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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性地记述俄国内战和对俄国干涉的著作有：E. H. Carr所著的三卷本著作The Bolshevik Revolution，1917-1923（Macmillan出版社，1951-1953）；J. Bradley所著的Allied Intervention in Russia，1917-1920（Basic Books出版社，1968）；G. F. Kennan所著的Russia and the West Under Lenin and Stalin（Little，Brown出版社，1961）和D. Footman所著的Civil War in Russia（Praeger出版社，1962）。最新的和最重要的研究俄国革命及其随后的苏维埃政权的著作有R. Pipes所著的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Knopf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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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1918年及以后德国的重大发展的几部著作包括：R. G. L. White所著的Vanguard of Nazisms：The Free Corps Movement in Post War Germany，1918-1923（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2）；R. Coper所著的Failure of a Revolution：Germany in 1918-1919（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55）；W. T. Angress所著的Stillborn Revolution：The Communist Bid for Power in Germany，1921-1923（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64）和C. B. Burdick与R. H. Lutz所编的文献集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the German Revolution. 1918-1919（Praeger出版社，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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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最好地概括形成中东欧势力的著作有：H. Seton-Watson所著的Eastern Europe Between the Wars，1918-1941（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46）；L. S. Stavrianos所著的The Balkans Since 1453（Holt，Rinehart & Winston出版社，1959）和W. E. Moore所著的Economic Demography of Eastern and Southern Europe（League of Nations出版社，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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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的权威性的著作有：C. Seton-Watson所著的Italy from Liberation to Fascis 1870-1925（Methuen出版社，1967）；I. Kirkpatrick所著的Mussolini：A Study in Power（Hawthorne出版社，1964）；E. Wiskemann所著的Fascism in Italy：Its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Macmillan出版社，1969）；M. Gallo所著的Mussolini’s Italy（Macmillan出版社，1973）；D. M. Smith所著的Mussolini’s Roman Empire（Viking出版社，1976）和E. R. Tannenbaum所著的The Fascist Experience：Italian Society and Culture，1922-1945（Basic Books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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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L. Mowat所作的全面而严谨的概括Britain Between the Wars，1918-1940（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55）和 A. J. P. Taylor所作的生动的记述English History 1914—1945（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5）分析了英国发展的各个方面。关于法国，见D. W. Brogan所作的详细的介绍France Under the Republic，1870-1939（Harper & Row出版社，1940）；D. Thompson所作的更加明晰的描述Democracy in France（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52）和见多识广的记者A.Werth的许多著作，特别是France in Ferment（Jarrolds出版社，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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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第三十九章 五年计划和大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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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因一显著特征而不同于“战后”前几年，也不同于“战前”岁月。1931年，世界各地所有的人都在认真地思考并坦率地议论着西方的社会制度崩溃和失效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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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J. 汤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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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快结束时，欧洲似乎正在安定下来，处于一个和平、安全和相对繁荣的时期。然而，这一令人欣慰的景象却被突然到来的大萧条彻底破坏了，由此产生的经济混乱和大规模失业逐渐损害了前几年已取得的和解的基础。各地政府在日益增长的贫困和不满情绪的压力下兴衰更替。这种政治上的不稳定直接并灾难性地影响了国际形势。有些政府把对外冒险作为改变国内紧张局势的手段，另一些政府则因自己国内的紧迫问题而无视这种侵略行径。因此，大萧条是两次大战之间这一时期的“分界线”。1929年以前的几年是充满希望的几年，欧洲逐步解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各种争端。相形之下，1929年以后的几年则充满了忧虑和失望，危机一个接一个，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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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的影响和意义因为苏联的几个五年计划而增大。在西方经济名副其实一团糟的同时，苏联正在继续进行经济发展方面的独特实验。