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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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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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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诸民族在土耳其统治下生活了四个多世纪。人们通常认为，这段时期充斥着苛政，被压迫的基督教徒渴望自由，急切地等待反抗的机会。这一阐释并不符合实情。巴尔干各民族在人数上大大超过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少数土耳其人。他们是众多聚居的群体，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和宗教。如果他们渴望反抗，他们会给土耳其人带来更大的麻烦。然而，在早期的世纪里，土耳其人统治巴尔干半岛基督教臣民时遇到的麻烦并不比统治亚洲穆斯林臣民时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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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土耳其征服者与从前统治过巴尔干各国的拜占庭皇帝、法兰克贵族、威尼斯贵族及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君主相比，是有能力的、仁慈的。奥斯曼的行政管理严格而公正，税负很轻，非穆斯林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基督教欧洲所未有过的信仰自由。然而，18世纪、19世纪期间，这种形势发生了剧变。这一时期中，由于奥斯曼的势力和实力已经衰落，出现了普遍的腐败和敲诈勒索；这种情况又驱使此时身受压迫、心怀怨恨的巴尔干基督教徒拿起武器进行自卫。当时，出于各种原因，巴尔干诸民族正受到来自西方的种种影响，并为这些影响所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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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诸民族较奥斯曼帝国的其他任何种族集团更早、更深刻地受到西方的影响。他们多半是基督教徒，所以比穆斯林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更易于接受基督教西方的影响。由于巴尔干各国在领土上与欧洲的其余地方邻近，人、商品和思想较易于从多瑙河、亚得里亚海、地中海和黑海的那一边集中到巴尔干半岛上。西欧对进口粮食不断增长的需求促进了巴尔干半岛的农业，尤其是促进了新的殖民地产品棉花和玉米的栽培。这些商品的出口又反过来有助于巴尔干一个本土商人和海员阶层的成长。贸易的扩大也促进了手工业产品的需求量和产量。重要的制造中心出现于半岛各地，时常是出现在孤立的山区；在那里，工匠们能在尽可能少地受到土耳其人干涉的情况下从事其行业。最后，商业和工业的兴起促进了亚得里亚海沿岸和在爱琴海群岛之间行驶的商船队的发展。新兴的巴尔干商船队运走棉花、玉米、染料、酒、油和水果之类的产品，通常运回殖民地产品和制成品——香料、糖、毛织品、玻璃、手表、枪炮和火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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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经济复兴的意义在于，它产生了一个由商人、工匠、船主和海员组成的中产阶级，他们对西方的思想和制度特别敏感、特别有好感。这些人本来就对奥斯曼的统治不满，因为奥斯曼这时已变得腐败、无能。商人和海员旅行到国外，并时常侨居那里，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把自己亲眼目睹的安全和开明状态同国内的悲惨状况作对比。不用说，许多人都会得出结论：他们自己的前途和他们的巴尔干同胞的前途取决于尽可能早地除去土耳其梦魇般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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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南部的塞尔维亚商人、俄国南部的保加利亚商人，以及广泛地散布在欧洲各主要城市的希腊商人，对其同胞智识上的觉醒做出了贡献。他们通过以下方式达到这个目的：以本土语言出版书籍和报纸，在自己的家乡和村庄创办学校和图书馆，并为本民族的年轻人去外国大学受教育提供资金。所有这一切不仅是一种教育，而且是一种新型的教育。它不再主要是宗教方面的教育。相反，它深深地受到当时西欧启蒙运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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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变得更直接地具有政治性和煽动性。有政治觉悟的人对巴黎的起义、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对拿破仑推翻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壮观场面印象极深。一个同时代希腊革命者的证言如下：“总的来说，法国大革命唤醒了所有人的理智……近东的所有基督徒都向上帝祈祷说，法国应该进行反对土耳其人的战争，他们相信他们将得到自由……然而，当拿破仑没有作出行动时，他们开始采取解放自己的措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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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各民族的民族觉醒速度迥然相异。最先觉醒的是希腊人，因为他们具有某些有利条件：他们与西方的交往频繁，他们古典和拜占庭的光荣传统激发了民族自尊心，他们的希腊正教体现和保护了民族觉悟。继希腊人之后是塞尔维亚人，他们享有高度的地方自治，此外还深受匈牙利南部广大塞尔维亚新拓居地的影响。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的这些有利条件提示了巴尔干其他民族复兴速度较缓慢的原因。保加利亚人与西方没有直接的联系，并定居在靠近奥斯曼首都的地方和土耳其在色雷斯和马其顿东部坚固的新拓居地附近。罗马尼亚人遭受着巴尔干半岛上独特而尖锐的社会分化之苦，这种社会分化产生了有教养的上层社会和无生气的农民群众。阿尔巴尼亚人因为其原始的部落组织和由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这三种宗教所致的分裂而境况最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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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俄土战争——这幅19世纪的版画描绘的是骑马的哥萨克宫廷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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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说明了为什么从19世纪初叶到20世纪初叶，在巴尔干半岛上不是出现一个反对奥斯曼统治的共同革命，而是发生一系列单独的起义。希腊人在经过1821年至1829年持久的独立战争之后，从土耳其人那里赢得完全的独立。塞尔维亚人更早在1804年时就举行起义，但只是到1815年时才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获得一个自治地位。塞尔维亚公国直到1878年才获得完全的独立，成为塞尔维亚王国。其后是罗马尼亚人，于1859年赢得自治，于1878年赢得独立。保加利亚人更迟些，至1878年获得自治，至1908年获得独立。巴尔干的这三个民族——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于1912年结成联军，把土耳其人完全逐出半岛。他们在战场上是成功的，而且，尽管胜利者之间发生了自相残杀的战争，土耳其人还是不得不于1913年交出他们在巴尔干半岛所剩下的全部领土，仅保留了从君士坦丁堡到阿德里安堡的海峡周围的一块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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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奥斯曼帝国的边界自1683年起从维也纳城墙开始退缩，至1815年退缩到多瑙河，至1878年退缩到巴尔干半岛中部，至1913年退缩到君士坦丁堡近郊。