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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期间，对西方入侵的这两种反应的例子有很多。逃避现实这种反应的典型例子是1857年至1858年的印度兵变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详见第三十章第三节和第三十一章第二节）。印度兵变和义和团运动都是悲惨的流血事件，而两者都未能给欧洲霸权以有力的挑战，因为它们实质上都是消极的造反，只图用武力赶走令人憎恶的欧洲人，以恢复美好的旧日时光。但是，西方的军事力量和西方经济事业的活力是不可抗拒的。不过，当诸本土民族开始采纳西方的思想和技术，运用这些东西来反对西方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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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是亚洲第一个成功地通过适应来实施抵抗政策的民族。1894年至1895年，他们打败了衰弱的中华帝国，1904年至1905年，又战胜了强大的俄罗斯帝国（详见第三十一章第三节和第四节）。一个亚洲小王国对一个欧洲强国的这一胜利是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一事件给整个殖民地世界以巨大希望和极大刺激。与日俄战争的结果同样很有影响的是俄国大革命，这场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日俄战争激起的（见第二十八章第四节）。沙皇独裁政府即将垮台的消息同来自满洲战场的报道一样，使各地被压迫民族激动不已。一位当时正在波斯的英国人感觉到了各殖民地中一股已被唤起的感情和希望的暗流。他在1906年8月的一封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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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东方必将发生一场变革。日本的胜利似乎已对整个东方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影响，即使在这里，在波斯，也不是没有影响……此外，俄国革命也在这里产生了极为惊人的影响。俄国的事态已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一种新的精神似乎已开始支配人民。他们厌恶统治者，并以俄国为例，开始认为有可能得到另一种更好的政体……看来东方正从睡梦中觉醒。在中国，爆发了一场著名的排外运动，这是一种“中国人治理中国”的思想趋势。在波斯，由于邻近俄国，这种觉醒看来像是采取了民主改革运动的形式。在埃及和北非，觉醒突出地表现为狂热行为的明显增加以及泛伊斯兰教运动的扩大。这些动乱症状的同时出现太惊人了，不能完全归因于巧合。谁知道呢？或许东方确实正从其长久的睡眠中觉醒，我们即将亲眼看到千百万有忍耐力的人正起来反对无所不为的西方的剥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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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分析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1905年的波斯革命、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党革命、1911年的中国革命和印度业已扩大的动乱和恐怖主义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下结论说，尽管1914年时欧洲的全球霸权似乎是不可抗拒和永久的，但实际上，它却正在许多地方和许多方面受到挑战。在1914年以前的这一时期中，欧洲列强能够镇压反抗。然而，这一早期的反抗的确是一个开端，是民族主义运动的起源。民族主义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将以破竹之势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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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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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研究1914年前对欧洲全球霸权的挑战的著作有：E. R. Wolf所著的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Harper & Row出版社，1969）；J. Romein所著的The Watershed of Two Eras：Europe in 1900（Wesleyan University出版社，1978）；L. S. Stavrianos所著的Global Rift：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William Morrow出版社，1981）和R. Storry所著的Japa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in Asia（St. Martin’s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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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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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 Banerjea，cited in L. S. S. O’Malley, Modern India and the West（Oxford University，1941）, p. 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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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rom “The White Man’s Burden,” in Rudyard Kipling’s Verse：Definitive Edition（Double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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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ited by R. Emerson, From Empire to Nation（Harvard University，1960）, p.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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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ited by J. Israel，“‘For God，for China and for Yale’—The Open Door in Ac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February，1970）, p.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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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W. T. Stead, The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of Cecil Joyn Rhodes（London，1902）, p.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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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 G. Browne, The Persian Revolution of 1905-1909（Cambridge University，1910）, pp. 1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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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马克思的预期与世界历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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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认为，革命将先在各工业化国家中爆发，随后才是诸殖民地。他指出，西方资本家正将其剩余资金投向殖民地，因为在那里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与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社会主义者一样，马克思认为，这种投资将持续下去，且这些殖民地将成为像其西欧宗主国一样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马克思在其名著《资本论》（1867年）中写道：“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只是向那些不发达国家显示其未来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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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也曾预期，随着诸殖民地实现工业化和变得繁荣昌盛，原西方的制造中心将会因此衰落，并造成工人失业。这反过来最终会迫使受苦的西方工人起来反抗，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此，马克思断定：革命将首先在西方爆发。实际上，他在致其好友恩格斯的一封信（1858年10月8日）中，就表达了这种担心：当欧洲变成社会主义时，繁荣的殖民地仍然维持着资本主义，因而会进攻和“扼杀”新生的西方社会主义社会。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我们看到，所发生的情况与马克思所担心的情况完全相反。革命的爆发不是在西方，而是在前殖民地，即现在所称的第三世界。这样，历史就把马克思的结论颠倒了过来。为什么会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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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原因是，西方的工人赢得了选举权和组织工会权。他们用这些权利增加了他们的工资，并且组建起福利国家，它在遇到事故、疾病或失业时可以提供救助。因此，西方的工人比较满足，他们变成了改良者，而不是革命者。另一个原因是，诸殖民地即第三世界并没有实现工业化。西方的制造商并不需要来自海外的竞争，因此，他们积极阻挠殖民地建立工业。结果，殖民地仍然是西方工厂的原材料生产者和西方工厂所生产的制成品的进口者。这种情况造成的困境是，1880年以后，原材料的世界价格不断下跌，而制成品的价格却稳步上升。1880年至1938年间，第三世界国家用一定数量的原材料换得的制成品的数量下降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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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所称的“进出口交换比率”的这种逆差趋势，一定程度上应对今天第三世界国家的严重经济问题负责任。其他因素也造成了这些困难（见第二十七章第八节）。最终结果就是，富国和穷国之间——发达的第一世界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这两个世界之间的人均收入的比率以如下速率增长：从1800年的3：1，到1914年的7：1，再到1975年的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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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解释了为什么历史出现与马克思所预期的截然相反的情况。在马克思之前，所有重大的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发生在西方。但在20世纪，所有重大的革命都发生在第三世界：1917年——俄国、1949年——中国、1975年——印度支那、1976年——葡属非洲、1979年——伊朗和尼加拉瓜、1980年——津巴布韦。20世纪90年代，又发生了另一件令人惊奇的事件，再次颠覆了马克思的预言。由于计划经济的失败，1917年以来在第三世界建立的新革命政权相继垮台。因此，正如我们在最后一章中将要论及的那样，苏联、东欧及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政权相继面临严峻挑战，它们正在狂热地寻求替代的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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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关于当代全球趋势的研究都考虑了第一和第三世界之间的意想不到的相互影响。值得注意的著作有：J. Hough所著的The Struggle for the Third World（Brookings Institution，1985）；L. S. Stavrianos所著的Global Rift：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William Morrow出版社，1981）；P. Worsley所著的The Three Worlds：Culture and World Development（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84）和G. Chaliand所著的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Myths and Prospects（Viking出版社，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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