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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19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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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地地区出现了革命的浪潮。虽然这些革命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14年以前的那些年里，但正是战争本身直接促进了革命。最终结果各不相同：土耳其人达到了他们提出的大多数目标，而埃及人、伊拉克人、印度人和其他种族只获得了宪法上的适度让步。这些起义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年中最终摧毁欧洲诸帝国的大动乱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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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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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所有反对欧洲人统治的殖民地起义中，土耳其人的起义最为恢宏、最为成功。大战期间，他们遭到了惨败，接着，被迫接受了屈辱的停战协定与和平条约。然而，他们很快便挽回了败局，在武装冲突中击败了他们的敌人，赢得了一个新条约，有着较为有利的条款。因此，在所有的同盟国中，只有落后且被轻视的土耳其有能力反抗获胜的协约国，迫使它们接受对媾和条约所作的修改。要理解这一异乎寻常的结果，就必须回顾一下战时有关奥斯曼帝国的复杂外交活动。大战几年中，英国是大部分中东外交活动的主要幕后推手，它应对三组时常相冲突的协约——与其盟国的协约、与阿拉伯代表的协约以及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协约——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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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约国之间的条约共有四个：1915年3月至4月的《君士坦丁堡协定》、1915年4月26日的《伦敦条约》、1916年4月26日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和1917年4月的《圣让-德莫里耶讷协定》。这些条约将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海峡及小亚细亚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分给俄国；小亚细亚西南地区分给意大利；美索不达米亚和海法及阿卡港口周围的飞地分给英国；叙利亚沿海和俄国势力范围以东的内地分给法国。这些密约是对奥斯曼帝国的死刑执行令，它们留给土耳其人的仅是其故国北部的2万平方英里土地。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密约与英国当时正同阿拉伯和犹太代表缔结的某些协议直接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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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5 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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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1月，当土耳其加入同盟国后，英国人便同阿拉伯领导人麦加王子埃米尔·侯赛因协商军事联盟。作为对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人的回报，英国人同意承认战后各阿拉伯国家的独立。但这一承诺与英国人对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罗斯柴尔德勋爵所作的许诺相冲突。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早在19世纪末期已作为对愈演愈烈的反闪族主义的一种反抗而在欧洲犹太人中间发展起来。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于1897年成立于巴塞尔，曾多次请求奥斯曼帝国政府允许他们在巴勒斯坦即犹太教《圣经》中的祖国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定居点。由于土耳其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和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趁机要求协约国允许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灭亡之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他们获得了成功：1917年11月2日，贝尔福勋爵写信给罗斯柴尔德勋爵，宣称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园……但不言而喻，不能做任何有损于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人社会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的事情……”很明显，这一《贝尔福宣言》与对侯赛因的承诺和协约国之间瓜分奥斯曼帝国的秘密条约都是相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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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结果是签订了《色佛尔条约》（1920年8月10日）；根据该条约，法国得到了叙利亚托管地，而英国除保护国埃及外，还获得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意大利分得了多德卡尼斯群岛，希腊因其首相韦尼泽洛斯巧妙的外交手腕而获得了爱琴海上的几座岛屿、东色雷斯以及士麦那（今伊兹密尔）地区的五年管辖权；五年后，对士麦那地区的最后处置将由公民投票决定。亚美尼亚和汉志王国的独立得到承认。最后，苏维埃俄国由于同协约国干涉势力发生武装冲突，由于公布和否定了沙皇的大臣们所签订的秘密条约，没有得到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君士坦丁堡这一战略要地仍处于土耳其的主权之下，不过，土耳其海峡将被解除军事管制，置于国际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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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条款与过去给予阿拉伯人的许诺完全相反，与协约国公开声称的民族自决的原则也完全相反，以致在整个中东引起了武装抵抗的浪潮。