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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者写作本书的时候，还不能说南非人已经回答了这一问题，但是，由于双方令人鼓舞的领导，他们已向答案迈出了第一步。当然还有更多的步伐要迈，因为新南非继承的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1990年，白人控制着87%的土地和95%的生产资料。1990年，为满足白人社会需要的政府支出比为满足非洲人需要的支出人均高出5倍至6倍。[1]毫不奇怪，那些从这种舒适的安排中受益的人在未受到激烈反抗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将其放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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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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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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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的动乱和暴力甚至比非洲的更为突出。不过，其基本原因不是外来定居者的侵入，而是持续千年的坚持和碰撞——拥有冲突观点的诸古老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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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敌对在巴勒斯坦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前文所述，巴勒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三种对立的利益——犹太复国主义的热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要求，以及英帝国主义的关切——的战场。这些利益的冲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希特勒对欧洲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中得以加剧。种族灭绝使巴基斯坦面临向绝望的犹太幸存者开放的巨大压力。1945年8月，杜鲁门总统提议，让10万犹太人进入这一托管地。阿拉伯人立即表示反对，但联合国大会却于1947年11月29日投票赞成将这一托管地进行划分。第二年，犹太人随即宣布建立犹太人的国家，它被称为以色列。杜鲁门立刻承认了这个新国家，但阿拉伯人也同样立刻派军队越过了以色列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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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9 1993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在华盛顿签署了一项和平协议。图为以色列总理耶扎克·拉宾和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正在握手，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担任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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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进程与普遍的期望相反。以色列人击退了入侵的阿拉伯军队，然后向前推进占领了比联合国分配的更多的领土。阿拉伯人要求归还多占的领土，但以色列人拒绝了，认为这是他们在由阿拉伯人发动的战争中赢得的土地，而且这多占的土地是已从全世界涌入的犹太移民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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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争端导致了僵局和一系列的进攻和反攻。这种下行的螺旋一直持续到1993年9月13日才被遏止，至少是暂时被遏止，这一天，以色列总理耶扎克·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签署了一个协定。该协定呼吁建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巴勒斯坦临时议会，代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在不超过五年的过渡时期内产生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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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的反对者和支持者都策划了一些激起情感的集会。最典型的是反对该协定的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激情演讲：“拉宾先生，你轻蔑地提到了希伯伦的400名犹太人。我要告诉你，将我们系在这块土地上的，不只是希伯伦的400名犹太人，还有4000年的历史。你说《圣经》不是一种所有权的契约，但我说恰恰相反——《圣经》是我们的授权书，《圣经》是我们的契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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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宗教戒律式的政治概念演示被各种伊斯兰激进组织——伊斯兰抵抗运动即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和真主党——作了反面的复制。这些组织比世俗的巴解组织更好战，因为它们根据宗教原则拒绝巴解组织接受以色列国家存在的意愿。哈马斯在其纲领中阐明：“所有巴勒斯坦的领土都是永远属于穆斯林的穆斯林财产。”——一种明显的内塔尼亚胡关于《圣经》是“我们的授权书”和“我们的契约”的伊斯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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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和宗教模糊不清的全部含义在1995年11月4日得到了展现，这一天，一名犹太教学生伊戈尔·阿米尔在特拉维夫开枪杀死了总理拉宾。阿米尔反复解释说，他的目的是要阻止拉宾实施与巴解组织达成的危及以色列人的协议。“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以色列人的上帝……（与巴解组织的协议）引起的损害将是不可逆转的……我只是按上帝的旨意行动，我不后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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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后悔”也是阿比尔·威海蒂的反应，她因参加一次杀害一名犹太定居者的袭击行动而被称为巴勒斯坦的英雄。当她获释后，有人问她是否后悔，她说：“当然不。他是一个定居者，这里是被占领土。他们在这里的存在是非法的，这是对占领的合法抵抗。我别无选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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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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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同的观点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革命的著作有：R. Emerson所著的From Empire to Nation：The Rise to Self Assertion of Asian and African Peoples（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0）；D. Horowitz所著的Imperialism and Revolution（Penguin出版社，1969）；L. Kaplan所编的Revolutions：A Comparative Study（Vintage出版社，1973）和R. J. Barnet所著的Intervention and Revolution（World出版社，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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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度赢得独立，见M. J. Akbar所著的Nehru：The Making of India（Viking出版社，1989）和V. P. Menon所著的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India（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57）。漫长的越南战争引起了诸多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下列著作是最新的和最值得注意的：General B. Palmer，Jr.所著的The 25-Year War：America’s Role in Vietnam（Simon & Schuster出版社，1985）；G. M. Kahin所著的Intervention：How America Became Involved in Vietnam（Knopf出版社，1986）和G. Kolko所著的Anatomy of a War：Vietna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odern Historical Experience（Pantheon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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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面概括非洲的觉醒，见I. Wallerstein所著的Africa：the Politics of Independence（兰登书屋，1963）；P. Gifford和W. R. Louis所编的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Africa：Decolonization，1940—1960（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82）；R. Emerson 和M. Kilson所编的The Political Awakening of Africa（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5）以及R. I. Rotberg和A. A. Mazrui所著的Protest and Power in Black Afric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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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东民族主义的崛起，见G. Lenczowski所编的The Political Awakening in the Middle East（Prentice Hall出版社，1970）；A. Home所著的A Savage War of Peace：Algeria 1954—1962（Viking出版社，1977）；P. J. Vatikiotis所著的Nasser and His Generation（St. Martin’s出版社，1978）和A. Hourani所著的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91）。关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不同解释的著作有：T. Draper所著的Israel and World Politics（Viking出版社，1967）和The Israeli-Arab Reader（Bantam Books出版社，1969）；E. W. Said所著的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Times Books出版社，1980）；M. Benvenisti所著的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Villard出版社，1986）；D. K. Shipler所著的Arab and Jew：Wounded Spirits in a Promised Land（Times Books出版社，1986）；Y. Harkabi所著的Israel’s Fateful Hour（Harper & Row出版社，1988）和T. L. Friedman所著的From Beirut to Jerusalem（Farrar，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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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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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os Angeles Times, July 1，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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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ew York Times, October 6，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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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ew York Times，November 6，1995；March 28，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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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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