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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ited by L. Huberman, We，the People, rev. ed.（Harper & Row，1947）, p.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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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 R. Brown, Vital Signs 1996（W.W.Norton，1996）, p.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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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ited by N. McKendrick,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Indiana University，1982）, p.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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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ited by Huberman, We，the People, p.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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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Definition from W. L. Langer,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1890-1902，2nd ed.（Knopf，1935）, 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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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P. Deane, Colonial Social Accounting（Cambridge University，1953）, 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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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第二十七章 欧洲的政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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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充分自由这个抽象概念进入个人和民族的头脑，就没有什么比它更难以控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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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W. F.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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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不仅建立在欧洲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基础上，也建立在欧洲政治革命的基础上；政治革命的实质是结束了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神注定的这种观念。人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人民，也不再认为人民在政府之下。政治革命有史以来首次在一个比城邦更大的规模上显示出了政治和人民是密不可分的——民众已觉醒并行动起来，不仅参与了政治，而且把这样做看作自己固有的权利。在本章中，我们将考察欧洲政治革命的一般格局，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起因以及19世纪欧洲政治革命的各种表现形式和世界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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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革命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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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革命同经济革命一样，也是分为几个阶段发展起来的。我们曾提到，经济革命开始于英国，然后扩展到欧洲大陆和美国，后来再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政治革命也一样：17世纪的英国革命标志其开始，随后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标志其更进一步的发展。然后，它在19世纪时影响了整个欧洲，最后，在20世纪席卷了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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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并行发展并非偶然。实际上，这两种革命是密切联系的。经济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治革命，因为它创造了新的阶级，他们拥有新的利益，并且拥有使这些利益合理化的新意识形态。如果我们简要地追溯一下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一般过程，这将变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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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初期，西欧有三个界限分明的社会集团：组成军事贵族阶层的贵族、构成教会和知识显贵集团的教士，以及从事劳动以供养以上两个上层阶级的农民。随着商业的发展，中世纪社会等级的这种状况由于一个新成分即城市资产阶级的出现而开始改变。随着这一阶级的财富增长、人数增多，它对各封建阶层的特权、对妨碍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许多限制，日益不满起来。因此，资产阶级与民族君主政体结成了相互有利的联盟。国王们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得财政支援，从而能维护自己对各封建阶层的权威；回过来，资产阶级则从整个王国建立起法律和秩序这一点中得益。这种联盟一直持续到它使不断成长的中产阶级感到厌烦时为止，因为此时，中产阶级为了摆脱王室对商业的种种限制、摆脱日渐增加的纳税负担、摆脱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种种限制，转而起来反对国王。中产阶级的这些目标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的重要因素。这些革命的成功也意味着古典自由主义——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提供了合理解释的新意识形态——的成功。在这一意义上，自由主义也许可称为是不断成长的中产阶级打算借以为自己获得它所指望得到的那些利益和那种控制的特殊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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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由主义信条的中产阶级转而又受到城市工人即无产阶级的挑战。随着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的到来，居住在拥挤的城市中的工人开始日益具有阶级觉悟。他们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利益与雇主的利益并不相同，他们的境遇只有通过自己方面的联合行动才能得到改善。因而工人们，或者更确切地说，领导工人的知识分子，发展起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它直接向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挑战，不仅提倡政治改革，而且还要求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我们将看到，社会主义在19世纪后期，成为欧洲事务中的一种主要力量；而在20世纪，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种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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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欧洲政治革命以动力的不仅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有力信念，而且还有民族主义——一种影响到各阶级、使广大人民群众活跃起来的意识形态。传统上，这些人首先忠于的一向是地区或教会。近代初期，效忠的对象则扩大到新的民族君主。但是，从英国革命开始，特别是在法国革命期间，越来越多的欧洲人使自己忠心地服从于新的民族事业。民族教会的兴起、民族王朝的兴起、民族军队的兴起和民族教育制度的兴起，所有这一切结合起来，把从前公爵的臣民、封建农奴和城市市民改变成包括一切的民族。19世纪期间，新的民族意识形态从其发源地西欧传播到欧洲大陆各地，而到了20世纪，它又成为促使全世界前从属殖民地民族觉醒的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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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欧洲政治革命的主要成分。它们共同激励欧洲各民族的愈来愈广泛的阶层行动起来，赋予这些阶层以世界其他任何地区无法与之比较的推动力和内聚力。如此，政治革命同科学革命和经济革命一样，极大地促成了欧洲的世界霸权。当欧洲人开始向海外扩张时，他们遇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关系不怎么和睦的一些社会。民众的冷淡——他们缺乏对自己政府那种息息相关之感——说明了为什么欧洲人能不太费力地在一个又一个地区建立并维持他们的统治。印度也许是一个可以说明为何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不和睦会造成社会易受攻击的突出例子。印度社会当时仍然是一盘散沙，各个族群和信仰互相分隔，为各个地方效忠的势力互相争斗，所以它很容易成为牺牲品。在长达一个半以上的世纪里，这块拥有上亿人口、拥有灿烂文明和古老历史传统的巨大印度次大陆被为数较少的英国官员和高级职员不太费力地统治着。当1857年爆发反对英国统治的起义时，不仅英国军队，而且还有印度人也前去镇压。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惊讶地报道了这一事实：“我对正在我周围和我面前流过的战争潮流中的这一巨大支流越来越感到惊异。所有这些男人、妇女和孩子都兴高采烈地涌向勒克瑙，去帮助欧洲人制服他们的兄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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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欧洲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必然意味着欧洲政治思想的传播。正如整个世界感受过斯蒂芬森的机车、富尔顿的汽船和加特林的机枪的影响一样，它也感受到《独立宣言》《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共产党宣言》的影响。那些已成为我们当代标志的世界性的动乱就是这些令人兴奋的文件的直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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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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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政治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是17世纪的英国革命。英国这场大变动的根源可以在国会和斯图亚特王朝之间的冲突中找到。这场冲突后来演变成一场公开的内战；内战中，国会获胜。斯图亚特王朝之前的都铎王朝普遍受人欢迎，尤其是受中产阶级和士绅们的欢迎。它使敌对的贵族家族受到中央的控制。它通过建立国教英国圣公会切断基督教会与罗马的联系，并在这一过程中，分配了原属于天主教会的大片土地和其他财产。它还建立海军和实行获得民众赞同的反天主教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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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代国王詹姆斯一世（1603—1625年在位）与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很快就浪费掉这种信誉。他们企图把英国圣公会的教义和仪式强加给所有的人，从而引起不信奉国教的臣民即清教徒的敌视。他们还企图摆脱国会进行统治，但遇到了困难，因为国会控制了国家的资财。他们试图通过出售进出口贸易、国内贸易和许多制造行业中的专卖权来绕过这一障碍。这带来了很大的收入，但也引起资产阶级的反抗；资产阶级要求“所有的自由臣民都有自由地经营其行业的继承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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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苏格兰人举行起义，反对查理将英国圣公会教义强加于他们的企图时，危机降临了。为了获得镇压起义的资金，查理被迫召开国会。而这一于1640年召开的“长期国会”不但不理会查理对金钱的需求，反而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要求。他们要求处决国王的首席顾问和彻底改组英国圣公会。查理拒绝服从；1642年，在保皇的“骑士党”和清教徒的“圆颅党”之间爆发了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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