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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不仅未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先驱者，相反还如人们所知道的，不能在这场革命中跟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呢？难道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像资本主义制度那样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同样的种种机会？难道资本主义将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这场经济竞争中获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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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我们所处的困境的根源根本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正好相反，在于我们生活中与社会主义相抵触、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那些特点和情况。这一根源在于反民主的传统和在于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已制定、至今仍未被废除的公共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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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政治范围内，阻碍我们经济发展的障碍物很多，凡是不能除去这些障碍物的措施都是注定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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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的国外朋友那里，我们有时听到有人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比作一辆巨大的卡车，这辆卡车的驾驶员用一只脚使劲往下踩加速器，用另一只脚踩刹车。更明智地利用这一刹车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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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采取一种导向民主化的做法，我们的国家还能指望什么呢？它只能期待自己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回复到一个二流区域大国的地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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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从1964年到1982年的长期治理期间，萨哈罗夫提出的“更明智地利用这一刹车”的请求被置之不理。相反，这一刹车继续被使劲往下踩。对那些陆续有人提出的分散苏联经济、给地方工厂和行政机关一些主动权的建议，苏联官僚都予以制止。甚至连复印机都被视为潜在的颠覆工具，被锁藏起来，使用它们须经严格把关，并记录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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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劲踩刹车所造成的影响正是萨哈罗夫所预言的。事实证明，严格管制和墨守成规是同参与第二次工业革命不相容的。当下全球经济的特点是：技术革新的快速度、不断改变的消费者趣味，以及一体化世界市场中的激烈竞争。所有这一切均要求灵活、效率和适应性强——这些品质是苏联多层级党和国家官僚机构所明显缺乏的。因此，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从1950年至1970年间的5%至6%下降到1971年至1975年间的3.7%，进而又下降到1976年至1980年间的2.7%。赫鲁晓夫所预言的苏联超越美国的情况没有发生，反而日本现在超过了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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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勃列日涅夫及其在任期极短的后继者（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的去世，苏联领导人中创始的一代都离开了历史舞台。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作为年轻一代中的第一人掌握了政权，这代人已认识到，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代里，只要一只脚踩刹车，另一只脚踩加速器，苏联这辆“卡车”就会被抛在时代后面。在1986年2月25日开幕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批评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种种缺点，所用的语言使人想起并确证了萨哈罗夫在1970年发出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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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政府的死气沉沉和静止不动、我们工作劲头的衰退，以及官僚主义的逐步上升——所有这一切都已造成了不小的损失……20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增长率的明显下降，经济困境开始逐步形成……科学和教育、健康保护、文化和日常服务性事业的物质基础也随即落后……遗憾的是，当时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应把经济机构中的任何变革都看作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各项原则的背离……这一形势要求进行一种变革，但是，一种奇怪的心理——怎么能在不作任何改变的情况下改善局面呢？——占了上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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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掌权，戈尔巴乔夫便以满腔的热情彻底推翻前任的政策，这让人想起彼得大帝。1987年6月，他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上坦率地说，他决心与过去一刀两断：“我们的社会正在迅速变化……我们面临新的问题、相当复杂的情况。我们不能保证不犯错误……但我确信，最大的错误就是害怕犯错。”[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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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的“害怕犯错”与罗斯福总统的“除害怕本身外没有什么害怕的”惊人相似。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许可以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相提并论。两大方案都是为应对创伤性的危机——美国胡佛时期的大萧条和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停滞——而设计的。两大方案都是由领导人发起的，他们不是来自下层，而是上层——国家的精英群体。罗斯福和戈尔巴乔夫所感兴趣的都不是推翻其社会制度的革命，而是足以保持和重新焕发这些制度活力的改革。尽管他们的改革方案的目标是保守的，但这两位领导人都遭到了保守派和激进派的强烈反对；保守派害怕不确定的未来，激进派要求施行社会外科手术而不是急救。因此，罗斯福被右派指责为本阶级的叛徒，并遭到了激进左派——如路易斯安那州正在推动“分享我们的财富”计划的休伊·朗——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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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0 1991年8月未遂政变之后，鲍里斯·叶利钦立刻取代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新成立的独联体的领导人。图为两人同时出现在即将解体的苏联的议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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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挽救了罗斯福和他的新政，战争开设了工厂，创造了工作机会，从而结束了大萧条的噩梦。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世界来说是幸运的，但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或许是不幸的，没能通过战争将他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因此，他别无选择，只能直接与比罗斯福所面临的还要艰难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斗争。这些问题包括生活在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难以控制的少数民族。由于遭遇了至少与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一样严重的经济危机，他们的敌意增加了。戈尔巴乔夫重组经济的改革计划唤起了人们对改善经济条件的期望。然而，经济形势却进一步恶化了。由于效率低下的企业被迫削减工资额，甚至关闭，失业率急剧上升。由此产生的社会贫困加剧了种族骚乱和冲突，正如在美国和西欧遇到这种情况时，少数民族移民就被指责为失业和低工资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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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断累积的问题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实在是太多了。到1991年时，他的领导人地位已被鲍里斯·N. 叶利钦所取代，苏联本身也已解体，被一个较松散的政治结构即独联体所代替。人民大众对旧时共产主义秩序不喜欢的另一个表示是，列宁格勒的市民们决定恢复该城在沙皇时期的老名字——圣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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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1 1990年，立陶宛人举行示威要求独立。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代结束时，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开始纷纷要求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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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利钦所做的比戈尔巴乔夫曾经想要做的多得多，他通过变革即废除过去的共产主义制度，试图给独联体一个崭新的开始。在农业方面，他取消了国有和集体农庄。在工业方面，他于1993年将三分之一的前国有企业变为私人所有。但是，另一个不受欢迎的意外改变是，大批在其国家处于经济危机期间失业和得不到报酬的高素养科学家都移居国外。随着对移民限制的取消，1987年有3.9万人离开苏联，1991年为60万，1992年达到100万。在过去，大多数移民都是不满的少数民族，比如犹太人、伏尔加日耳曼人和亚美尼亚人。现在有如此多的顶尖科学家移居国外，以致让人担心没有足够的人来培养下一代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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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同样使人惊恐的是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意识形态真空。在过去，官方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回答了他们所有的问题。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要求政府拥有生产资料，要求中央计划委员会为经济制订计划并监督经济的运行。最初，这种战略似乎运行得令人满意。但到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国家正如萨哈罗夫在1970年曾警告过的那样，似乎正沦落到一个“二流区域大国的地步”。因此，尽管过去曾吹嘘过要“超越”美国，但俄罗斯人现在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经济衰退和让人尴尬的意识形态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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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2 近年来，苏联已走向市场经济。因此，经济改革使得有些人非常富裕，而有些人为了购买食物则被迫变卖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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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正以惊险的高速展开之时，全世界千百万人都必须妥善处理好设计社会制度以适应高科技时代的任务。这是一个艰巨而令人不适的任务，它要求在众多互相竞争的社会制度中仔细地区分好坏。这又将我们带回到了一个自古以来就在困扰人类的关键问题（见第一章第一节）——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之间长期存在的时滞问题。我们将该问题定义为如何在我们不断扩大的知识和利用这一知识的智慧之间维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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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这个任务是可以完成的，经历了如此众多野蛮行径的20世纪仍可在创造革新的光辉中结束。但在另一方面，如果说20世纪是以不幸而不是幸运结束的话，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最终结果也可能会是令人不悦的，一如从北爱尔兰蔓延到卢旺达、到波黑、到在苏联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独联体的暴行所表明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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