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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政治方面，哲人们也有一个关键性的词语——“社会契约”。关于统治的契约论并不是一种新理论：英国政治理论家约翰·洛克在1690年发表的《政府论》一书中已系统地提出了这一理论。他将统治看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一种政治契约。但是，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把它改变成一种社会契约而非政治契约。在他看来，契约就是人民之间的一个协议。卢梭在其主要政治著作《社会契约论》（1762年）一书中，把统治权看作只是一种“代办权”，从而证明把人民的合法权利归还给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民这种革命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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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简短的评述表明了启蒙运动对欧洲政治革命的意义。“砸烂可耻的东西”“自由放任”和“社会契约”这些口号破坏了传统的制度和习俗。此外，它们不仅对法国的现状，而且对整个欧洲甚至海外地区的现状，也是一个挑战。实际上，哲人们并不把自己看作法国人或欧洲人，而是把自己看作人类的成员。他们试图从全球的而非西方的角度来思考和行动。他们试图发现与牛顿的物质世界定律相当的普适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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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哲人们并未发现支配整个人类的永恒法则，但他们的著作确实影响了世界许多地区的爱好思考的人们。他们的最大的直接成就是说服欧洲的许多君主至少接受他们的某些学说。这些君主仍然坚持他们以天赋之权进行统治的理论，但是他们已改变了关于其统治目的的思想。政府权力仍然是君主们的天赋特权，但这时也已用于为人民谋利。因此，这些统治者被称为仁慈的专制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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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仁慈的专制君主中最闻名的是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和哈布斯堡帝国的约瑟夫二世（1765—1790年在位）。叶卡捷琳娜也许是最有口才的，常常说出启蒙运动的富有代表性的口号，如“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应当平等”“君主应为其人民服务”“一个国家若划分成少数大地产是很危险的”，等等。但是，叶卡捷琳娜和其同时代的君主们并不仅仅谈论改革。叶卡捷琳娜大大地改善了自己国家的行政制度和教育制度，腓特烈为促进普鲁士的农业做了大量工作，而开明的专制君主中最真诚、最认真的约瑟夫二世在其统治期间更是为了将其帝国改造得与新的原则相一致而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不过，尽管这些统治者拥有极大的权力，取得的成就却很有限。他们的继承者常常破坏他们的成果，而教士和贵族则毫不退让地反对威胁其既得利益的种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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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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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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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夸大仁慈的专制君主贯彻启蒙运动的种种学说所取得的实效，因为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启蒙运动才大大地影响了欧洲的大众。但在1789年以前，在英国的十三个殖民地已爆发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提供了将新学说付诸行动的一个实验性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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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2 为了反对1774年制定的《强制法令》，第一次大陆会议号召美国人参加大陆联盟，该联盟发誓与英国人断绝商业往来。第二年在伦敦印制出版的这幅画表示了若弗吉尼亚人拒绝报名参加可能发生的情况。画的背景处是一个绞刑架，上面挂着一袋羽毛和一桶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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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早先提到（见第二十五章第三节），十三个殖民地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政治上难以驾驭，它们的民选议会总是与伦敦派来的总督和其他官员不和。我们还提到，英国在七年战争中决定性地打败了法国，并通过1763年的《巴黎和约》获得了北到北冰洋、西至密西西比河的法国殖民地。英国人和美国人对他们所取得的巨大的共同胜利感到非常自豪。但是，这一胜利在解决了旧问题的同时又引发了新问题。一个新问题是，由于法国进攻的危险已消除，十三个殖民地的独立精神正在不断增强。另一个新问题是，英国政府在获得巨大的新殖民地以后，决定加紧对帝国组织的控制。这种加紧在早期阶段也许是可行的，但这时，在消除法国的威胁之后，殖民地居民确信他们能够照料自己并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因而，美国革命基本上起因于帝国权力和殖民地自治这两种相互冲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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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利坚殖民者当中，并非所有的人，甚至也不是大部分人，赞成暴力革命。事实上，他们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保守主义者仅仅希望恢复1763年以前普遍存在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那种松散关系。但是，激进主义者则要求在他们与英帝国的关系中能够发生殖民地完全控制自己事务的变化。他们还要求殖民地内部出现有利于平民百姓的政治权力的转移。对这一点，保守主义者激烈反对。他们不想引进民主政体；相反，他们希望像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一样，保持上层阶级的领导。最后，由于不列颠无能的官员屡犯大错，激进主义者得以独行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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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潘恩论美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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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潘恩的《人的权利》（1791年）是对美国革命有力的赞美。