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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我的主人名叫亚历山大·彼得维奇·埃米连诺夫。他属于俄国的“中农”，他们占全村人口的绝大多数。大约有五分之一的人被看作“贫农”。人们告诉我，“富农”仅有四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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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前接待我的主人有8英亩田地——在该地区中居平均水平。现在，他至少拥有85英亩的田地。这是惊人的事实，随着旅途的颠簸，我在心中反复考虑这个问题。这的确很惊人，因为接待我的主人的情况是一个类型，这个类型的人不是数以千计，而且是数以百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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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那边，”埃米连诺夫指着村边无边无际、连绵起伏的大平原说，“所有这些以前都是地主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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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拥有这些土地？”我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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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各样的地主。有一个是哥萨克人，有两个是萨马拉商人。有一个是德国人，名叫施密特，他从皇帝那里买了这些土地。有些土地归修道士所有。有一处是沙皇皇后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的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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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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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几乎都跑光了，”他用一种平淡的口吻回答道，“有些人还在萨马拉。但我想，他们大多数人都离开了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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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们现在对所有这些是什么看法？”我问埃米连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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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一件好事情。每个人都赞成革命。他们不喜欢共产党，但他们喜欢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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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什么不喜欢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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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老是使我们烦恼。他们是城里人，不了解这个国家。委员们——有权有势的人——接连不断地到来。我们不知道如何应付他们。新的法令总是不断地出台。人们都糊涂了。你刚搞懂了一个法令，另一个不同的法令又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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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大多数人属于哪个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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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党派也不是。他们是无党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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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的判断，农民们的普遍态度是他们在土地问题上很感激苏维埃政府；他们赞同“人人平等原则”；他们经常把“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当成一种理想的人来谈论。但是，他们经常抱怨生活必需品的缺乏，抱怨强制性的捐献，担心持续不断且常常难以理解的法令和要求。他们认为政府应对所有这些弊病负责，也认为农民处在一个比城里人低几分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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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抱怨不断，如果有机会选择，一边是高尔察克政府，一边是苏维埃政府，农民们还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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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赞成革命，而目前苏维埃政权就是革命的体现。他们抱怨它，咒骂它，但是，当有机会推翻它时，他们又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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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R. Buxton, In a Russian Village（Labour Publishing Co. 1922）, pp. 14-15，19，21，26-27，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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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长期的内战和干涉对相关的所有党派都是一场灾难。它使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的俄国农村荒废，使俄国人民大批死于横祸、饥饿和疾病。同样严重的是新成立的苏联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也在恶化。苏维埃领导人加深了“资本主义包围”这种马克思主义式的担忧，而西方政治家则对1919年建立的共产国际的无用宣言过于认真。这种相互的不信任既深刻又持久，从而毒化了随后10年的国际关系，大大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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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产主义在中欧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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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魏玛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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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内战在苏俄猛烈进行时，欧洲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共产主义是否会向西方传播。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同事们认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他们的事业就会注定失败。根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他们不能想象他们的革命会在单个国家，尤其是在以农业为主的俄国生存并扎根。因此，他们密切而满怀希望地注视着中欧的事态发展——尤其是德国，因为它显然是一个关键国家。如果德国变成共产主义国家，那么它的工业实力和俄国的自然资源结合起来，就会是不可摧毁的，革命的前途也就会有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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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布尔什维克的这些希望似乎有可能实现。与俄国苏维埃相类似的工人士兵委员会出现在包括柏林在内的欧洲城市。革命运动非常强大，共产主义似乎很有可能吞没欧洲大陆，至少可以抵达莱茵河。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并未产生一个苏维埃德国，而是产生了一个资产阶级的魏玛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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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当时未被注意到的因素解释了这一重大结果：一个因素是战前德国的繁荣，它使工人阶级比较心满意足、无心革命。诚然，1914年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欧洲最强大的政党，但它很保守，专心致力于社会改革而不是革命。同样重要的是德国农民的富庶，因此，布尔什维克的“把土地分给农民”的口号虽然在俄国非常有效，但对德国的影响却很小。而且，战争在德国革命的时候已经结束，这又与俄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对和平的要求也许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多地帮助了布尔什维克，但在德国却毫无意义。此外，尽管德国军队被打败，但它绝没有像1917年的俄国军队那样士气沮丧、进行叛乱。在德国，当最后的较量到来时，革命的反对者能够号召可靠的军队支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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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因素是德国社会主义者阵线的分裂：激进派需要革命和苏维埃德国，保守派既反对革命也反对苏维埃。最后保守派占了上风，因而，德国在1919年1月19日进行了国民议会而非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选举。这样，在德国出现的新国家就是民主的魏玛共和国，而不是一个苏维埃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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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的革命与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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