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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以前的时代，传统印度社会的基本单位与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是村庄。在村庄内部，重要的不是个人，而是联合家庭和种姓。这种组织的集体形式不仅是社会稳定的根源，也是民族衰弱的根源。对家庭、种姓和村庄的忠诚是首要考虑的问题，而这阻碍了民族精神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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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从古以来的习俗，土地被认为是君主的财产；君主有权收取全部产品中的一部分或这部分等价物。这就构成田赋。田赋是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也是耕种者的主要负担。交纳给国家的产品份额因时期而不同：从六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甚或一半。通常，以村庄为单位的集体负责以产品或货币来交纳田赋，农民只要交纳他的一份赋税，就拥有使用土地的世袭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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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工具和交通工具是原始的，因此，村庄往往会在经济和社会上变得自给自足。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陶工、木匠、铁匠、书记员、村镇牧人、祭司和教师及占星术家。陶工用陶轮生产农民所需要的简单器皿；木匠建造、修理建筑物和犁；铁匠制造斧子和其他必需的工具；书记员处理法律文件，写出不同村庄的人们之间互通的信件；村镇牧人白天放牛，晚上把牛归还各所有人；祭司和教师常常由同一个人兼任；占星术家为播种、收割、婚姻和其他重要事项指明吉时。这些工匠和专门职业者以近似物物交换的方式为他们的村庄服务。他们提供服务的报酬是从耕种者家庭得到谷物，或从村里得到供他们自己使用的免税土地。种姓制度把这些世袭、传统的职业和职责分工变成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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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6 印度班杰罗部落社区的一群男人正与村中的老者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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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的政治结构由一个每年经选举产生的五人以上的地方自治会构成，今天称作乡村自治委员会（即Panchayat, “Pancha”的意思是“五”）。乡村自治委员会通常由种姓首领和村里的长者组成；他们定期开会，来执行地方审判，收集赋税，让村里的井、道路和灌溉系统得到维修，设法使工匠和其他专门职业者得到供养，殷勤地招待途经村庄的旅行者并给他们提供向导。除了交纳田赋和满足对强迫劳动的不定期需求外，村庄与外界没有什么交往。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使得每个村庄除少数必需品如盐和铁之外，基本上不依赖印度的其他地区。因而，印度原有的城市就性质而言是非工业的。相反，它们或者是宗教中心如贝拿勒斯、布里和阿拉哈巴德；或者是政治中心如浦那、坦焦尔和德里；或者是商业中心如米尔扎布尔，它位于从印度中部到孟加拉的商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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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印度作家往往把这一传统社会浪漫化，描绘出一幅乡村生活的田园诗情景，说这种生活以缓慢而令人满意的节奏平静地一代一代继续下去。诚然，集体组织如联合家庭、种姓和乡村自治会的存在为农民提供了心理和经济上的安全感。每个个体都认识到在其当地村庄中的责任、权利和地位。如果中央政府强大到足以维持秩序、足以将田赋限制到通常收成的六分之一，那么，农民群众确实过着安宁、满意的生活。但是，中央政府常常衰弱得不能维持秩序，因此，村民们受到贪婪的税吏和强盗团伙冷酷无情的敲诈勒索。17世纪莫卧儿帝国崩溃时的情况就是如此。然而，甚至在如此艰难的时期，印度村庄在任何基本方面都没有被改变。单个单个的地区遭到蹂躏，但最后，耕种者又回来恢复其传统的制度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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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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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国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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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到来之前，印度的村庄是相对恒定而自足的。但是，在探讨这些西方入侵者的影响之前，我们将考察他们为什么能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期间不太费力地征服整个印度。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在葡萄牙的阿尔布克尔克于16世纪初占领果阿之后的250年里，欧洲人仅能坚守沿海的少数根据地。然后，在短短数十年间，势力均衡决定性地改变了：整个印度次大陆受到英国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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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这一结果的一个原因是，莫卧儿的力量和权威已衰落（见第十八章第三节）。这使穆斯林军阀和地方总督能在各地区宣告独立、建立个人王朝。同时，信奉印度教的人通过组织一个将中心设在浦那城的强有力的马拉塔联盟来坚持自己的权利。马拉塔人赢得对整个德干高原的控制，然后，约1740年前后，开始侵入印度北部，打算取代正在衰落的莫卧儿人。因而，18世纪时，随着各种官员试图把自己的职位转变为世袭的诸侯权位，随着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而与印度或外国的任何势力私通，印度处于无政府状态。因而，英国人能够挑拨一个印度王公反对另一个印度王公，直到他们成为整个半岛的主人为止。这种情况全然不同于中国；在中国，清朝的结构仍然完整无损，从而迫使所有的外国人与北京的皇帝直接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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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地促使印度易受攻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强大的商人阶级的兴起；这一商人阶级的经济利益与西方公司的经济利益有着密切关系。