它是对埃德蒙·伯克的消极的《关于法国革命的感想》所作的回应。潘恩是他那个时代希望更多的革命会开启“人类的新纪元”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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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基米德所说的机械力量可用于理性和自由：“如果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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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革命在政治上展现了正是这一理论在机械上所展现的东西。旧世界的所有政体是如此根深蒂固，独裁和旧习是如此有效地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以致在亚洲、非洲和欧洲都没有改革人们政治条件的开端。自由在全球遭到猎杀，理性被视为叛逆，恐惧奴役着人们，使他们害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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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所有的真理所要求的、所需要的就是自由的出现，这是真理不可抗拒的本性。太阳不需要铭刻就能自别于黑暗，美国政府一旦将自己展现在世界面前，专制主义就会感到震惊，人们就会开始思考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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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不是伴随着在政府的原则和实践方面的革命，美国的独立只会被认作是从英国的分离，是无足轻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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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类想永远有幸拥有全世界的和平、文明和商业，不通过对政体的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所有的君主政府都是好战的。战争是他们的交易，劫掠和财富是他们的目标。只要这样的政府继续存在，就绝对不可能有一天的和平。所有君主制政府的历史不就是一幅人类悲惨生活的图画，难得有几年休养生息吗？在厌倦了战争和厌倦了人类的屠杀之后，他们坐下来休息，并称之为和平。这肯定不是上帝想要给人类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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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先前发生的革命都没有吸引大多数人的东西。它们所改变的只是人和办法，而不是原则，且在通常的执行中起起落落。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也许不妨被称为一场“反革命”。早期的征服和专制剥夺了人类的诸权利，现在人类正在恢复这些权利。全人类诸事务的潮流向着相互间相反的方向有涨有落，所以在这方面也是如此。以道德学说、普遍和平体制和不能取消的固有人权为基础的政府，正借助于一股比依靠暴力由东方卷向西方的政府更加强劲的冲力，从西方卷向东方。它不会引起个别人的兴趣，而会引起进步中的各民族的兴趣，并承诺给人类一个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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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 Paine, Rights of Man（London，1972）, p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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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革命的步骤众所周知，无须详述。首先是1763年时宣布禁止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移民。这原是作为在能够制订出有条理的土地政策以前保持和平的一项临时措施，但是，那些可能成为移居者和投机商的人则以为自己将为了英国少数毛皮商的利益而被永远排除在外。然后，英国政府施行了一系列财政措施，公布了“糖税法”“驻兵法”“印花税法”和“汤森税法”；其目的是为了将英国繁重的税收负担转嫁到美利坚殖民者肩上。这些征税在英国人看来，尤其是考虑到近来击败法国人战争所带来的花费以及将来保护美利坚边疆所必需的预算，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殖民地居民由于都受到这些税收的影响，一致加以反对。他们召开了一次大陆会议，组织对英货的抵制，直到这些财政措施被取消为止。但是英国政府又实行另外一系列欠考虑的措施，引发了一场导致革命的新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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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串富有戏剧性的事件——东印度公司对茶叶的垄断、波士顿茶党案、作为对在波士顿港口的破坏行为的惩罚的《强制法令》即《不可容忍法令》——是人们所熟悉的。当时，1774年，英国国会还通过了《魁北克法案》，为被征服的法裔加拿大人规定了一个政府体制，并划定了魁北克的边界；边界内包括俄亥俄河以北的全部领土，即现在的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在捍卫《魁北克法案》方面，可说的东西很多，但是，美利坚殖民者谴责它是为了信仰天主教的法裔加拿大人的利益而阻挡他们向西扩张的又一道不可容忍的法令。1774年9月，第一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组织了对英货的又一次抵制。第二年，当英国军队从波士顿前往康科德搜夺那里的秘密军需库时，战斗开始了。正是在这次战斗中，有人在莱克星顿草坪打响了“声闻全世界的枪声”。结果是英国军队发现自己被围困在波士顿。次月即1775年5月，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时，就需要处理一场真正的战争，于是开始招募一支美利坚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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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3 1773年12月16日发生的波士顿茶党案。1773年，为了不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运到美国的茶叶交税，“自由之子”组织的成员将自己假扮成印第安人，并将货船上的茶叶倒入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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