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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欧洲政治革命以动力的不仅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有力信念，而且还有民族主义——一种影响到各阶级、使广大人民群众活跃起来的意识形态。传统上，这些人首先忠于的一向是地区或教会。近代初期，效忠的对象则扩大到新的民族君主。但是，从英国革命开始，特别是在法国革命期间，越来越多的欧洲人使自己忠心地服从于新的民族事业。民族教会的兴起、民族王朝的兴起、民族军队的兴起和民族教育制度的兴起，所有这一切结合起来，把从前公爵的臣民、封建农奴和城市市民改变成包括一切的民族。19世纪期间，新的民族意识形态从其发源地西欧传播到欧洲大陆各地，而到了20世纪，它又成为促使全世界前从属殖民地民族觉醒的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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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欧洲政治革命的主要成分。它们共同激励欧洲各民族的愈来愈广泛的阶层行动起来，赋予这些阶层以世界其他任何地区无法与之比较的推动力和内聚力。如此，政治革命同科学革命和经济革命一样，极大地促成了欧洲的世界霸权。当欧洲人开始向海外扩张时，他们遇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关系不怎么和睦的一些社会。民众的冷淡——他们缺乏对自己政府那种息息相关之感——说明了为什么欧洲人能不太费力地在一个又一个地区建立并维持他们的统治。印度也许是一个可以说明为何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不和睦会造成社会易受攻击的突出例子。印度社会当时仍然是一盘散沙，各个族群和信仰互相分隔，为各个地方效忠的势力互相争斗，所以它很容易成为牺牲品。在长达一个半以上的世纪里，这块拥有上亿人口、拥有灿烂文明和古老历史传统的巨大印度次大陆被为数较少的英国官员和高级职员不太费力地统治着。当1857年爆发反对英国统治的起义时，不仅英国军队，而且还有印度人也前去镇压。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惊讶地报道了这一事实：“我对正在我周围和我面前流过的战争潮流中的这一巨大支流越来越感到惊异。所有这些男人、妇女和孩子都兴高采烈地涌向勒克瑙，去帮助欧洲人制服他们的兄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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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欧洲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必然意味着欧洲政治思想的传播。正如整个世界感受过斯蒂芬森的机车、富尔顿的汽船和加特林的机枪的影响一样，它也感受到《独立宣言》《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共产党宣言》的影响。那些已成为我们当代标志的世界性的动乱就是这些令人兴奋的文件的直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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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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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政治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是17世纪的英国革命。英国这场大变动的根源可以在国会和斯图亚特王朝之间的冲突中找到。这场冲突后来演变成一场公开的内战；内战中，国会获胜。斯图亚特王朝之前的都铎王朝普遍受人欢迎，尤其是受中产阶级和士绅们的欢迎。它使敌对的贵族家族受到中央的控制。它通过建立国教英国圣公会切断基督教会与罗马的联系，并在这一过程中，分配了原属于天主教会的大片土地和其他财产。它还建立海军和实行获得民众赞同的反天主教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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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代国王詹姆斯一世（1603—1625年在位）与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很快就浪费掉这种信誉。他们企图把英国圣公会的教义和仪式强加给所有的人，从而引起不信奉国教的臣民即清教徒的敌视。他们还企图摆脱国会进行统治，但遇到了困难，因为国会控制了国家的资财。他们试图通过出售进出口贸易、国内贸易和许多制造行业中的专卖权来绕过这一障碍。这带来了很大的收入，但也引起资产阶级的反抗；资产阶级要求“所有的自由臣民都有自由地经营其行业的继承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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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苏格兰人举行起义，反对查理将英国圣公会教义强加于他们的企图时，危机降临了。为了获得镇压起义的资金，查理被迫召开国会。而这一于1640年召开的“长期国会”不但不理会查理对金钱的需求，反而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要求。他们要求处决国王的首席顾问和彻底改组英国圣公会。查理拒绝服从；1642年，在保皇的“骑士党”和清教徒的“圆颅党”之间爆发了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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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几乎有半个世纪没有平静下来，直到1688年的所谓“光荣革命”时为止。那几十年中的一系列激动人心的事件构成了英国革命。英国革命经历过五个阶段。1642年至1645年的第一个阶段为内战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保皇党人被奥利弗·克伦威尔组织的著名的新模范军击溃。在1645年至1649年的第二个阶段间，获胜的清教徒分裂为温和派和激进派，类似的情形后来在1792年的法国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也有重演。克伦威尔领导的温和派战胜了约翰·利尔伯恩领导的激进派。当查理于1649年被处死时，克伦威尔当上了被称为共和政体的英格兰共和国的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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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49年至1660年的第三个阶段里，克伦威尔和他的清教徒追随者们极其有效、虔诚地统治着英国。在这段时间里，各种封建权力受到抑制，宗教问题得以解决。克伦威尔死于1658年，继他之后担任共和政体的护国公的是他的儿子理查德。理查德是个庸碌无能之辈，而且，国民已对在清教徒治下的受限制的简朴生活感到厌倦。因此，斯图亚特王朝得以复辟。结果，从1660年至1688年的第四个阶段被称为王政复辟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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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9 在英国内战当中，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新模范军”打败了国王的军队。在1649年处死国王查理一世之后，克伦威尔掌管着短命的英格兰共和国，征服了爱尔兰和苏格兰，并从1653年开始成为护国公，直到1658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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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查理二世（1660—1685年在位）和詹姆斯二世（1685—1688年在位）没有取消、也无力取消共和国的种种改革。但是，他们的确试图恢复个人统治。这一努力加之他们追随法国王室、鼓励天主教，使他们愈来愈不得人心。最后，詹姆斯二世随着1688年光荣革命的到来被推翻；光荣革命标志着英国革命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新的统治者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奥兰治的威廉。1689年，威廉接受了阐明国会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的《权利法案》。这一法案规定：国王不能中止法律；除非经国会同意，不得提高税收或保持军队；若没有法律手续，不可逮捕和拘留臣民。