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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 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的武装帆船根本不是英国炮舰的对手。这场战争以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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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人试图强行禁止鸦片交易时，便爆发了第一次中英战争，即通常所称的鸦片战争。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坚定正直的人。林则徐查封了2万箱价值600万美元的鸦片，并当众予以销毁。这一举动引起的纠纷导致了中国战船与英国战舰的冲突；1840年6月，战争爆发了。以后的战争进程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毫无希望的军事劣势。英中两国的力量差距比西班牙征服者和阿兹特克人之间的力量差距还要大得多。16世纪至19世纪期间，欧洲的军舰和大炮已得到巨大发展，而中国人的军事技术仍停留在比阿兹特克人的技术高不了多少的水平上。1842年，清政府宣布投降，接受了《南京条约》，这是后来蚕食中国大部分主权的一系列众多不平等条约中的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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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南京条约》，中国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并开放五个对外通商口岸。《南京条约》并未结束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摩擦。为增加贸易量，欧洲人想要更多的让步，而中国人则认为，这些条约向欧洲人承认的特权太多。因此，毫不奇怪，1856年战争再次爆发了。这次战争的起因是中国官员关押了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中国船只上的中国水手。当清政府拒绝释放这些水手时，英国人炮轰了广州城。法国人以一位法国牧师被杀为借口，也加入了这次战争。英法联军不可抵挡，中国人被迫在1858年与1860年签订了更多的不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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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 慈禧太后（1835—1908年）在北京的清廷里操纵着中国的权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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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遭受的第三次失败是最为屈辱的，因为这次是败在邻近小国日本的手下。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们将看到，日本人和中国人大不相同，他们已有能力使西方技术适应他们的需要，建立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在达到其他东方国家当时所不能达到的水平之后，日本便迫使朝鲜接受一些内容不十分明确的要求，而中国也声称对朝鲜拥有宗主权。双方军队发生冲突，1894年8月，中日双方正式宣战。中国军队又轻易被击溃，1895年4月，北京被迫接受了《马关条约》。条约的条款要求中国赔款，承认朝鲜独立，割让一些领土给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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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战争给中国的傲慢和自满以毁灭性的打击。这个大帝国在受轻视的、配备以现代战争武器的邻国面前显得十分无能。而且，早几年，欧洲列强趁中国衰弱之际，吞并了传统上承认北京宗主权的边远地区。除获得这些领土外，西方国家还划分了中国本土。它们建立了“势力范围”，在这些势力范围内，列强的政治和经济优先权得到承认。这样，云南和印度支那边境地区变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广东、长江流域和这两者之间的广大地区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东北地区、山东和福建分别成为俄国、德国和日本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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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半叶中国所经受的屈辱和灾难使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清王朝进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和重新组织。下面我们将沿着这一过程的轨迹，看看中国人是怎样缓慢、勉强地进行改革和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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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的改革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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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击败中国引起了年轻的光绪皇帝的注意，他意识到有必要进行彻底的改革。1898年夏，他颁发了一系列被统称为“百日维新”的改革法令。它们将地方政府集中在北京的领导之下，建立以欧洲学问为基础的新学校，鼓励西式生产方法，按西方方式建立一支由应征者组成的新式军队。这些措施始终停留在纸上，因为军队支持始终维护旧秩序的皇太后。这时，她废黜了年轻的皇帝，亲自摄政；废除了变法法令，杀害了六位维新派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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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维新”的失败使保守派获得了所有的权力。他们积极地引导社会和政治上对外国人的不满情绪。排外的秘密团体在朝廷保守派和地方统治者的鼓动下，组织了地方民兵以抵抗外国的侵略。这些团体中最为著名的是义和团，即人们通称的义和拳。义和团因得到官方的默许开始袭击外国人，到1900年时，华北的许多中国基督教徒和外国人被杀。当欧洲海军分遣队开始在天津登陆时，义和团便向所有的外国人宣战，并且包围了北京的外国公使馆。但在几个月内，八国联军救出了公使馆人员，帝国朝廷逃离首都。