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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1 1990年，立陶宛人举行示威要求独立。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代结束时，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开始纷纷要求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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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利钦所做的比戈尔巴乔夫曾经想要做的多得多，他通过变革即废除过去的共产主义制度，试图给独联体一个崭新的开始。在农业方面，他取消了国有和集体农庄。在工业方面，他于1993年将三分之一的前国有企业变为私人所有。但是，另一个不受欢迎的意外改变是，大批在其国家处于经济危机期间失业和得不到报酬的高素养科学家都移居国外。随着对移民限制的取消，1987年有3.9万人离开苏联，1991年为60万，1992年达到100万。在过去，大多数移民都是不满的少数民族，比如犹太人、伏尔加日耳曼人和亚美尼亚人。现在有如此多的顶尖科学家移居国外，以致让人担心没有足够的人来培养下一代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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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同样使人惊恐的是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意识形态真空。在过去，官方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回答了他们所有的问题。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要求政府拥有生产资料，要求中央计划委员会为经济制订计划并监督经济的运行。最初，这种战略似乎运行得令人满意。但到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国家正如萨哈罗夫在1970年曾警告过的那样，似乎正沦落到一个“二流区域大国的地步”。因此，尽管过去曾吹嘘过要“超越”美国，但俄罗斯人现在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经济衰退和让人尴尬的意识形态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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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2 近年来，苏联已走向市场经济。因此，经济改革使得有些人非常富裕，而有些人为了购买食物则被迫变卖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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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正以惊险的高速展开之时，全世界千百万人都必须妥善处理好设计社会制度以适应高科技时代的任务。这是一个艰巨而令人不适的任务，它要求在众多互相竞争的社会制度中仔细地区分好坏。这又将我们带回到了一个自古以来就在困扰人类的关键问题（见第一章第一节）——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之间长期存在的时滞问题。我们将该问题定义为如何在我们不断扩大的知识和利用这一知识的智慧之间维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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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这个任务是可以完成的，经历了如此众多野蛮行径的20世纪仍可在创造革新的光辉中结束。但在另一方面，如果说20世纪是以不幸而不是幸运结束的话，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最终结果也可能会是令人不悦的，一如从北爱尔兰蔓延到卢旺达、到波黑、到在苏联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独联体的暴行所表明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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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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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不发达的第三世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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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三世界的历史是由政治上的胜利与经济上的彻底失败结合而成的。政治上的胜利在摧毁殖民地帝国并在其废墟上创立新的独立国家时达到高潮（见第四十三章）。但是，伴随而来的经济上的彻底失败以第三世界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而达到极点。经济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对第三世界各国人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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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方面，绿色革命的新种子和新技术导致了更大的生产力。但是，这并没有使大多数农民得到好处，他们缺乏购买杂交种子、肥料和灌溉设备所需要的资金。只有拥有中型或大型农场的农场主才能参加绿色革命，他们往往不种国内的主要粮食作物，而改种更有利可图的出口作物。而且，他们可能还会采用节省劳力的机器，迫使本已就业不足的农民逃往城市贫民区，在那里，他们通常会发现自己同在乡下时一样是多余的人。这一模式在墨西哥显现得很清楚，在那里，效率最高的农场现在正在为美国市场生产可贮藏过冬的水果和蔬菜，而玉米和豆类这种主要产品却是从美国进口，并且有许许多多背井离乡的农民都正在越过边境去寻找工作。与此同时，首都墨西哥城的人口到1980年已增长到几乎失控的地步，达到1400万，如今人口约2200万（含卫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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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迅猛的都市化正在各大洲进行。因此，到2000年，估计第三世界将有40个拥有500万或更多人口的大都会区，但是，像这样的大都会区在第一世界只有12个。1990年，最大的大都会区按降序排列分别是伦敦、纽约、巴黎、柏林、芝加哥、维也纳、东京、圣彼得堡、费城和曼彻斯特。到2000年，它们是墨西哥城、圣保罗、东京、纽约、上海、北京、里约热内卢、孟买、加尔各答和雅加达。有关这一全球都市化的要点是，至今尚未出现伴随而来的工业化。