这些公司能比较自由地在印度经商（它们在中国几乎遭到完全的排斥）。16世纪时，印度的经济很少受到贸易的影响，因为贸易主要限于香料和纺织品。但是，17世纪时，除了硝石外，还有各种商业性作物如靛蓝、芥子籽和大麻被大量出口。孟加拉是这一贸易的中心。当时这里出现了富裕的本土商人，他们控制了当地经济，并在莫卧儿官员腐败、无能的统治下变得越来越不安分。这些商人中一个叫贾嘎特·塞特的人，收买了那些本该遵照孟加拉的“纳瓦布”——总督——的命令行事的将军的忠心。在普拉西战役中（1757年），这些将军避免与英国人作战；英国人在这场重大的遭遇战中仅死伤了75个人。正如一位印度历史学家所说的，普拉西是“一笔交易，而不是一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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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这时是孟加拉的实际统治者，不过他们继续在形式上承认傀儡纳瓦布。1764年，东印度公司在击败莫卧儿军队之后，被授予“底瓦尼”，即在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这些富裕的地方征税的权利。这为谋取利润和露骨地敲诈提供了许多机会，英国代理人充分利用了这些机会。通过增加赋税、控制贸易和接受本土官员的许多“礼物”，他们为自己和在伦敦的上司积聚了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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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孟加拉的立足点，英国人得到了在印度进一步扩张所必需的基地和资源。他们开始向北推进，寻找天然边界。在东北面，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尼泊尔，他们击败了廓尔喀人，后者从此以后站在英国人的一边战斗。同样，在西北面，他们最后战胜了旁遮普的高傲的锡克人。因而，到19世纪中叶，英国人成为整个印度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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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7 一位印度艺术家所绘的詹姆士·托德（约1880年），他正乘坐一头皇室的大象走在仪仗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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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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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国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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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看到，东印度公司最初在管理它所控制的印度地区时，进行了残暴的剥削。这些暴行在英国引起公众的看法；这一点，加之某些政治原因，促使国会在1773年和1784年通过了置公司于伦敦政府监督之下的法令。公司继续经商，它的雇员和士兵继续在印度进行管理和战斗，但是，公司是在国会和英国政府警惕的目光下行使职责。这一安排历经各种修改，一直持续到1857年印度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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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起义不是某些印度作家所称的民族运动和独立战争。事实上，它主要是为某些心怀不满的王公和地主所利用的一次军事暴动，这些王公和地主的利益受到了英国人的损害。1848年至1856年的总督达尔豪西勋爵撵走了许多王公，在留下的王公中间引起了不安和猜疑。其他集团也是不满的：印度居民中的保守分子受到极大的扰乱，因为当时引进了铁路和电报，开办了西式学校，某些基督教传教士进行了侵略性活动，法律上认可了寡妇再嫁，并废除了诸如杀婴和寡妇殉葬——寡妇在丈夫的火葬柴堆上自焚——这类习俗。印度兵，即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的印度士兵，也由于长期在遥远的地区作战并得不到这种服役的额外津贴而不满。采用涂有牛脂和猪油的子弹是使起义爆发的火星，因为用牛脂和猪油涂子弹引起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反感。所有这些因素相结合，使这场起义在某些分散的地区呈现民众起义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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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起义于1857年5月10日开始时，英国人感到很意外，被迫采取守势。但是，起义主要限于北方，并没有扩大到全国。即便在北方，大多数重要的土著之邦仍忠于英国人，并提供了不可计数的援助。因而，大约4个月后，英国人能够反攻；到1858年7月，起义已被镇压。双方都犯下了暴行：印度人屠杀了许多俘虏，英国人烧毁了村庄，并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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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镇压起义之后一个月，国会通过了结束东印度公司的统治、用君主的统治取而代之的“印度法令”。从此以后，统治印度的是一个巨大的统治集团，其基础在印度，其顶点即印度国务大臣在伦敦。英国对印度统治的效率反映在印度官员的构成中：1900年时，在印度的英国文职行政官员总共有4000人，而印度的文职行政官员有50万人。1910年时，印度军队由6.9万名英国人和13万名印度人组成。少数的英国士兵和官员统治了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次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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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8 一位茶农在他的种植园中。作为英国统治的象征之一，这些位于锡兰和印度东北部的大茶园，尤其是阿萨姆的大茶园，是英国封建领主的主要财源。它们也是19世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南亚次大陆大片森林被砍伐的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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