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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和宗教模糊不清的全部含义在1995年11月4日得到了展现，这一天，一名犹太教学生伊戈尔·阿米尔在特拉维夫开枪杀死了总理拉宾。阿米尔反复解释说，他的目的是要阻止拉宾实施与巴解组织达成的危及以色列人的协议。“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以色列人的上帝……（与巴解组织的协议）引起的损害将是不可逆转的……我只是按上帝的旨意行动，我不后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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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后悔”也是阿比尔·威海蒂的反应，她因参加一次杀害一名犹太定居者的袭击行动而被称为巴勒斯坦的英雄。当她获释后，有人问她是否后悔，她说：“当然不。他是一个定居者，这里是被占领土。他们在这里的存在是非法的，这是对占领的合法抵抗。我别无选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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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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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同的观点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革命的著作有：R. Emerson所著的From Empire to Nation：The Rise to Self Assertion of Asian and African Peoples（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0）；D. Horowitz所著的Imperialism and Revolution（Penguin出版社，1969）；L. Kaplan所编的Revolutions：A Comparative Study（Vintage出版社，1973）和R. J. Barnet所著的Intervention and Revolution（World出版社，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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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度赢得独立，见M. J. Akbar所著的Nehru：The Making of India（Viking出版社，1989）和V. P. Menon所著的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India（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57）。漫长的越南战争引起了诸多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下列著作是最新的和最值得注意的：General B. Palmer，Jr.所著的The 25-Year War：America’s Role in Vietnam（Simon & Schuster出版社，1985）；G. M. Kahin所著的Intervention：How America Became Involved in Vietnam（Knopf出版社，1986）和G. Kolko所著的Anatomy of a War：Vietna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odern Historical Experience（Pantheon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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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面概括非洲的觉醒，见I. Wallerstein所著的Africa：the Politics of Independence（兰登书屋，1963）；P. Gifford和W. R. Louis所编的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Africa：Decolonization，1940—1960（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82）；R. Emerson 和M. Kilson所编的The Political Awakening of Africa（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5）以及R. I. Rotberg和A. A. Mazrui所著的Protest and Power in Black Afric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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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东民族主义的崛起，见G. Lenczowski所编的The Political Awakening in the Middle East（Prentice Hall出版社，1970）；A. Home所著的A Savage War of Peace：Algeria 1954—1962（Viking出版社，1977）；P. J. Vatikiotis所著的Nasser and His Generation（St. Martin’s出版社，1978）和A. Hourani所著的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Harvard University出版社，1991）。关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不同解释的著作有：T. Draper所著的Israel and World Politics（Viking出版社，1967）和The Israeli-Arab Reader（Bantam Books出版社，1969）；E. W. Said所著的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Times Books出版社，1980）；M. Benvenisti所著的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Villard出版社，1986）；D. K. Shipler所著的Arab and Jew：Wounded Spirits in a Promised Land（Times Books出版社，1986）；Y. Harkabi所著的Israel’s Fateful Hour（Harper & Row出版社，1988）和T. L. Friedman所著的From Beirut to Jerusalem（Farrar，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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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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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os Angeles Times, July 1，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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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ew York Times, October 6，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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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ew York Times，November 6，1995；March 28，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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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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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第四十三章 大同盟、冷战及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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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要保持团结并不太难，因为有一个打败共同敌人的共同目标，这一点谁都清楚。艰难的任务在战后，那时，各种不同的利益往往会使同盟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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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于雅尔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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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中欧和东欧的革命，西欧也受到革命的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没有激起类似的动乱。革命并没有震撼欧洲大陆，尽管“二战”比“一战”带来了更大的物质损失和政治混乱。一个原因是平民大众极度疲乏。过去6年来，他们遭受着突袭、大范围的地面战，以及因逃难、服苦役、被监禁。平民死亡人数高达3430万，其中600万为犹太人，士兵阵亡人数则达1690多万。死亡总人数接近“一战”的3倍，物质损失则达1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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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幸存者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穷困和混乱。单在战争的前三年半中，就有3000万欧洲人逃离或被赶出他们的家园。战争结束后，同盟国军队和国际救援机构将1200多万“流离失所者”遣送回家，不过，仍存在着一个由100多万不愿回家的人组成的坚强核心，他们多半为来自东欧的反共产主义者。诸民族的这种大规模的重组同伴随而来的寒冷、饥饿和疾病一起，使大多数欧洲人疲惫不堪、垂头丧气，不会想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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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获胜的同盟国军队占领了整个欧洲。苏联红军与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镇压了反抗，消除了混乱。社会结构方面的革命的确在东欧出现过，但它由莫斯科指挥，是一种强加的革命。欧洲各共产党更大程度上都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驯服工具，而不是本国革命的鼓动者。因此，苏联、英国和美国在希特勒垮台后有效地控制了欧洲的发展。正是这三大强国应对逐渐破坏战时的大同盟、引起冷战的那些政策和事件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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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时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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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时岁月，西方列强和苏联不得不结成统一战线，以对付死敌的威胁。就在希特勒入侵苏联的那一天，丘吉尔宣布：“苏联的危险就是……我们的危险、美国的危险，同样，苏联人为保卫家园的事业也是全世界自由的人们和自由的民族的事业一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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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8月14日，丘吉尔和罗斯福发表了《大西洋宪章》，以理想主义的措辞宣布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原则。1942年5月，英国和苏联签订了为期20年的互助条约，次月，《美苏租借协定》亦签署，这些是同盟国合作的具体表现。合作的另一表现是，1943年5月，苏联人决定解散他们为推翻世界资本主义而于1919年建立的共产国际。鉴于同西方列强的友好关系，苏联人此时断定共产国际已没有用处。不过，这一决定实际上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到1939年时，共产国际的主要官员都已转入党中央书记处，他们在那里继续发挥作用。同盟国战时合作的另一结果是1943年11月成立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紧跟在军队之后，向已被解放的国家提供各种救济，直到新的国民政府能负起责任时为止。它于1944年春开始工作，到1948年9月解散时，已分发了主要来自美国的2200万吨物资，包括食物、衣服和药品。它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希腊、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意大利。如果没有它所做的贡献，战后欧洲的贫困和苦难实际上还会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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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临近结束时，这种由共同的危险促成的合作开始动摇。合作者们为了各自心目中的战后国家利益越来越想牺牲团结。因此，随着和平的到来，大同盟也因内部不和而走向分裂，并在两三年内便为时常像要变成热战的冷战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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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国的领导人在战时未能认真地为战后和解拟定计划，这加速了大同盟的分裂。到1944年秋，政治争端已不再能避免。苏联红军向多瑙河谷上游的推进正在迫使德国人撤离巴尔干半岛，而共产党领导的抵抗阵线的战士则在填补这一真空。一个由共产党主导的巴尔干半岛浮现在未来，这促使丘吉尔于1944年10月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会晤。这两位领导人很快就对在这一有争议的半岛上划分势力范围达成一致意见。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希腊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南斯拉夫则是英苏共同势力范围内的缓冲地带。这样，丘吉尔受迫于不利的战略形势，接受了苏联在北巴尔干的优势，以维护英国传统上在希腊的首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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