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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饥荒和瘟疫促使不满情绪增长，这一点帮助了提拉克的改革运动。1905年的俄国革命和同年日本对俄国的胜利也激起印度的战斗精神。后一事件特别振奋人心，被看作对西方优越论的驳斥。尽管这一民族主义运动很普遍，但它几乎只是一场律师、记者、教师和商人的中产阶级运动。这些人更熟悉的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赫伯特·斯宾塞和查尔斯·达尔文，而不是他们的乡村民众同胞的痛苦、不满和热望。很自然，民族主义领袖和未受教育的农民之间没有什么友好关系。这一鸿沟继续存在到战后时期才由莫汉达斯·甘地越过。甘地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他意识到其人民实质上的宗教观点。他宣传的不是抽象的政治观念，而是被他赋予了政治含义的宗教概念（见第三十八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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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西方对印度的影响全然不同于它对俄国或中东的影响。在俄国的情况下，西方施加了决定性的文化和经济的影响，但是，俄国在政治和军事上仍然是强大和独立的。另一方面，近东在经济和军事上受到西方的支配，不过，出于战略上的原因，奥斯曼帝国设法将它的独立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形成对照的是，印度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期间被英国彻底地征服。英国的统治在孟加拉维持了近两个世纪，在旁遮普维持了一个多世纪。面对欧洲文明中那些最吸引人的成分，印度人从来就没有挑拣的特权。它比亚洲其他任何主要地区更无选择地承受西方权力和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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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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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印度历史文献的著作有R. I. Crane所著的小册子The Hisotry of India：Its Study and Interpretation（Service Center for Teachers of History，1958）。原始资料集有W. T. de Bary所编的Sources of Indian Tradition（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50）。非常宝贵的参考书是J. E. Schwartzberg所编的A Historical Atlas of South Asia（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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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印度通史的著作有：P. Spear所著的A History of India（Penguin出版社，1965）和S. Wolpert所著的A New History of Indi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82）。全面研究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的著作有：R. P. Masani所著的Britain in Indi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1）；P. Woodruff所著的The Men Who Ruled India，2vols（Jonathan Cape出版社，1954—1955）；H. Furber所著的John Company at Work（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1）和M. D. Lewis所编的反映各种观点的阅读材料集The British in India：Imperialism or Trusteeship（D. C. Heath出版社，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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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详细地研究欧洲对印度的影响的著作是L. S. S. O’Malley所著的Modern India and the West（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41）。关于印度的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的倾向，见A. Seal所著的The Emergence of Indian Nationalism（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68）；B. T. McCully所著的English Educ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Indian Nationalism（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40）；A. Ward所著的Our Bones Are Scattered：The Cawnpore Massacres and the Indian Mutiny of 1857（Henry Holt出版社，1997）；J. R. McLane所著的Indian Nationalism and Early Congress（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77）和该作者的文献集The Political Awakening in India（Prentice Hall出版社，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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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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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ited by E.Stokes, “The First Century of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 India: Social Revolution or Social Stagnation,” Past & Present（February，1973）, p.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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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第三十一章 中国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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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如果了解日本在迅速西方化方面取得成功的真正秘密，也就掌握着远东近代史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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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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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是欧亚大陆上最后受到欧洲扩张影响的主要地区。