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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90年代，俄国的兴趣从中亚转移到远东。当时正在缓慢地接近完成的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为俄国的经济扩张和政治扩张提供了新的机会。新任命的财政大臣塞奇·维特伯爵向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呈递了一份报告（1892年11月6日），他在报告中说，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线将代替苏伊士运河成为前往中国的主要商路。他预见到俄国将处于亚洲和西方世界之间的仲裁人的地位，主张建立中俄联盟作为实现上述地位的最佳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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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中日战争的爆发（见第三十一章第一节）为维特所赞成的联盟铺平了道路。中国又轻易地被打败，再三恳求英国和美国进行调解。英、美两国的拒绝迫使中国接受了《马关条约》（1895年4月17日）。根据条约，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给日本。但是，俄国这时与德国和法国一起进行干涉，迫使日本人归还了辽东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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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帮助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年，中国人与俄国签订了一个秘密条约。该条约规定在日本侵略的情况下相互援助，而且还将建造穿过中国东北地区、直抵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中东铁路的特许权授予一家中俄合资银行。这家银行名义上是一个私营公司，但实际上却为俄国政府所拥有，归俄国政府管理。到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时，它已在中国东北铺设了总长为1596英里的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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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为了对包括战略港口旅顺在内的辽东半岛进行为期25年的租借，俄国跟中国谈判；随后，俄国开始了在远东的下一步推进。两年后，俄国人利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混乱占领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俄国人这种稳步的侵略使得日本人大为惊恐，因为日本人对亚洲大陆有他们自己的野心。日本人不能独立阻挡俄国人，所以决定通过获得同盟国来加强自己的力量。1902年1月30日，他们与英国缔结军事联盟（详见第三十一章第四节），这一后盾增强了日本人的力量，他们决心向俄国进行清算。1903年7月，日本人提议，俄国应该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占优势的利益”，作为回报，他们将承认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铁路事业方面的特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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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人的这一提议，俄国人的意见有分歧。财政大臣维特伯爵赞成接受提议，因为他感兴趣的是经济渗透，而不是带有战争危险的政治吞并。但是，有影响的俄国冒险家们在朝鲜北部有巨大的木材租借地，希望能使自己的政府专心一意地促进他们的个人财富。俄国军界由于他们在旅顺港的现有基地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之间的漫长距离，想在朝鲜沿海一带获得一个基地。俄国某些政治家因为担心国内不断高涨的革命浪潮，赞成以一次“小小的胜利的战争”充当民众骚动的避雷针。无疑，在他们的心目中，或者说在军人的心目中，俄国将在与日本的战争中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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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冒险家、军国主义者和政治家独行其是，设法免去了维特的职务，实际拒绝了日本人的提议。由于有与英国的联盟作保障，再加上担心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即将竣工，日本人迅速、果断地发动了攻击。1904年2月5日，日本人停止谈判，三天后，他们未经正式宣战就袭击了在旅顺港的俄国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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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战役中，日本总是击败俄国。由于俄国军队在离欧洲俄国的工业中心数千英里远的地方作战，横贯西伯利亚的单轨铁路完全不能满足他们的供应需要。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日本人包围了旅顺港，经过148天的围攻，于1904年12月19日占领了这座要塞。第二阶段由在中国东北平原上的一系列战役构成。日本人在这些战役中也获得了胜利，把俄国人赶到了沈阳以北。然而，这些战役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俄国军队仍未受损，而且还随着交通的改善得到增援和加强。但是在海上，日本人赢得了一个导致和平谈判开始的压倒性胜利。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在航行了相当于地球一周三分之二以上的距离后，于1905年5月27日到达日本和朝鲜之间的对马海峡。它立刻就遭到在数量和实力上均占优势的日本舰队的攻击。实际上，短短几小时内，所有俄国舰船就被击沉或捕获，而日本人仅仅失去了几艘驱逐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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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9 俄国战列舰博罗季诺号。在对马岛海域被日军鱼雷击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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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一毁灭，特别是由于战争在国内很不得人心和1905年革命已经开始，俄国人准备议和。日本人也需要和平谈判，因为尽管他们赢得了胜利，但他们贫乏的资源却已因战争负担而被滥用。1905年9月5日，《朴次茅斯和约》签订。根据和约，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最高的政治利益、军事利益和经济利益”，放弃在中国东北的所有优惠或独家特许权，并将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割给日本，把辽东半岛的租借权转与日本。这样，日本人就阻挡住了俄国在远东的扩张。直到40年后，也就是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惨败时，俄国才能够恢复其在《朴次茅斯和约》中失去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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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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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一次俄国革命和结果，1905—19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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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俄战争在远东打响时，革命正在战线后面的俄国内部传播开来。革命的根源可以在农民、城市工人和中产阶级长期的不满中找到。这种不满由于与日本的战争而日趋严重，因为与日本的战争一开始就不得人心，在遭受一连串失败后愈加如此。