因此，新到这些城市的人不得不去做那种收入仅敷支出的工作，使他们免于挨饿，却对国民经济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他们靠像做沿街叫卖货物、擦鞋、替人跑腿、推小车和蹬人力车这样的工作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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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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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全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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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仅对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社会造成了特有的影响，而且也对所有社会的各民族人民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广泛影响。我们已经看到，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技术变革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的转变迫使人们从动荡的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的村庄生活。对人类生存同样具有深远影响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正在进行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同其新技术的空前威力一样，更加无处不在、更具破坏性。接下来我们将分析这一全球性影响的四个最重要的方面，即对生态、种族关系、性别关系和战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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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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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工业革命如此巨大，以致它不仅给地球居民，也给这个星球留下了印记。这是一种生态上的影响，因为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在所有的时代里，所有的民族都对其环境产生了影响，原因很简单，人有人的需要，有人的技术，即使这技术只是石器和火。但今天，由于技术爆炸和人口爆炸相结合，人们对环境的影响要比以往巨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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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和现在生态环境的对比在塞芒人的生活中清楚地表现出来。塞芒人是马来西亚游牧的丛林之子，有2000人到3000人。他们在其日常生活中对生态环境似乎不负责任，把河流当作澡盆、洗衣房、厕所、钓鱼场和饮用水源。同样，他们在刀耕火种的过程中随意地放火烧毁周围的森林。他们在被火烧过的空地上播种，然后继续他们的游牧觅食生活，而返回那些未受保护的耕地时，只是为了搜集未被动物掠走的任何残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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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生活方式，塞芒人平均每人每天消耗的能量不足5000大卡（其中的40%来自人力，60%来自燃烧的木柴），形成对比的是，美国公民每人每天消耗25万大卡。所以，以这种适度规模生活的塞芒人，尽管有种种活动，但对他们的河流和周围的森林却没有造成多大影响；而如果将这些活动置于我们的世界中就将是灾难性的，因为这里有不断激增的机器和数十亿而不是几千居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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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和居民正在以加速度增长，所以生态环境可能会严重恶化。现今世界人口一直在快速增长，因为不断增长的农业和工业生产力能够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而医学的进步和公共卫生措施的先进又降低了死亡率。因此，尽管人类花了几百万年才在1830年达到第一个10亿人口，但只需一个世纪便能达到第二个10亿，只需30年便能达到第三个10亿，只需15年便能达到第四个10亿，只需12年便能达到第五个1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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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涌入地球的几十亿人为第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生产的众多新机器所装备。结果也就不可避免地给我们的家园施加了压力，比起我们的祖先所施加的要大得多。即使是在人口相对稀少、资源丰富的美国，这种压力的迹象也随处可见——巨大的奥加拉拉含水层开始枯竭，而它为从内布拉斯加州到得克萨斯州潘汉德的大草原提供了灌溉用水；加利福尼亚州的牧场和长岛的马铃薯地向住宅区转变；西北部残存的原始森林正在被砍伐殆尽；已知有99%的有毒垃圾堆未被清理且仍在污染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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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困境并不限于美国。它已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传播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现在是第二大工业国，并且正在以最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它的高速发展的工业化主要是以国内巨大的煤炭贮藏量为推动的。但是，煤炭在碳排放上是最脏的燃料，因此，中国现在的碳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二，到2025年很可能是世界第一。像所有地区的消费者一样，中国的消费者（超过10亿人）无疑也会努力追求更高的生活标准，拥有更多的轿车、更多的冰箱、更多的家庭供暖设备和更多的消费品，而所有这些都需要耗费更多的能源去生产和操作它们。一些环境保护论者已向这些“穷国”逐步上升的期望提出了质疑，但挪威前首相G. H. 布伦特兰指出，西欧人发动了工业革命，引发了随之而来的生态问题，他们现在不能迫使“穷国”处于“永远不能成为富国”的状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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