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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9 1993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在华盛顿签署了一项和平协议。图为以色列总理耶扎克·拉宾和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正在握手，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担任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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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进程与普遍的期望相反。以色列人击退了入侵的阿拉伯军队，然后向前推进占领了比联合国分配的更多的领土。阿拉伯人要求归还多占的领土，但以色列人拒绝了，认为这是他们在由阿拉伯人发动的战争中赢得的土地，而且这多占的土地是已从全世界涌入的犹太移民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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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争端导致了僵局和一系列的进攻和反攻。这种下行的螺旋一直持续到1993年9月13日才被遏止，至少是暂时被遏止，这一天，以色列总理耶扎克·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签署了一个协定。该协定呼吁建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巴勒斯坦临时议会，代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在不超过五年的过渡时期内产生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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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的反对者和支持者都策划了一些激起情感的集会。最典型的是反对该协定的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激情演讲：“拉宾先生，你轻蔑地提到了希伯伦的400名犹太人。我要告诉你，将我们系在这块土地上的，不只是希伯伦的400名犹太人，还有4000年的历史。你说《圣经》不是一种所有权的契约，但我说恰恰相反——《圣经》是我们的授权书，《圣经》是我们的契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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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宗教戒律式的政治概念演示被各种伊斯兰激进组织——伊斯兰抵抗运动即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和真主党——作了反面的复制。这些组织比世俗的巴解组织更好战，因为它们根据宗教原则拒绝巴解组织接受以色列国家存在的意愿。哈马斯在其纲领中阐明：“所有巴勒斯坦的领土都是永远属于穆斯林的穆斯林财产。”——一种明显的内塔尼亚胡关于《圣经》是“我们的授权书”和“我们的契约”的伊斯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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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和宗教模糊不清的全部含义在1995年11月4日得到了展现，这一天，一名犹太教学生伊戈尔·阿米尔在特拉维夫开枪杀死了总理拉宾。阿米尔反复解释说，他的目的是要阻止拉宾实施与巴解组织达成的危及以色列人的协议。“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以色列人的上帝……（与巴解组织的协议）引起的损害将是不可逆转的……我只是按上帝的旨意行动，我不后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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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后悔”也是阿比尔·威海蒂的反应，她因参加一次杀害一名犹太定居者的袭击行动而被称为巴勒斯坦的英雄。当她获释后，有人问她是否后悔，她说：“当然不。他是一个定居者，这里是被占领土。他们在这里的存在是非法的，这是对占领的合法抵抗。我别无选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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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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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同的观点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革命的著作有：R. Emerson所著的From Empire to Nation：The Rise to Self Assertion of Asian and African Peoples（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0）；D. Horowitz所著的Imperialism and Revolution（Penguin出版社，1969）；L. Kaplan所编的Revolutions：A Comparative Study（Vintage出版社，1973）和R. J. Barnet所著的Intervention and Revolution（World出版社，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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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度赢得独立，见M. J. Akbar所著的Nehru：The Making of India（Viking出版社，1989）和V. P. Menon所著的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India（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57）。漫长的越南战争引起了诸多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下列著作是最新的和最值得注意的：General B. Palmer，Jr.所著的The 25-Year War：America’s Role in Vietnam（Simon & Schuster出版社，1985）；G. M. Kahin所著的Intervention：How America Became Involved in Vietnam（Knopf出版社，1986）和G. Kolko所著的Anatomy of a War：Vietna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odern Historical Experience（Pantheon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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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面概括非洲的觉醒，见I. Wallerstein所著的Africa：the Politics of Independence（兰登书屋，1963）；P. Gifford和W. R. Louis所编的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Africa：Decolonization，1940—1960（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82）；R. Emerson 和M. Kilson所编的The Political Awakening of Africa（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5）以及R. I. Rotberg和A. A. Mazrui所著的Protest and Power in Black Afric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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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东民族主义的崛起，见G. Lenczowski所编的The Political Awakening in the Middle East（Prentice Hall出版社，1970）；A. Home所著的A Savage War of Peace：Algeria 1954—1962（Viking出版社，1977）；P. J. Vatikiotis所著的Nasser and His Generation（St. Martin’s出版社，1978）和A. Hourani所著的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91）。关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不同解释的著作有：T. Draper所著的Israel and World Politics（Viking出版社，1967）和The Israeli-Arab Reader（Bantam Books出版社，1969）；E. W. Said所著的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Times Books出版社，1980）；M. Benvenisti所著的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Villard出版社，1986）；D. K. Shipler所著的Arab and Jew：Wounded Spirits in a Promised Land（Times Books出版社，1986）；Y. Harkabi所著的Israel’s Fateful Hour（Harper & Row出版社，1988）和T. L. Friedman所著的From Beirut to Jerusalem（Farrar，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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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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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os Angeles Times, July 1，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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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ew York Times, October 6，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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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ew York Times，November 6，1995；March 28，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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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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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第四十三章 大同盟、冷战及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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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要保持团结并不太难，因为有一个打败共同敌人的共同目标，这一点谁都清楚。艰难的任务在战后，那时，各种不同的利益往往会使同盟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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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于雅尔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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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中欧和东欧的革命，西欧也受到革命的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没有激起类似的动乱。革命并没有震撼欧洲大陆，尽管“二战”比“一战”带来了更大的物质损失和政治混乱。一个原因是平民大众极度疲乏。过去6年来，他们遭受着突袭、大范围的地面战，以及因逃难、服苦役、被监禁。平民死亡人数高达3430万，其中600万为犹太人，士兵阵亡人数则达1690多万。死亡总人数接近“一战”的3倍，物质损失则达1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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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幸存者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穷困和混乱。单在战争的前三年半中，就有3000万欧洲人逃离或被赶出他们的家园。战争结束后，同盟国军队和国际救援机构将1200多万“流离失所者”遣送回家，不过，仍存在着一个由100多万不愿回家的人组成的坚强核心，他们多半为来自东欧的反共产主义者。诸民族的这种大规模的重组同伴随而来的寒冷、饥饿和疾病一起，使大多数欧洲人疲惫不堪、垂头丧气，不会想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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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获胜的同盟国军队占领了整个欧洲。苏联红军与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镇压了反抗，消除了混乱。社会结构方面的革命的确在东欧出现过，但它由莫斯科指挥，是一种强加的革命。欧洲各共产党更大程度上都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驯服工具，而不是本国革命的鼓动者。因此，苏联、英国和美国在希特勒垮台后有效地控制了欧洲的发展。正是这三大强国应对逐渐破坏战时的大同盟、引起冷战的那些政策和事件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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