最后则发生了1905年1月22日的所谓“流血星期日”——皇家禁卫军向赤手空拳在圣彼得堡冬宫前面请愿的数千人开了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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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血星期日无可挽救地打碎了许多俄国人历来所珍爱的沙皇仁慈的“小父亲”形象。整个帝国的公民转而反对沙皇政权，使1905年的俄国大革命突然发生。这一大动乱在帝国政府能够再次行权以前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1905年1月至10月之间，是革命浪潮兴起的阶段。所有的阶级和势力都起来反对独裁政府：诸从属民族要求自治，农民抢劫庄园主住宅、夺取地产，城市工人组织地方议会即苏维埃进行革命活动，各地的大学生走出教室，黑海舰队的水兵发动兵变、夺取他们的舰船。沙皇除了屈服外别无选择，因此，他颁布了著名的《十月宣言》（10月30日）。它允诺给予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而且还准许俄国有一部宪法和一个民选的国民议会即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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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5年10月至1906年1月的革命的第二个阶段中，起义继续处于高潮，但是，革命者已不再团结。主要由中产阶级分子组成的温和派接受了《十月宣言》，而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的激进派则要求由制宪议会而不是沙皇的大臣来制订新宪法。为了达到目的，激进派试图通过组织更多的罢工和骚动来延长革命。然而这时政府已强大起来，能够进行回击。1905年9月5日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使许多军队能够被派回国内去恢复秩序，而适时从巴黎和伦敦得到的4亿美元贷款也大大地加强了摇摇欲坠的沙皇政府。因而，它能够扑灭12月22日至1月1日在莫斯科猛烈进行的、危险的工人起义。其时，温和派因长期的暴力行为而和激进派疏远，正转移到政府一边。因此，到1906年年初，革命浪潮的高峰已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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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1905年1月22日是一个血腥的星期日。当天，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军队向正在进行和平游行、在圣彼得堡冬宫前请愿的工人开了枪。这一事件发生后，沙皇政府与俄国工人阶级之间的和解几乎没有机会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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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6年1月至7月21日的革命的第三个阶段，是沙皇政权得到巩固的阶段。政府军队追捕缉拿激进派成员和反抗的农民，在有些情况下，还烧毁整个村庄。5月6日，政府颁布了所谓的《基本法》。按照这一法律，沙皇被宣布为专制君主，对行政部门、军队和外交政策保持完全的控制。民选的杜马可以与上议院一起分享立法权，而它的预算权则受到严厉限制。杜马于5月10日开会，拒绝接受《基本法》，并激烈地批评政府。随即出现了一个僵局；7月21日，沙皇解散杜马。自由派杜马成员以牙还牙，号召国民拒绝纳税，然而，响应是微弱的。事实上，到这时，革命的潮流已经衰退，第一次俄罗斯革命已走完了它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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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革命失败了，但它给俄国的历史进程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俄国这时有了一个立宪政体，尽管杜马权力很小。1907年2月，第二届杜马经选举产生，结果证明它甚至比第一届杜马更敢于挑战。于是，政府大幅度地减少选举权，使分别于1907年和1912年选举出来的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变得保守和屈从，合乎政府意愿。不过，专制主义的沙皇独裁政治的确随着《十月宣言》的颁布而终止；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杜马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直到随着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到来而被扫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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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的种种事件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们对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传统做出了贡献。苏维埃已在一些城市中成立，并已证明它们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机关的价值。诚然，1906年以后，一种平静似乎降临，但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短暂的平静。例如，举行罢工的工人人数从1905年的100万人下降到1910年的4000人。但是，到1912年，罢工人数又上升到100万人，并在以后的两年中保持在这一水平上。然后，所有的冲突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突然停止。但是，由于在前线遭到灾难性的失败，新的暴风云又一次聚集起来，沙皇政权进入了它再也未能摆脱的一个新的动乱时期。因此，1905年的俄国革命作为震撼世界的1917年革命的一次彩排而惹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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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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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俄国与西方关系的各个方面的著作有：D. W. Treadgold所著的The West in Russia and China，Vol. I，Russia，1472-1917（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73）；W. L. Blackwell所著的The Beginnings of Russian Industrialization，1800-1860（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68）；T. H. Von Laue所著的Sergei Witte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Russia（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63）；M. Malia所著的Russia Under Western Eyes：From Peter the Great to Khrushchev（Whiley出版社，1964）和L. Hughes的最新研究Russia in the Age of Peter the Great（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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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国在中亚的扩张，见G. V. Lantzeff和R. A. Pierce合著的Eastward to Empire：Exploration and Conquest on the Russian Open Frontier to 1750（McGill University出版社，1973）；E. E. Bacon所著的Central Asia Under Russian Rule：A Study in Cultural Change（Cornell University出版社，1966）和S. Becher所著的Russia’s Protectorates in Central Asia：Bukhara and Khiva，1865-1924（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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