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475522
1707475523
图298 1954年1月，《生活》杂志介绍了一些郊区生活先行者的情况。报道反映出种族隔离的居住模式，被刊载的都是白人家庭。照片中的这个家庭享受了“一种舒适安全的生活，他们拥有五位数的收入，这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似乎是终极经济目标”。12291美元的年收入让他们在丹佛六居室外带一个自建房的款项之余，还可挥霍一笔——买一台389美元的电视机。
1707475524
1707475525
后“二战”繁荣的一个根本结构性软肋是，它依靠的是一体化全球生产，却缺乏全球消费。这种不平衡因为第三世界国家出口原材料的价格不成比例的下降和它们所负的沉重外债而变得更趋严重。到1986年，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债已接近1万亿美元，债务的利息付款占去了第三世界国家出口收入的四分之一至一半。为了应付利息付款，第三世界各国政府减少了它们的社会支出和进口额。但是，所有工业国的三分之一的出口物都已去向第三世界，所以第三世界进口额的减少迅速增加了第一世界的失业人数。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15个成员国中，平均失业率在1973年为3.4%，1979年为5%，1983年为8.3%，1995年为11.3%。失业率又转而引起了对保护性关税的需求，这令人回想起20世纪20年代对大萧条的开始起了促成作用的保护主义。
1707475526
1707475527
这些经济上的打击驱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信心和欣悦。经济学家们原本以为他们终于打破了解决繁荣与不景气的循环，这时却表示出困惑和担心。在国际高级研究所联合会的一次会议期间（1983年6月），来自15个国家的学者们一致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都不再令人满意。“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失序的星球上，它建立在经济学概念的基础之上，这些概念与当今现实毫无关系……我们想对那些基本信条提出质疑，看看能否对它们加以修改或调整。”[1]修改或调整的必要在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1996年的报告中体现得十分明显，该报告指出，全世界有30%的劳动力失业或不充分就业。
1707475528
1707475529
社会影响
1707475530
1707475531
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挫折给经济学家们造成了智识上的不安，而对许多已习惯于较富裕的生活的人来说，这些挫折则具有多得多的破坏性。20世纪7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鼓励农民增加销往海外市场的产品产量，以抵消日渐上升的贸易逆差。农民们热情地响应，因此，农业出口额从1971年的80亿美元猛增到1981年的438亿美元。接着，由于华盛顿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禁止对其出口，美元的估价过高——这实际上是在1984年向所有的美国出口商品征收了32%的附加费——以及财政上陷入困境的第三世界各国政府减少了各种产品的进口，国外市场骤然萎缩。1981年至1983年间，美国出口农产品的价格水平下降了21%，总量下降了20%。
1707475532
1707475533
美国农民发现自己一下子处于经济拮据的状态之中，这尤其是因为许多人为了响应政府号召，提高产量，以高利率大量借贷购买土地和设备。破产的农民流离失所，家庭农场的数目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680万这一高峰下降到1980年的280万，进而下降到1994年的190万。美国人口调查局发现，1985年，家庭农场的收入仅为非农场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三，农场居民的贫困率为24%，而非农场居民的贫困率为15%。由此产生的情绪与社会的混乱反映在自杀率中，1984年，艾奥瓦州诸农业县的自杀率是全国平均线的两倍。
1707475534
1707475535
1707475536
1707475537
1707475538
图299 图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巴巴拉，一个富裕的家庭骑脚踏车经过一群无家可归的人们。20世纪80年代，不断上涨的房屋价格和大多数精神病院关门结合在一起，使得流落街头的美国人不断增加。据估计，20世纪80年代后期，无家可归的美国人在30万到300万之间，确切数字取决于如何定义无家可归者和估测者的政治目的。
1707475539
1707475540
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这种混乱在都市社区也表现得和乡村一样明显。虽然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失业率远低于大萧条时期，但许多城市工人认为自己现在的境况恶化了。在20世纪30年代，失业被认为通常是周期性的，因此，一定会随着由不景气到繁荣的过渡而告终。今天，人们已认识到不能作这种推测，因为有以下几个理由。首先，随着工厂由人工昂贵的国家迁移到人工低廉的国家，西方工人不再能要求和得到他们已开始习以为常的高工资。其次，自动装置和机器人的普及正在取代办公室里的“白领工人”和工厂里的“蓝领工人”。整个西方世界的失业人数从1970年1月的1000万上升到1983年1月的3100万。确实，虽然工厂工作正在减少，但服务性工作（例如银行出纳员、快餐店员、酒店职员、娱乐与健康的服务员）正在迅速地增加。但是，服务性行业的工资大大低于制造业。
1707475541
1707475542
这些数据的人权意蕴已在1985年的一份报告中阐述得很清楚，这份报告是一个由22名成员组成、调查美国饥饿问题的医生特别工作组提交的，该工作组的负责人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J.拉里·布朗。这个特别工作组除了在寻找“饥饿的面孔”的过程中采访那些挨饿者本人外，还采访了州长、教师、部长和社会工作者。这些调查者断定大约有2000万美国平民正在挨饿，其具体的含意就是，他们无法购买足够的日常食物，周期性地发生食物断绝的情况。这些医生说：“在美国，饥饿是一场全国性的流行病。我们的判断是，美国的饥饿问题在最近10年至15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普遍，更严重……我们相信，今天，饥饿和营养不良在全国各地都是严重的问题。事实上，我们无论去哪个城市、哪个州，都会发现那里存在着广泛的饥饿。”[2]
1707475543
1707475544
同这份报告一样揭露了美国饥饿问题的是福坦莫大学1993年10月的一份报告，里面有社会学家发布的年度“社会健康指数”。它通过分析人口调查局提供的关于十六大社会问题的报告来检测美国社会的福利，这些问题包括失业、青少年自杀、中学退学率和可购住房的供应量等。根据该报告的统计，美国最好的年份是1973年，当时的指数达到了77.5。但在1993年，即能够获得完整数据的最近的年份，该指数降到了38.8，该项研究的负责人的评价是“糟透了”。[3]
1707475545
1707475546
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387]
1707475547
三、对社会主义世界的影响
1707475548
1707475549
