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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要保持团结并不太难，因为有一个打败共同敌人的共同目标，这一点谁都清楚。艰难的任务在战后，那时，各种不同的利益往往会使同盟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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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于雅尔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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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中欧和东欧的革命，西欧也受到革命的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没有激起类似的动乱。革命并没有震撼欧洲大陆，尽管“二战”比“一战”带来了更大的物质损失和政治混乱。一个原因是平民大众极度疲乏。过去6年来，他们遭受着突袭、大范围的地面战，以及因逃难、服苦役、被监禁。平民死亡人数高达3430万，其中600万为犹太人，士兵阵亡人数则达1690多万。死亡总人数接近“一战”的3倍，物质损失则达1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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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幸存者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穷困和混乱。单在战争的前三年半中，就有3000万欧洲人逃离或被赶出他们的家园。战争结束后，同盟国军队和国际救援机构将1200多万“流离失所者”遣送回家，不过，仍存在着一个由100多万不愿回家的人组成的坚强核心，他们多半为来自东欧的反共产主义者。诸民族的这种大规模的重组同伴随而来的寒冷、饥饿和疾病一起，使大多数欧洲人疲惫不堪、垂头丧气，不会想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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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获胜的同盟国军队占领了整个欧洲。苏联红军与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镇压了反抗，消除了混乱。社会结构方面的革命的确在东欧出现过，但它由莫斯科指挥，是一种强加的革命。欧洲各共产党更大程度上都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驯服工具，而不是本国革命的鼓动者。因此，苏联、英国和美国在希特勒垮台后有效地控制了欧洲的发展。正是这三大强国应对逐渐破坏战时的大同盟、引起冷战的那些政策和事件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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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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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时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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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时岁月，西方列强和苏联不得不结成统一战线，以对付死敌的威胁。就在希特勒入侵苏联的那一天，丘吉尔宣布：“苏联的危险就是……我们的危险、美国的危险，同样，苏联人为保卫家园的事业也是全世界自由的人们和自由的民族的事业一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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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8月14日，丘吉尔和罗斯福发表了《大西洋宪章》，以理想主义的措辞宣布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原则。1942年5月，英国和苏联签订了为期20年的互助条约，次月，《美苏租借协定》亦签署，这些是同盟国合作的具体表现。合作的另一表现是，1943年5月，苏联人决定解散他们为推翻世界资本主义而于1919年建立的共产国际。鉴于同西方列强的友好关系，苏联人此时断定共产国际已没有用处。不过，这一决定实际上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到1939年时，共产国际的主要官员都已转入党中央书记处，他们在那里继续发挥作用。同盟国战时合作的另一结果是1943年11月成立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紧跟在军队之后，向已被解放的国家提供各种救济，直到新的国民政府能负起责任时为止。它于1944年春开始工作，到1948年9月解散时，已分发了主要来自美国的2200万吨物资，包括食物、衣服和药品。它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希腊、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意大利。如果没有它所做的贡献，战后欧洲的贫困和苦难实际上还会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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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临近结束时，这种由共同的危险促成的合作开始动摇。合作者们为了各自心目中的战后国家利益越来越想牺牲团结。因此，随着和平的到来，大同盟也因内部不和而走向分裂，并在两三年内便为时常像要变成热战的冷战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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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国的领导人在战时未能认真地为战后和解拟定计划，这加速了大同盟的分裂。到1944年秋，政治争端已不再能避免。苏联红军向多瑙河谷上游的推进正在迫使德国人撤离巴尔干半岛，而共产党领导的抵抗阵线的战士则在填补这一真空。一个由共产党主导的巴尔干半岛浮现在未来，这促使丘吉尔于1944年10月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会晤。这两位领导人很快就对在这一有争议的半岛上划分势力范围达成一致意见。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希腊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南斯拉夫则是英苏共同势力范围内的缓冲地带。这样，丘吉尔受迫于不利的战略形势，接受了苏联在北巴尔干的优势，以维护英国传统上在希腊的首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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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和斯大林瓜分巴尔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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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和共产党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于1944年10月9日晚在莫斯科会晤。丘吉尔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两人当时是如何将巴尔干半岛划分为英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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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是谈正事的时候了，于是我说：“让我们开始处理我们的巴尔干事务吧。你们的军队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我们在那里有利益、使团和代理商。我们别在小问题上相互误解。就英国和苏联而言，你们在罗马尼亚有90％的优势，我们在希腊有90％的决定权，在南斯拉夫我们各占一半，你看怎样？”翻译在译这些话时，我将这种划分写在了半张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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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这张纸推给了当时正在听翻译的斯大林。稍微停了一会儿，他拿起蓝色铅笔，在纸上打了一个大钩，又将它推还给我们。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确定它的时间还没有写它的时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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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是一段长时间的寂静。写着铅笔字的纸就放在桌子中间。过了一会儿，我说：“我们以这种简便的方式处理关系到千百万人命运的这些问题，是不是觉得有点玩世不恭？我们把这张纸烧了吧。”“不，你留着它吧。”斯大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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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Triumph and Tragedy（Houghton Mifflin，1953）, pp. 22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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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丘吉尔与斯大林在莫斯科讨价还价的同时，英国军队正开始在希腊登陆。他们紧随撤退的德军之后向北推进，却发现希腊抵抗部队已在他们之前占领了所有的城镇。这些部队没有进行抵抗，因为它们由纪律严明的共产党人领导，忠实地遵循克里姆林宫当时的方针。他们向英国的小股部队表示欢迎，虽然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本可以像具有民族主义意志的铁托在南斯拉夫所做的那样，轻而易举地阻挡英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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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希腊抵抗部队恭顺服从，但事实仍然是，在德国人撤离时，它们是这个国家中占优势的军事力量。对丘吉尔来说，这是一种无法容忍的局面。为了确保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一致同意的英国在希腊的主导地位，关键在于，解除抵抗部队的武装，把国家政权转到他中意的希腊王室流亡政府手中。各种解除武装的方案都被提了出来，却没有一个能使双方满意。这一争端导致了一场武装冲突，进而发展成激烈、血腥的雅典战役。英国和印度联军从意大利迅速挺进，在经过一个月的战斗之后，抵抗部队撤离了雅典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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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12日，双方签订了和平协定（《瓦尔基扎协定》），规定抵抗部队交出武装，作为回报，英国允诺希腊进行选举并就国王回国问题举行全民投票。这样，丘吉尔就保住了在莫斯科时分配给他的势力范围：在战后数年中，希腊一直站在西方一边。同样重要的是，在丘吉尔驱散左翼抵抗部队的战士时，斯大林意味深长地保持了沉默。英苏有关巴尔干问题的交易正在生效并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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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0 1945年，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三巨头”在雅尔塔举行最后一次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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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雅典的战火未歇，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便在雅尔塔聚首，举行了他们的最后一次战时会议。随着盟军从四面八方集中到德国，有关战后解决办法的种种问题这时不得不予以专门、实际的考虑。他们在就远东问题达成协议时几乎未遇到什么困难。斯大林同意在欧洲战争结束后60天内向日本宣战。作为回报，苏联将重新获得千岛群岛和1905年俄国割让给日本的领土及特许权。关于德国，这次会议推迟了大多数问题的决议，其中包括赔款和边境问题。不过，会议一致同意，德国应划分成四个占领区（其中一个属于法国），由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管辖。位于苏联占领区内的柏林应由四国共同占领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