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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8 在1927年纽伦堡的一次纳粹党集会上，阿道夫·希特勒停下他的敞篷车，接受周围人群的欢呼。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纳粹运动只是带给魏玛共和国纷争的众多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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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释后，希特勒继续从事鼓动工作，结果却令人失望。在1924年12月的选举中，他的纳粹党仅获得14个席位和90.8万张选票；在1928年5月的选举中获得的席位和票数则更少——12席和81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2.6%。1930年9月的选举是一大转折，当时纳粹党获得了107席和640.7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18.3%。希特勒获得支持的方法是许诺打破失业问题和《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以及攻击犹太人是从事剥削的资本家和信奉唯物论的共产主义者。希特勒在之前几年里一直在为这一政纲奔走游说，但反响却极小。但是现在，大萧条为他赢得了狂热的听众，拥戴他为元首，因为他为他们的不幸找到了替罪羊，为个人和国家愿望的实现提供了行动纲领。此后，希特勒平步青云。在1932年7月举行的选举中，他赢得了1379.9万张选票和230席。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成为内阁总理，开始像墨索里尼一样用宣传和恐怖统治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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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9 掌权后不久，纳粹政府便开始骚扰德国犹太人的生意，要求非犹太裔的德国公民不要从犹太人的商店中购买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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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使希特勒的胜利成为可能，不过，这绝不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是由于其他因素的结合，其中包括希特勒本人的煽动才能、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提供的援助和对手们的短视——他们低估了希特勒，未能联合起来反对他。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去世，正好使希特勒能把总统和总理的职权收归他一人掌握。第二个月，纳粹党代表大会在纽伦堡召开，希特勒宣布：“德国今后一千年的生活方式已被清楚地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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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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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爵士在将1932年的国际形势与洛迦诺时代的国际形势进行比较后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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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某种原因，由于某种难以确切指出的东西，世界近两年正在倒退。各国相互之间非但没有更加接近，非但没有增进友好的程度，非但没有在向稳定的和平迈进，反而还采取了危及世界和平的猜疑、恐惧和危险的态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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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所不能确定的“某种东西”就是大萧条及其各种国际和国内影响。洛迦诺时代的各种国际协定，尤其是关于赔款和战争债务的国际协定，已无法实行。不久事情就变得很明显，各国政府由于被不断衰退的经济和日益严重的失业推到崩溃的边缘，已不能履行几年前所作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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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的另一个影响是使始终存在的经济民族主义发展到妨害国际关系的程度。各国的自卫措施都采取了诸如较高的关税、更严格的进口限额、结算协定、货币管制条例和双边贸易协定之类的形式。这些措施必然会引起各国间的经济摩擦和政治上的紧张关系。为了转变这一趋势，人们做了各种尝试，但都没有成功。1933年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就是一次使人沮丧的大失败。“经济独立”即经济上的自给自足逐渐成为一个被普遍采纳的民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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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为裁军所作的种种尝试逐渐停止，让位于各种大规模的重整军备计划。始于1932年2月的裁军会议断断续续地开了20个月，但却与经济会议一样没有取得任何成效。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渐渐逝去，各国都将越来越多的力量用于重整军备。这一趋势是不可能停止的，因为军火制造不仅提供了想象中的安全，还提供了就业机会。例如，美国的失业人数直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开始重整军备时才大大减少。同样，希特勒也是因为实行了庞大的重整军备计划，才得以迅速解决他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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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正在积聚起来的武器装备迟早会得到使用，但使用它们还需要某种理由。“生存空间”便是最明显的理由。这是希特勒新创的术语，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日本的军事领导人也使用了类似的说法和论点。按照这一学说，失业和普遍存在的苦难是由生存空间的缺乏引起的。少数几个幸运的国家夺取了所有的殖民地和人烟稀少的海外领土，使其他国家没有维持其人民的生存所必需的自然资源。解决这一问题最明显的出路就是扩张，必要时也可使用武力，以纠正过去所遭受的不公正。这就是所谓的“后发”国反对“先发”国时所使用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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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不仅破坏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还以同样的程度不偏不倚地破坏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由这一事实看来，上述论断显然是不正确的。不过，生存空间的意识形态的确促使“后发”国人民团结起来，支持各自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并且它还为那种公开宣称其目的是为穷人提供食物、为失业者提供工作的侵略提供了表面上看来合乎道义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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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张伯伦于1932年所说的“猜疑”“恐惧”和“倒退”的各种力量就这样结合起来。在随后几年中，这些力量完全破坏了已于20世纪20年代达成的和解，促成了一个又一个危机，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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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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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Munting所著的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USSR（St. Martin’s出版社，1982）是对五年计划的来龙去脉一个很好的简明的概括。重新评价新经济政策和五年计划的著作有：S. Cohen所著的Rethinking the Soviet System（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85）；M. Lewin所著的The Making of the Soviet System（Pantheon出版社，1985）；C. Bettelheim所著的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2 vols.（Monthly Review出版社，1976，1978）和S. Brucan所著的The Post-Brezhnev Era：An Insider’s View（Praeger出版社，1983）。分析五年计划的全球影响的著作有： E. H. Carr所著的The Soviet Impact on the Western World（Macmillan出版社，1954）；C. K. Wilber所著的The Soviet Model and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出版社，1970）和R. Pipes所著的Communism：The Vanished Spectre（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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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大萧条的著作有：J. K. Galbraith所著的The Great Crash，1929（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55）；G. Rees所著的The Great Slump：Capitalism in Crisis（Harper & Row，1971）；C. P. Kindleberger所著的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75）和J. A. Garrity所著的The Great Depression（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出版社，1986）。关于希特勒的上台，W. L. Shirer所著的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Simon & Schuster出版社，1960）作了勇敢的叙述；而有分量的传记作品有A. Bullock所著的Hitler：A Study in Tyranny（Harper & Row出版社，1952）和J. Toland所著的Adolf Hitler（Doubleday出版社，1976）。关于希特勒上台的环境，R. F. Hamilton所著的Who Voted for Hitler?（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82），H. A. Turner，Jr.所著的German Big Business and the Rise of Hitler（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85）和D. Abraham所著的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Political Economy and Crisis（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81）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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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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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ited by S. and B. Webb, Soviet Communism：A New Civilization, Vol. 2（Gollanez，1937）, p.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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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ited by S. F. Cohen, Rethink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Oxford University，1985）, p.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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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 Lewin, Russian Peasants and Soviet Power（W.W.Norton，1968）, p.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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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 E. Salisbur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9，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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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ited by J. K. Galbraith, The Great Crash，1929（Houghton Mifflin，1955）, pp. 2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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