中国和日本之所以在俄国、近东和印度之后才受到这一影响，是出于各种因素。首要的也是最明显的事实是，远东无疑是欧亚大陆上距离欧洲最远的部分。中国和日本并不像俄国和奥斯曼帝国那样与欧洲相邻；它们较之印度位于更东和更北面。或许这两个国家政治上的团结比地理上的孤立更为重要。欧洲入侵者不能在中国和日本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而这一政策在印度却非常有效。在中国和日本，没有可唆使其反对北京和东京中央政府的独立的地方统治者。而且，由于这两个政府推行强硬的闭关自守政策，这里也没有本土商人愿意与欧洲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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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远东这两国能将它们同欧洲的联系限制在仅仅是断断续续的贸易之中，且对其进行严格的监管。但到19世纪中叶，这一形势却发生了突然而剧烈的变化。首先是中国，然后是日本，被迫敞开国门，接受西方的商人、传教士、领事和炮舰。这两个远东国家都受到了根本的影响，不过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日本采纳和利用西方强国的手段，并将它们用于自卫及后来的势力扩张。相形之下，中国却不能重新组织自己以迎接西方的挑战。然而，中国太大，太具有凝聚力，不可能像印度和东南亚国家那样被彻底征服。这样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甚至在此之后的数十年中，中国仍处于动荡不定的状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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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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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多年中，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发展起一个独特、自治的社会。这一社会同亚洲其他社会一样，以农业而不是商业为基础，由地主和官僚而不是商人和政治家统治。这一明显以自我为心、自我确信的社会认为世界其他地区都是低等、从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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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4年，当葡萄牙人出现在东南附近的海面上时，中国人首次开始同西方的直接交往。继葡萄牙人之后是荷兰人和英国人，他们也是由海路到达中国；而在北面则出现了俄国人，他们是从陆路到达黑龙江流域的。中国人坚决避免同所有这些入侵者亲近（见第十九章第三节），他们将贸易关系限制在少数几个港口，拒绝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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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攻船和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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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42年鸦片战争期间，配备老式武器的中国人没有任何机会打败装备蒸汽炮舰和火炮的英国人。这一点在中国人试图夺回宁波这座城市时得到了证明。英国历史学家阿瑟·韦利利用同时代人的中文资料描写了最终的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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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军的参谋机构中有许多文人，在发动进攻（1月30日）的前10天，将军命令他们撰写捷报。他们呈递了30篇文章，将军按其文才大小的顺序进行了排列。第一位归缪嘉毂，他写了一篇详细而生动的有关各种英雄事迹的报道。列在名单上第二位的是何士祁（一位相当有名的书法家），他呈报了一篇文字造诣很高的文章，其中充满了经典的比喻和机敏的措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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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攻的信号将是点燃火攻木筏，向英国船只发射过去；火攻木筏漂向英国船只，在它们起锚前将它们点燃……英国舰船上的小艇在这些燃烧着的火攻木筏到达前很久便已出发，将它们击成两半——这是一种难以操作的作战行动，导致几个水手被严重烧伤——然后使它们搁浅。大约几英里外的另一支火攻木筏分遣部队一见到从其他火攻木筏升起的火焰便也提早点火；但是还没等到第二支分遣部队的火攻木筏发出有一半，参战的中国非正规军便遭到了从英国战舰上发出的小艇的进攻，随即他们就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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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建议：应该在一些猴子的背后拴上鞭炮，然后将猴子扔到英国船只的甲板上。受惊的猴子会带着火焰迅速向各个方向逃散开去，此时如果能够碰巧跑到弹药库，那么整艘船都将灰飞烟灭。19只猴子被买了回来，并在进攻前被成群地带到了前沿阵地。在中国人的进攻失败后，它们跟随撤退的军队来到了诸暨。“事实是，”贝青乔说，“没有一个人敢向外国船只靠近到足以将猴子扔到甲板上，所以这一计划也就从未付诸实施。”随后诸暨后防高地的中国残余军队被打败，引发了恐慌，人们纷纷从这座城里逃走了，其中包括负责这些猴子的冯先生。由于没人去照管这些猴子，它们最终都在冯先生废弃的前屋里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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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Waley, 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George Allen & Unwin，1958）, pp. 165，16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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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人闭关自守、骄傲自满，三次灾难性的战争使他们受到了巨大的刺激：第一次是1840年至1842年同英国的战争，第二次是1856年至1860年同英、法的战争，第三次是1894年至1895年同日本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所遭受到的屈辱性失败，迫使中国人打开大门，结束他们对西方的屈尊态度，重新评价自己的传统文明。其结果是入侵和反入侵的连锁反应；它制造了一个新的中国，所产生的影响至今仍能在远东乃至全球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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