随着帝国的退缩，巴尔干诸独立国家——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1912年独立的阿尔巴尼亚——起而代之。西方通过提供革命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刺激准备在这一意识形态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中产阶级的成长，决定性地促进了巴尔干各民族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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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耳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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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土耳其人的影响比对巴尔干基督教徒的影响小得多，也晚得多。有各种因素可以解释这一差别；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或许是土耳其人信奉伊斯兰教并缺乏一个本土的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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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巴尔干诸民族的基督教信仰构成与西方的一种联结，那么土耳其人的伊斯兰教信仰就是一种障碍，而且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障碍，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有着互相对抗和冲突的漫长历史。土耳其人还因为他们从未发展起自己的中产阶级而很少受到西方的影响。他们对商业不感兴趣，或者说不尊重商业，因此，奥斯曼的资产阶级基本上是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相形之下，土耳其人或是农民（他们一般是麻木不仁的），或是穆斯林教会组织中的教师和审判官（这几乎总是意味着他们是激烈地反对西方的），或是帝国官僚机构中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通常仅仅对保住自己的职位和晋升感兴趣）。当我们考虑到希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商人在各自国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时，土耳其人这种状况的意味也就十分明显了。土耳其人中没有这样一批商人，因而，他们中难得出现的改革提倡者发现自己没有任何追随者。换句话说，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困境与1825年俄国十二月党人所处的困境相同，而且其原因也相同。人使自己的军事力量现代化。被派到海外去上外国军事学院的许多年轻人中，有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除了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外，还吸收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因此，不出意料，1908年当旧制度在奥斯曼帝国被最后推翻时，实行这一政变的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一个群众运动，而是一个军队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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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 这幅画描绘的是巴尔干的基督教徒作为贝尔格莱德卫戍部队正对国王米兰一世宣誓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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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9世纪期间，奥斯曼帝国同俄国人一样，被西方以直接和间接的许多方式所渗透、影响和控制。在渗透的几条途径中，最早的、在某些方面最有效的是军事途径。土耳其人同俄国人一样，发现要自我保存就必须采用欧洲的军事技术。19世纪后半叶中，西方诸强国为了阻挡俄国对中东的扩张，积极地鼓励土耳其人使自己的军事力量现代化。被派到海外去上外国军事学院的许多年轻人中，有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除了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外，还吸收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因此，不出意料，1908年当旧制度在奥斯曼帝国被最后推翻时，实行这一政变的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一个群众运动，而是一个军队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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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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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期间，奥斯曼帝国被认为是“欧洲病夫”。为什么说它是病夫，这在英国商人和外交官查理·艾略特爵士的下列记述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描述了自己努力使卡拉奇的总督对开发项目感兴趣和总督给予否定答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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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我可能被描述为一个寻找特许权的人，或一个代理商。我的生意的实质就是让东方人买他们不想要的东西——从火柴到铁路的任何东西。我贿赂他们，让他们买我的商品；他们贿赂我，让我开出比我实际收到的数额更多的票据（这些票据是由奥斯曼政府支付的）。于是，我们双方都能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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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能开发”［我对他说］，“贵帝国的商业和物质资源，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都将拥有共同的利益。基督教徒将会支持你的帝国，把它作为他们繁荣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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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土耳其人”［总督回答说］，“不知道如何赚钱；我们只知道如何花钱。你想引入一种体制使基督教徒能从我们和我们的国家榨取所有的金钱，并据为己有。谁从铁路、港口和码头所有这些特权中获利了？法兰克人、犹太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但绝不会有一个穆斯林。你还记得我帮你修筑的从杜罗格莱德到莫罗伯利斯的铁路吗？法兰克人乘坐它去旅行，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卖票，最后，所有的钱都流到犹太人那里。但是，土耳其人要铁路做什么？土耳其人从中得到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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