虽然五年计划伴有严格的压制和民众的穷困，但它确实使苏联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迅速上升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这种前所未有的成就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尤其是因为当时种种经济困难正使西方陷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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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五年计划和大萧条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居有突出的地位，一者衬托着另一者，都产生了至今仍可感受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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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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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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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一旦居于俄国主人的地位，就面临着挑战，要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如他们久已宣传的那样。他们很快便发现，他们对迎接这一挑战毫无准备——过去的历史中没有任何模式可循。列宁本人就承认：“我们在夺取政权后便知道，不存在将资本主义制度具体改造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现成方法……我不知道哪位社会主义者处理过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根据实验作出判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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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几乎没有实验的机会，因为生存斗争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所谓“战时共产主义”盛行于1917年至1921年间；当时，为了向前线提供所需的物资和人力，采取了种种非常措施。战时共产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对土地、银行、对外贸易和重工业实行国有化。另一个特征是强行征用供养士兵和城市居民所必需的剩余农产品。原先的计划是向农民提供工业制成品作为补偿，但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在为前线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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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的结束意味着不再需要“战时共产主义”这种权宜制度，于是它立即被摒弃了。农民们拿起武器，反对无偿的征收。与此同时，这个国家的经济也已陷于瘫痪状态，这主要是由于1914年至1921年间接连不断的战争。工业已下降到战前水平的10%，粮食产量从1916年的7400万吨下降到1919年的3000万吨。最大的灾难是1920年和1921年的全国性旱灾，它造成了俄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数百万人死于饥饿，更多的人只是靠着美国救济署提供的救济品才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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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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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实际的列宁认识到让步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于1921年采取了“新经济政策”（NEP），这一政策允许局部地恢复资本主义。农民们被准许在公开市场上出售他们的农产品。私人可以经营小商店和小工厂。农民和新商人都能雇佣劳力，并能保留他们在经营中获得的利润。不过，列宁设法使国家控制了土地所有权，控制了他所称的“制高点”（银行业、对外贸易、重工业和运输业）。对列宁来说，新经济政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俄国的结束，而是暂时的退却，“后退一步为的是前进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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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成功地应付了数年战争留下的直接危机。到1926年，工农业产量已达到1914年以前的水平，但自1914年起，人口已增加了800万，因此，仍未达到战前人均水平。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面临着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实现他们所计划的“前进两步”。在1924年逝世前不久，列宁似乎已经认定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为社会主义指出的最佳之路。列宁逝世后，尼古拉·布哈林是新经济政策最杰出的倡导者。布哈林个性温和、热情，对体育、科学、艺术和政治都感兴趣。他相信新经济政策的市场关系能“发展为社会主义”。他支持这一路线，因为它几乎不需要强制，而且注重他所钟爱的原则：“我们的经济是为消费者存在，而不是消费者为经济存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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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布哈林是列宁最中意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也最受欢迎，但他的观点却没有占上风。他不是“官僚结构的建造大师”[3]斯大林的对手。斯大林清楚地看到，共产党是这个国家唯一的实权力量，他利用党的总书记身份使自己成为党和国家的主人。在经过相当大的动摇之后，斯大林决定放弃新经济政策，支持工业和农业都由莫斯科控制和管理的中央集权经济。这不仅意味着政府对工厂继续经营管理——像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情况一样——而且意味着政府通过农民土地集体化对农业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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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计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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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斯大林开始实行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制订的一系列五年计划中的第一个。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成员由政府任命，他们根据莫斯科提出的总方针和全国各地送来的统计资料草拟每个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虽然与后来由计算机制订的计划相比简单原始，但也有三大卷，达1600页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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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方面，五年计划要求土地集体化。很多农民——特别是富农——反对集体农庄，因为他们必须以与几乎一无所有的贫农相同的条件加入农庄。有时候，富农们会烧毁集体农庄的房屋，毒死耕牛，散布谣言吓走其他农民。苏联政府对此进行了报复：将成千上万户富农赶出村庄，把他们关进监狱和西伯利亚劳动营。最后，尽管有许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政府仍能独行其是。到1938年时，几乎所有农民的田产都被合并到24.24万个集体农庄和4000个国营农场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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