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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 Kolokotrones and E. M. Edmonds, Kolokotrones，Klepht and Warrior（London，1892）, pp. 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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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C. Shafer, Nationalism：Myth and Reality（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55）, p.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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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ited by D. W. Morris, The Christian Origins of Social Revolt（George Allen & Unwin，1949）,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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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第二十八章 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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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渴望与西方的欧洲交往已有300年了；300年来，俄国已从那里获得最重要的思想、最富有成效的学说和最生动的快乐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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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Y. 恰达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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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说，考察欧洲对俄国的影响似乎是有悖常理的，因为俄国毕竟是欧洲的一部分，俄罗斯人是欧洲的一个民族。但是，俄国位于欧洲的边缘，由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一大块缓冲地带构成。出于这一位置的缘故，俄罗斯人的历史经历完全不同于其他欧洲人，他们所发展起来的文化也相应不同。因此，一代代俄国思想家以民族方向和民族目标这一基本议题来拷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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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同西方的关系通常一直是被动地接受的关系。只是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俄国才能回报西方，先是回报以俄国伟大的作家和作曲家的作品，以后又回报以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产生的社会促进手段。但是，在20世纪以前，欧洲对俄国的影响比俄国对欧洲的影响大得多，而且，这种影响一直是俄国发展中的一个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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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856年以前的俄国和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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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俄罗斯国家于公元9世纪以基辅公国为中心发展起来（见第二十四章第二节）。这个早期的俄罗斯国家与欧洲其余地区有许多联系。它不仅越过黑海与拜占庭进行大量的贸易交往，还越过波罗的海与西北欧进行大量的贸易交往。值得注意的是，11世纪时，雅罗斯拉夫大公同欧洲诸主要王朝建立了姻亲关系：他的妹妹嫁给波兰的卡齐米日一世，他的儿子娶了拜占庭的一位公主，他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法兰西的亨利一世和挪威的哈拉尔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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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数世纪中，两个决定性的发展结合起来孤立了俄国。一个发展是，弗拉基米尔大公在公元990年前后决定接受拜占庭东正教形式的基督教，而不接受罗马天主教形式的基督教。当时，这两个宗教之间的差别并不很大。但是，由于有关罗马教皇最高权力的教义及其不断增长的实践在之后数十年间的发展，这两个教会最终于1054年分道扬镳。俄国不可避免地开始卷入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长期不和。在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手中（1453年）以后，情况尤其如此，因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俄国成为东正教唯一独立的堡垒。这些事件使俄罗斯人自鸣得意、自以为是、自我孤立，他们藐视和忽视了正在改变欧洲其余地区的伟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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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俄国与西方联系的另一发展是1237年蒙古人的入侵。蒙古人只要其俄罗斯臣民承认可汗的宗主权，每年向可汗进贡，就不干涉他们的事务。不过，蒙古人的统治割断了俄国与欧洲其余地区大部分残存的联系。这种联系的断绝在蒙古人统治下的两个世纪中一直存在，它是在西方正在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海外扩张和商业革命时到来的。但是，与世隔绝的俄国基本上不受这些意义深远的经济运动和文化运动的影响。此外，蒙古人给俄罗斯社会留下了他们自己的印记。他们的思想和管理方法为后来的俄国沙皇建立半东方的专制主义统治铺平了道路。而且他们的种族上的贡献也值得注意——例如，17世纪末，莫斯科上层阶级中有大约17%的成员具有非俄罗斯或东方的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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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俄罗斯人于15世纪摆脱蒙古人时，显露出来的俄国文明完全不同于西欧的文明。在东正教影响并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意义上，这是一种和谐一致的文明。但是，它基本上也是一种缺乏使西方如此生气勃勃、如此扩张的商业、工业和科学的文明。那些较不盲从、较有远见的俄罗斯领导人很快就看出他们的经济和技术上的落后是对自己国家安全的一种无法容忍的威胁。因此16世纪的俄罗斯人同以后世纪中的土耳其人、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开始借用西方的东西，作为一种自卫手段。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是向西方借用军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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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3 沙皇彼得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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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大大加快了这一借鉴的过程。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极其巨大的干劲颁布了3000多条法令，其中许多法令由他亲笔起草，几乎所有的法令都是由他授意而制定的。他以西方的方式改革了他的行政机关和军队，建立起供养其军队的工业，引入成千上万的各种类型的专家，派出一批批年轻的俄罗斯人到国外去学习，并建立起许多学校——所有的学校都具有实用主义的性质：数学和航海学校、海军学校、陆军学校、密码学校和居于最高地位的科学院。彼得大帝还打破所有先例，去西欧旅行，直接学习外国的种种制度和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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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所有这些手段，彼得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实现了他所说的打开一扇“面向西方的窗户”的目标。此外，在实际操作的意义上，他是通过打败瑞典、获取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而打开这一窗户的；在波罗的海沿海，他建立了新都圣彼得堡——新俄国的象征，而莫斯科则成为旧俄国的象征。不过，这些变化是在遭到众多群体激烈反对的情况下完成的。彼得不仅必须与群众的冷漠和怀疑作斗争，而且还必须与保守的大贵族和教士的公开或隐蔽的反对作斗争。甚至他确已引起的一些变化也在两个重要方面受到限制：这些变化就性质而言，基本上是军事的、经济的和技术的变化，而且它们仅影响了全体居民中为数不多的上层阶级中一些持赞同态度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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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4 圣彼得堡市——沙皇彼得大帝的“面向西方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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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的工作由富有才华、颇具魅力的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继续下去。叶卡捷琳娜认为自己及其宫廷是俄国欧化的媒介。她比独断的彼得有知识得多，积极地赞助文学、艺术、戏剧和报刊。她虽然不是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但乐意吸收其他人的思想，尤其是哲人们的思想。事实上，她以自己是一个开明的专制君主而自豪，并常常引用启蒙运动的箴言。在她统治期间，俄罗斯高等贵族已开始欧化。在彼得统治期间，他们蓄胡子、穿着臃肿肥大的东方长袍，但在叶卡捷琳娜统治期间，他们在言语、服装、住宅和社会职责方面模仿起凡尔赛宫廷。他们的子女也由法国家庭女教师教育，首先学习法语，作为他们的母语，然后捡起只够管理仆人用的少量俄语。因此，俄国的欧化不再仅限于技术方面，尽管它继续限制在上层阶级内。实际上，欧化的上层阶级与作为农奴被束缚在庄园里的农民群众之间的鸿沟正愈来愈宽，愈来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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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社会差异的严重性在俄国赢得对拿破仑大军的巨大胜利之后变得很明显。1815年至1818年间，一支俄罗斯占领军驻扎在法国。许多军官对他们在其中生活了4年的比较自由的西方社会有着极深的印象。在那里，他们吸收了当时法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激进思想，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他们于1818年回到俄国时，发现沙皇的独裁是无法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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