虽然这些规定并不意味着英国已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直到19世纪后期确立普选制时，才实现这一目标；但是，1689年的这一法案确实一劳永逸地确立了国会的最高权力，并在这一情况下结束了几乎早半个世纪前就已开始的英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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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史的观点看，英国革命的主要意义在于确定并贯彻了自由主义的原则。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英国革命实质上是中产阶级的事。支持国会的商人和小贵族主要考虑两个目标——宗教信仰自由和人身及财产的安全，但是，在清教徒方面，关于这些事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许多冲突的观点得到阐明和热烈的辩论。例如，就宗教来说，当时有许多新教派相继出现，其中包括公理会教派、浸礼会教派和贵格会教派。当时，长老会教徒正在力图将他们的教派建立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对所有公民实行其教规。这些宗教分歧显然必须得到调解，否则国会的胜利就会受到破坏，国家本身也许会垮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基本的自由主义教义被制定和确立。这不仅基于权宜之计，也基于原则。人们开始普遍同意，试图强迫人们接受某种信仰是不道德的，也是无效的。诚然，英国圣公会仍然是官方的、受国家支持的教派，其成员在担任政府职务和其他方面受到优待。但是，总的讲，当时已确立这一原则：良心的自由应授予所有既不威胁公共秩序，也不干涉其他人的崇拜仪式的基督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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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权和财产权的问题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一问题甚至比宗教问题更明显地在清教徒中间划分出左翼和右翼两派。分裂是随着新模范军的普通士兵开始感到他们的利益正受到官员和国会的忽视而逐渐发生的。他们的想法由平均派明确地表达出来；平均派是对一个主要由城市中下层阶级和农村佃农发起的群众运动的蔑称。的确，下议院为建立共和政体而通过的法规中也包括了平均派的基本原则：“就人间而言，人民是所有公正的权力的起源”，下议院议员“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人民，拥有这个国家中最高的权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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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会如此乐于接受人民主权的原则，那么，使国会与平均派对立的争端又是什么呢？答案可以在“人民”一词的定义中找到。克伦威尔及其追随者认为，应该参加对下议院议员的选举的“人民”是那些在王国中有着“真正的或永久的利益”的人——财产所有人；而平均派则坚持认为，“任何出生在英国的男子都应当……对议员（国会成员）的选举有发言权”。[4]因而，争端就在立宪议会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赞成民主政体者中的许多人之所以赞成，是因为他们打算利用自己的选票引起社会改革，而克伦威尔及其追随者因害怕这类改革，则坚决反对平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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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17世纪在英国进行着两种革命。第一种是小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小贵族和资产阶级感兴趣的是赢得社会地位所必需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第二种是中下层阶级和佃农的社会革命；中下层阶级和佃农要求完全的宗教平等和政治平等、要求给穷人以丰富的食品，具有小财产所有人阶层的眼光。17世纪英国的社会革命失败了，就像后来18世纪法国的社会革命失败一样。在前后两种情况下，领导者都缺乏获取胜利所必需的人数优势、组织和成熟度。他们的时机到19世纪后期才来临，那时工业革命已培养出大量的有阶级觉悟的城市无产阶级。城市无产阶级又发展起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截然不同且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自己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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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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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英国发生大变动以后，欧洲政治革命的第二个阶段是在1789年法国革命之前的一个世纪中出现的所谓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一词源自以下事实：这一运动的领袖们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启蒙时代。他们将过去基本上看作一个迷信和无知的时代，认为只是到了他们的时代，人类才终于从黑暗走进光明。因而，启蒙时代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有了“进步”这种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观念。由于启蒙运动，人们开始普遍认为，人类的状况会稳步地改善，因此，每一代的境况都将比前一代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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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断的进步是如何保持的呢？答案非常简单而又令人信服：通过利用人类的理性力量。这种对理性的信任是启蒙运动的另一个基本特点。实际上，进步和理性是两个关键的概念。而这些概念的倡导者则是那些被通称为哲人的一批表达力很强的人。切莫将这些哲人误作正式的哲学家，因为他们不是任何特定领域的学识渊博或系统的思想家。他们多半是文人或普及工作者——与其说是哲学家，不如说是记者。他们通常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他们写剧本、小说、随笔和历史作品，以普及他们的思想，说明变革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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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0 约翰·洛克（1632—1704年），是人民权利的维护者，他反对那些认为自己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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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哲人受被牛顿证实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影响很大，相信存在着不仅控制物质世界而且控制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按照这一设想，他们开始将理性应用于所有领域，以便发现种种有效的自然规则。他们使一切事物——所有的人、所有的制度、所有的传统——受到理性的检验。虽然这对任何时期的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严峻考验，但是，对于已过了全盛时期、许多关节嘎嘎作响的法国旧制度，是尤其严峻的考验。因而，这些哲人使法国和整个欧洲的旧制度受到毁灭性的批判的猛击。更重要的是，他们发展起一系列革命的原则，打算通过这些原则实现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其中特别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在经济、宗教和政治三个领域中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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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口号是自由放任——让人民做他们愿意做的事，让自然界自然地发展。这种对政府干涉的反对，是对严格管制经济生活（通常称为重商主义）的一种反应。在国家建设的早期阶段，重商主义被认为是国家安全所必需的。但是，到18世纪，它似乎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自由放任主义由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一书中作了出色的系统阐述。他论证说，就个人的经济活动而论，自我利益是个人活动的动机；国家的福祉只不过是在一个国家中起作用的个人利益的总和；每个人都比任何政治家更清楚地知道其自身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