诸因素的结合使得土耳其人能够彻底废除《色佛尔条约》，而阿拉伯人则也在经过十年的顽强斗争之后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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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后来被称为“土耳其之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的人格。他因在反对协约国的战争中成功地保卫了达达尼尔海峡而成名。停战后，他带头反对《色佛尔条约》。他愿意放弃旧帝国的阿拉伯诸省，但拒绝接受割让小亚细亚及放弃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的条款。在1919年10月的选举中，凯末尔的支持者赢得了多数席位。1920年1月召开的议会接受了凯末尔的计划。1920年4月，议会宣布罢黜苏丹——他实际上是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协约国囚犯——并建立了以凯末尔为总统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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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共和国不仅要与苏丹作斗争，还要与获胜的协约国作斗争。它之所以能打败这样的对手，是因为凯末尔富有灵感的领导，是因为土耳其人民团结在他的周围，尤其是在1919年春希腊军队登陆士麦那以后。凯末尔巧妙地利用协约国之间的严重分歧与它们分别缔结条约，从而孤立了士麦那的希腊人。1922年9月，凯末尔骑着马胜利地进入士麦那。不仅是希腊军队，连世代居住在那些沿海地区的希腊平民也都被迫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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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凯末尔就处在一个能够要求修改《色佛尔条约》的有利位置上；经过长期谈判，1923年7月24日签订的《洛桑和约》使他做到了这一点。在创立新土耳其之后，凯末尔转而致力于创造新土耳其人这一同样艰巨的任务。凯末尔毫不留情地清除了过去那些陈旧的制度，在变革的巨大洪流中进行了一个又一个的改革。首都从易受攻击的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迁移到小亚细亚中心地带的安卡拉；废除了哈里发制；取缔所有的宗教社团和寺院；与新的民法典、刑法典和商法典一起采用一部宪法；给予妇女以选举权，并允许她们参加议会。至1938年11月10日凯末尔去世时，新土耳其已经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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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6 穆斯塔法·凯末尔在乘专列离开伊斯坦布尔前往安哥拉（现安卡拉）时在车窗前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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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拉伯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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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土耳其人成功地撕毁《色佛尔条约》之际，阿拉伯人正在顽强地抵抗指派给他们的受托管理国。与《侯赛因协定》相反，叙利亚——黎巴嫩已作为托管地分给法国，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已成为英国的托管地，而埃及则已完全由英国人控制。对阿拉伯国家这种横暴的瓜分行径必然导致骚动，因为战争本身已在阿拉伯人中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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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共同的模式在战后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发展了起来。首先，在和平条约刚签订后的几年中爆发反抗和武装起义。然后，英国和法国逐渐恢复秩序，重申它们的权力。最后，它们允许不同程度的自治，虽然没有完全使民族主义者满意，但确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维持了一种不安定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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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7 1920年，犹太殖民者在前往巴勒斯坦定居点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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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勒斯坦，情况比较独特，因为那里的形势很快就恶化成由英国、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三方参加的一场苦斗。阿拉伯人坚持认为，有关犹太人的“民族家园”的《贝尔福宣言》违背了先前给予阿拉伯人的许诺。1921年，英国人试图通过分出巴勒斯坦的内地部分成立独立的外约旦国家来抚慰阿拉伯人。这样就免除了所有关于建立犹太人家园的托管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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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巴勒斯坦本土，随着犹太移民的不断涌入及忧虑重重的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和英国人的回击，这种三方间的冲突变得日趋激烈。托管条款第六条要求英国为犹太人的迁移“提供方便”，并“鼓励在这片土地上设立犹太人定居点”。但是，同一条款中还规定，“居民中其他几部分人的权利和地位”将受到保护。显而易见，英国人当时认为这两条规定未必矛盾。他们预料，犹太人的迁移永远不会达到侵犯阿拉伯人“权利和地位”的程度。他们未能预见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将产生的影响。犹太移民从1932年的9553人猛增到1935年的61854人。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总人数从1919年的6.5万人上升到1939年的4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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