存在着少数民族群体：黑人、操西班牙语者以及美洲土著居民。在邻近的加拿大，法裔魁北克人主张独立的要求已威胁到版图的统一。同样，英国正在对付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的所谓的脱离主义者。法国正面临着科西嘉、布列塔尼和巴斯克解放阵线的同样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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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地区自治的要求并非仅仅针对中央政权。在伊朗，反对西方影响的民众起义与反对德黑兰的地方暴动——由库尔德人、阿拉伯人、俾路支人及土库曼人等少数民族发动的暴动——齐头并进。由于这些少数民族几乎占到这个国家总人口的一半，伊朗所面临的地区自治要求的威胁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所面临的威胁都大得多。苏联的情况也是这样，在戈尔巴乔夫放松控制、实行开放后，立即就有几十个少数民族要求自治。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苏联为独联体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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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时代的众多动乱均由两大相互对抗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引起。一方面，由于现代通信媒介、跨国公司以及环球飞行的宇宙飞船，现代技术正前所未有地将全球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全球又因那些决心创造自己未来的、沉睡至今的大众的觉醒而变得四分五裂。现代冲突的这种历史性根源可以追溯到1500年以后的那几个世纪；在那几个世纪中，西方探险家和商人首次把全世界所有的居民联系在一起。直至今天，我们仍要面对这种决定性的影响，无论它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埃及记者穆罕默德·海卡尔写道：“陷入重围的民族主义已坚强起来，准备为未来而不是为过去背水一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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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场正在进行中的战斗的结果日益变得捉摸不定。事态已不再像几十年前那样看起来简单、明了。在亚洲各国人民成功地采纳和应用西方的科学技术的时刻，它绝不仅仅是东西方之间对抗的问题。同样，当社会主义国家放弃其计划经济和一党制的政治制度时，这也绝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抗的问题。在第三世界中，存在着一种日益增长的对所有外来模式的幻想破灭感，但这种破灭感又留下了一个真空：没有统一的发展目标和战略。中国总理周恩来恰如其分地把这个时代描述为“天下大乱”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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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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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ischer所著的The Passing of the European Age rev. ed.（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48）对反抗西方统治作了最好的概括。分析世界范围的对中央权力的各种挑战的著作有：L. Kohr所著的The Breakdown of Nations（Routledge & Kegan Paul出版社，1957）；D. Morris和K. Hess所著的Neighborhood Power：The New Localism（Beacon出版社，1975）；C. Bezold编辑的Anticipatory Democracy（兰登书屋，1978）；A. Amalrik所著的Will the Soviet Union Survive Until 1984?（Harper & Row出版社，1979）；H. C.d’Encausse所著的Decline of an Empire：The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in Revolt（Newsweek，1979）和T. G. Verhelst所著的No Life Without Roots：Culture and Development（Zed Books出版社，1990），后者概括了对西方发展模式的全球性的抉择。Z. Brzezinski所著的Out of Control：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21st Century（Scribner’s出版社，1993）是对“天下大乱”的最近的概述。A. Rashid所著的The Resurgence of Central Asia.Islam or Nationalism?（Zed Books出版社，1994）分析了中亚广大地区的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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