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仅对资本主义世界，而且对社会主义世界也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到了使后者解体的程度。我们注意到（第四十章第一节），斯大林的“五年计划”已加速了苏联的经济发展，使这个国家到1932年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接着，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承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损失，苏联的经济遭受了一次极严重的挫折。但复苏是迅速的，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获得了巨大的收益。这一成功促使赫鲁晓夫在1961年夸口道，苏联的工业产量到1980年将超过美国。事实正好相反。苏联的发展速度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放缓，因此苏联经济进一步落后于美国经济，而不是赶上和超过。
1707475550
1707475551
苏联经济减速的一个原因是劳力与自然资源的供应不断减少，这与斯大林时期形成了鲜明对照，那时，二者都供应充足。另一个原因是经济规模日渐增大，其内容日趋复杂，这就使中央指挥一切的做法变得日益困难和无效。也许苏联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还是政治方面的——苏联的工人、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不愿意仅仅执行上级的命令，却不能参与决策过程。这样一种片面的安排在早年是可行的，那时，斯大林主要是同刚从乡村来的目不识丁的农民打交道。但今天，苏联的劳动力中已经包括了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经理和专业人员；如果苏联要积极地参与正在进行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就需要开发这些人的创造力。这件事至今没有做，正如洞察力极强的苏联著名物理学家和持异议者安德烈·萨哈罗夫所说的，其结果是灾难性的。1970年3月，萨哈罗夫和他的一个既是物理学家又是历史学家的同伴一起，发表了一封《苏联科学家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党政领导人的呼吁书》。这份呼吁书对苏联的种种弊病所作的鞭辟入里的分析，值得我们在这里加以引用：
1707475552
1707475553
为什么我们不仅未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先驱者，相反还如人们所知道的，不能在这场革命中跟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呢？难道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像资本主义制度那样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同样的种种机会？难道资本主义将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这场经济竞争中获得胜利？
1707475554
1707475555
当然不是。我们所处的困境的根源根本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正好相反，在于我们生活中与社会主义相抵触、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那些特点和情况。这一根源在于反民主的传统和在于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已制定、至今仍未被废除的公共行为规范……
1707475556
1707475557
在社会政治范围内，阻碍我们经济发展的障碍物很多，凡是不能除去这些障碍物的措施都是注定无效的……
1707475558
1707475559
从我们的国外朋友那里，我们有时听到有人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比作一辆巨大的卡车，这辆卡车的驾驶员用一只脚使劲往下踩加速器，用另一只脚踩刹车。更明智地利用这一刹车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1707475560
1707475561
如果不采取一种导向民主化的做法，我们的国家还能指望什么呢？它只能期待自己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回复到一个二流区域大国的地步。[4]
1707475562
1707475563
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从1964年到1982年的长期治理期间，萨哈罗夫提出的“更明智地利用这一刹车”的请求被置之不理。相反，这一刹车继续被使劲往下踩。对那些陆续有人提出的分散苏联经济、给地方工厂和行政机关一些主动权的建议，苏联官僚都予以制止。甚至连复印机都被视为潜在的颠覆工具，被锁藏起来，使用它们须经严格把关，并记录在案。
1707475564
1707475565
使劲踩刹车所造成的影响正是萨哈罗夫所预言的。事实证明，严格管制和墨守成规是同参与第二次工业革命不相容的。当下全球经济的特点是：技术革新的快速度、不断改变的消费者趣味，以及一体化世界市场中的激烈竞争。所有这一切均要求灵活、效率和适应性强——这些品质是苏联多层级党和国家官僚机构所明显缺乏的。因此，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从1950年至1970年间的5%至6%下降到1971年至1975年间的3.7%，进而又下降到1976年至1980年间的2.7%。赫鲁晓夫所预言的苏联超越美国的情况没有发生，反而日本现在超过了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
1707475566
1707475567
随着勃列日涅夫及其在任期极短的后继者（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的去世，苏联领导人中创始的一代都离开了历史舞台。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作为年轻一代中的第一人掌握了政权，这代人已认识到，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代里，只要一只脚踩刹车，另一只脚踩加速器，苏联这辆“卡车”就会被抛在时代后面。在1986年2月25日开幕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批评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种种缺点，所用的语言使人想起并确证了萨哈罗夫在1970年发出的警告。
1707475568
1707475569
我们政府的死气沉沉和静止不动、我们工作劲头的衰退，以及官僚主义的逐步上升——所有这一切都已造成了不小的损失……20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增长率的明显下降，经济困境开始逐步形成……科学和教育、健康保护、文化和日常服务性事业的物质基础也随即落后……遗憾的是，当时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应把经济机构中的任何变革都看作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各项原则的背离……这一形势要求进行一种变革，但是，一种奇怪的心理——怎么能在不作任何改变的情况下改善局面呢？——占了上风。[5]
1707475570
1707475571
一旦掌权，戈尔巴乔夫便以满腔的热情彻底推翻前任的政策，这让人想起彼得大帝。1987年6月，他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上坦率地说，他决心与过去一刀两断：“我们的社会正在迅速变化……我们面临新的问题、相当复杂的情况。我们不能保证不犯错误……但我确信，最大的错误就是害怕犯错。”[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