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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和共产党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于1944年10月9日晚在莫斯科会晤。丘吉尔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两人当时是如何将巴尔干半岛划分为英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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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是谈正事的时候了，于是我说：“让我们开始处理我们的巴尔干事务吧。你们的军队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我们在那里有利益、使团和代理商。我们别在小问题上相互误解。就英国和苏联而言，你们在罗马尼亚有90％的优势，我们在希腊有90％的决定权，在南斯拉夫我们各占一半，你看怎样？”翻译在译这些话时，我将这种划分写在了半张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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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这张纸推给了当时正在听翻译的斯大林。稍微停了一会儿，他拿起蓝色铅笔，在纸上打了一个大钩，又将它推还给我们。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确定它的时间还没有写它的时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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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是一段长时间的寂静。写着铅笔字的纸就放在桌子中间。过了一会儿，我说：“我们以这种简便的方式处理关系到千百万人命运的这些问题，是不是觉得有点玩世不恭？我们把这张纸烧了吧。”“不，你留着它吧。”斯大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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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Triumph and Tragedy（Houghton Mifflin，1953）, pp. 22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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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丘吉尔与斯大林在莫斯科讨价还价的同时，英国军队正开始在希腊登陆。他们紧随撤退的德军之后向北推进，却发现希腊抵抗部队已在他们之前占领了所有的城镇。这些部队没有进行抵抗，因为它们由纪律严明的共产党人领导，忠实地遵循克里姆林宫当时的方针。他们向英国的小股部队表示欢迎，虽然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本可以像具有民族主义意志的铁托在南斯拉夫所做的那样，轻而易举地阻挡英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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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希腊抵抗部队恭顺服从，但事实仍然是，在德国人撤离时，它们是这个国家中占优势的军事力量。对丘吉尔来说，这是一种无法容忍的局面。为了确保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一致同意的英国在希腊的主导地位，关键在于，解除抵抗部队的武装，把国家政权转到他中意的希腊王室流亡政府手中。各种解除武装的方案都被提了出来，却没有一个能使双方满意。这一争端导致了一场武装冲突，进而发展成激烈、血腥的雅典战役。英国和印度联军从意大利迅速挺进，在经过一个月的战斗之后，抵抗部队撤离了雅典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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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12日，双方签订了和平协定（《瓦尔基扎协定》），规定抵抗部队交出武装，作为回报，英国允诺希腊进行选举并就国王回国问题举行全民投票。这样，丘吉尔就保住了在莫斯科时分配给他的势力范围：在战后数年中，希腊一直站在西方一边。同样重要的是，在丘吉尔驱散左翼抵抗部队的战士时，斯大林意味深长地保持了沉默。英苏有关巴尔干问题的交易正在生效并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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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0 1945年，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三巨头”在雅尔塔举行最后一次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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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雅典的战火未歇，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便在雅尔塔聚首，举行了他们的最后一次战时会议。随着盟军从四面八方集中到德国，有关战后解决办法的种种问题这时不得不予以专门、实际的考虑。他们在就远东问题达成协议时几乎未遇到什么困难。斯大林同意在欧洲战争结束后60天内向日本宣战。作为回报，苏联将重新获得千岛群岛和1905年俄国割让给日本的领土及特许权。关于德国，这次会议推迟了大多数问题的决议，其中包括赔款和边境问题。不过，会议一致同意，德国应划分成四个占领区（其中一个属于法国），由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管辖。位于苏联占领区内的柏林应由四国共同占领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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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尔塔进行的大多数谈判都与东欧新解放的国家有关。斯大林在这一地区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因为是他的军队实施解放并实际占领的。考虑到这种情形，那么，从西方的观点看，就东欧问题达成的种种纸面协议是令人满意的。苏联将得到的波兰领土位于调整后的寇松线以东，这条线是“一战”后划定的，但随后被忽视了。作为补偿，波兰将得到东德的领土。关于波兰和南斯拉夫政府，斯大林同意，已在苏联支持下建立的各共产党政权应通过接受亲西方的流亡政府的代表来加以扩大。可以理解的是，后者对这种安排感到忧虑，因为这种安排使苏联红军和共产党政府实际上合法地控制了国家。一种明白的政策声明——《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雅尔塔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在理论上打消了他们的疑虑。这一宣言使三大强国承诺帮助已被解放的欧洲诸民族“建立临时政府，使民众中一切民主分子的代表广泛参加，并确保尽可能从速经由自由选举建立对于人民意志负责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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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这一宣言意味着斯大林方面作出了巨大让步。尽管斯大林控制了东欧，但他已同意进行有可能使反苏政府执政的自由选举。不过，这一让步实质上无足轻重。事实证明，《宣言》是毫无意义的，是发生摩擦的无尽根源，因为各签字国对它作了极为不同的解释。美国照字义解释了它——进行自由选举，在东欧不划分势力范围。美国可以无所顾忌地采取这一立场，因为前一年10月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对它没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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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斯大林则坚持莫斯科协定，他认为宣言只是用来装饰门面的。当英国人镇压希腊抵抗部队时，他完全保持沉默。作为回报，斯大林希望西方列强能尊重他在北巴尔干的首要地位。当英国人逐渐与美国人一道要求严格实施宣言时，他既吃惊又愤怒。斯大林坚持认为，东欧各“友好”政府是苏联安全的先决条件。他于1945年7月至8月在波茨坦举行的下一次三国会议上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当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要求在东欧自由选举政府时，斯大林的反应是：“这些国家中任何一个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都将是反苏的，我们不能容许。”[2]“友好”政府和“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之间的矛盾是大同盟在以后几个月中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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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1 联合国安理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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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埋下了不和的种子，但雅尔塔会议仍受到了普遍的欢迎，被认为是同盟国战时合作的顶峰。同盟国的合作还表现在联合国（UN）的成立上。1945年4月至6月旧金山举行的会议结束时，50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最后的宪章。到1990年，联合国成员国已是当初的三倍多。有些新成员是战时的敌人或中立国，但大多数是亚洲和非洲新独立的国家。同其前身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的建立也是为了完成两大任务：维护和平与安全及处理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同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也是作为各主权国家的协作组织而建立的，它的宪章明确规定，这个组织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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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和平的任务主要交给安全理事会执行，安理会由5个常任理事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和6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后者是在理事会推荐的基础上，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的，任期两年。所有实质性问题的决议必须5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再加上两个非常任理事国的赞成票）才能通过，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只有大国达到一致，和平才可能得到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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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的第二个任务——反饥饿、反疾病和反愚昧——交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执行。它制订了种种计划，要为占世界人口一半的挨饿者提供更多的食物，治愈占世界人口八分之一的疟疾患者，将儿童一周岁前的夭斩率降低40％，为占世界成年人人口一半的文盲提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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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在各种非政治性活动方面十分成功。但又同国联一样，它在执行维持和平这一主要任务方面却时好时差。它通过提供保持友好关系的媒介，帮助防止了大国间的全面战争。它已制止了不涉及大国重大利益的印度尼西亚和克什米尔等地的战争。但是，它却未能阻止朝鲜、阿尔及利亚、中东和越南的一系列局部战争，即所谓“灌木丛之火”。在1962年极度危险的古巴危机或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中，联合国也没有举行任何磋商会议。同国联一样，联合国的主要困难在于：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它能提供一台解决争端的机器，却不能强令使用这台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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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远东战争宣告结束。这时，获胜的同盟国也就能够专心致志地谋划和平蓝图。它们的外交部部长在1947年2月10日与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芬兰分别签订了和平条约。所有这些条约都强迫战败国赔款，限制它们的军队，重新划分它们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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