中国再次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和约，其条款包括进一步承认商业特许权和赔款3.33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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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3 中国广东的监狱，即将被处决的义和团的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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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维新”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清楚地表明，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来使中国现代化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办法是从下面进行革命；这一革命于1911年爆发，它最终推翻了清朝，以共和政体来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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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的领导人和思想家是孙中山（1866—1925年）。同此前著名的维新派领导人相比，孙中山是一位奇特的人物。他并不是上流社会的文人，事实上，他所受到的西方教育并不少于他所受到的中国教育。孙中山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这里受外国影响的时间长于中国其他任何地区。他13岁时来到在檀香山的哥哥那里，住了五年，并在一所英国教会寄宿学校念完了中学。然后，他进了香港皇仁书院，毕业后又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1892年获得医学学位。因此，孙中山受到的是良好的科学教育，他完全可以凭着这一点获得财富和地位；但他却同情贫苦大众，总是为他们的福利牵肠挂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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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怀着这种感情，不久便放弃了自己的职业。1895年中国惨败于日本这一点使他确信，这个国家的政府已腐败透顶，只有革命才能提供救世良方。孙中山主要得到了海外中国商人的支持。在国内，只有少数学生和商人受到他的思想的影响，而广大民众仍麻木不仁。在广东，小规模的革命党人起义虽遭镇压，但在1911年10月10日，汉口一家炸弹制造厂的意外爆炸，导致了附近清朝军队的兵变。尽管缺乏配合，革命运动仍迅速席卷全国。这时在美国的孙中山立刻回国，并于1911年12月29日被临时革命议会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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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4 孙中山（1866—1925年）是中国1911年共和革命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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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孙中山名义上是领导人，他却未能控制全国。孙中山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国民党；1913年4月国会选举时，国民党获得了大多数席位。但是，实际权力掌握在官僚和军阀手中，他们几乎一直无视名义上在北京统治这个国家的民国政府。相反，他们残酷地掠夺农村，把中国拖进了野蛮的无政府动乱状态中。1926年以前的民国初期若干年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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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个因素可以解释中国这一革新尝试的悲惨结果。首先，中国幅员辽阔，这使得中国内地许多年来未受到与西方交往的影响。内地相当于一个巨大的贮藏所，几十年中仍持续为这个国家提供着传统思想的文官候选人。这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官僚阶层，而他们专心于儒家经典著作，因此，他们更强调的是伦理原则，而不是手工技艺或战争技术。其次，这一统治阶级因以下事实而进一步受到约束：除佛教外，中国没有或几乎没有借用国外东西的传统。因此也就毫不奇怪，尽管19世纪后半叶中国的确发生了变化，但它的变化速度却远远落后于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其他国家。最后，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年青一代也应负部分责任。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在民国初期起了主要作用，但他们却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些与他们从国外，尤其是从美国观察到的制度完全一样的制度。他们所建立的制度自然对中国人民毫无意义，很快就在中国的政治现实面前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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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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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提出了几个关于中国和日本面对西方挑战所作出的不同反应的解释。日本群岛地理位置的紧凑既促进了民族团结，又促进了新价值观和新知识在全国的传播。它也使这个国家容易遭受和认识到外国的压迫，不像中国内地诸省长期以来很难受到西方的影响。此外，日本有向伟大的中国文化世界借用某些东西的悠久传统，因而，19世纪在同样地借用西方世界的东西时，发生的冲突较少、痛苦较小。过去，日本以“日本精神、中国知识”为口号，适应了经过挑选的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现在，日本又以“东方道德、西方技艺”为口号，向西方借用了它所盼望的东西；因此，同中国的铁板一块的特点相比，日本的政体和社会结构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地理上的分隔，即起伏不平的山区地形加强了日本的氏族传统和地区独立主义。日本的商人阶级拥有更大的自治权和更强的经济实力，而且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它在西方入侵的紧要关头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势力。日本军人处在社会的最高层，而不像中国军人那样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这意味着日本拥有一个比中国的文人阶层更易受西方军事技术影响、并对此反应更迅速的统治阶层。总之，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和多元化的体制诸因素，都使日本比中国更易遭受西方的入侵，且能更快地对这一入侵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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