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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最初将这些移民当作“客籍工人”加以欢迎，认为他们几年后就会带着积蓄返回自己的家园。但是，这些新移民并没有像他们期望的那样做。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在移居的国家扎下了根，自然也就不想再次迁移。他们的孩子出生在这些新国家，认为自己就是德国人、法国人或瑞典人，而不是土耳其人、巴基斯坦人或西印度群岛人。然而，当战后经济繁荣期结束时，失业成为欧洲人面临的严重问题，前“客籍工人”发现自己不再被当作“客人”受欢迎；相反，他们现在被人憎恨，有时甚至遭到失业者的攻击。有些国家的政府试图通过向愿意回家的移民提供路费的方式来解决这一困境，但却极少有人接受这种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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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4 穷国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主要来自其人口的规模；富国则因其高生活水平而耗费它们的环境。在本张照片所示的时代，大多数中国人出行使用的是人力而不是化石燃料。但是，一旦这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国家富裕起来，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环境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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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渐渐不情愿地认识到，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外来少数民族的暂时性问题，而是一个新的多种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大陆的永久事实。对迄今为止与世隔绝的欧洲人来说，看到在他们的城市中出现新建清真寺的叫拜楼，听到每天数次从这些清真寺里传出的洪亮的召祷声，拥有全天候以各种外语播出的电台、电视台，接受穆斯林孩子在公立学校被教唱“前进的基督士兵”这首歌时的抗议，是一种不和谐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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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不和谐：人口调查局1995年的一份调查透露，8.7%的人口（即2260万人）是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出生的。加利福尼亚州的外地出生人口占25%，纽约占16%。的确，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位专家总结说，如果目前这种种族混合的速度持续下去，大多数美国人的肤色将在几代人内从白色变为棕色，美国混合种族家庭出生的孩子的数量已从1970年的50万上升到1990年的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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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巨大的种族变化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在美国也产生了影响。路易斯·哈里斯1994年在美国的一份民意测验中透露，非白种人认为他们比白人的机会更少。但是，在这份民意测验中，各非白人族群相互之间却表现出几乎与对白人一样的憎恨。这位民意测验人得出了令人沮丧的结论，“我们拥有的少数民族团体越多样、发展越繁荣，我们就必须克服越多的偏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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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确令人沮丧，因为大规模的移民正在全世界制造少数民族团体以及随之而来的偏见和冲突。但是，最终的结果却并不一定就是全球的沮丧，正如高尔夫球大师赛的冠军泰格·伍兹的生涯所证明的那样：他继承的是泰国人、美国黑人、高加索裔美国人和印度裔美国人的混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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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别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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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历史中，性别关系同种族关系一样，也受到了技术发展的深刻影响。在采集食物时期的数千年中，妇女作为食物采集者为家庭提供的食物至少与她们的丈夫所提供的一样多，因此，她们享有同等的地位。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妇女们放弃了游牧生活，改为村社生活，她们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在家中抚养孩子和从事家务上，不再能为家庭食物的需求做出同等的贡献。不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则为妇女生活开阔了新视野，工厂和有薪工作成为她们抚养孩子和做家务之外的又一选择（参阅第二十六章第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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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妇女便从公共学校的创办中得到好处。在这里，她们能和男学生们一起接受教育。到20世纪初期，妇女开始赢得选举权。1900年，只有一个国家的妇女赢得了全国大选的选举权，到1950年，已有69个国家的妇女可以参加选举，到1975年则是129个国家。今天，除少数几个阿拉伯国家（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妇女实际上在世界各地都已拥有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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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工业革命对妇女的影响同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样深刻。因医学技术而获得的避孕措施使妇女能控制自己的生育机能。她们不再受缚于有关男人和女人社会角色的所谓“自然旨意”这一传统观念。母亲身份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计划生育使妇女们能在生养子女之后重操旧业，甚至开始新的工作。然而，世界上只有大约50%的妇女可以避孕。另外50%的妇女出于种种原因仍然不能有效地利用这种方法，其中包括政府、教会和丈夫的反对，后者不是想要以此证明他们自己的男人能力，就是想要生儿子以延续他们的姓氏，或继承家族的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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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5 在战后的日本，新近获得选举权的妇女正在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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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妇女地位的第二大变化是教育之门向她们敞开。全球的文盲不论男女都在迅速减少。1960年，世界上只有59%的妇女有文化，但到1985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68%。不过，妇女还面临着受教育内容及质量不同的问题。从一上学起，所有国家都倾向于让女孩子学习那些在厨房和起居室比在室外世界更有用的课程。她们被鼓励去学习艺术、文学、家政和服装制作，而男孩子则在学习工程、数学、物理和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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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内容的反差作为一大因素，导致了相应的薪酬差异。近年来，妇女作用的最大变化之一是她们加入了全球劳动大军。在美国，1890年只有18.9%的成年妇女在家庭外工作。到194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25.8%，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1945年），它已上升到35%，到1984年，又上升到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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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家庭外经济活动对妇女来说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它使妇女们减少了依赖，开阔了新的视野，提供了得以实现潜在能力的新机会。妇女参与国民经济的人数的增多，也相应地提高了国家的生产力和财富。例如，在美国，两个人的工资已使许多家庭享受到更大的住宅、更豪华舒适的轿车、固定的假期和为孩子们提供的更多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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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妇女的新地位在给她们带来益处的同时也给她们带来了痛苦。其中一个痛苦是，妇女们在承担了家庭外工作以后，发现自己负担过重，既要做家庭内工作，又要做家庭外工作。美国妇女除了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外，平均每周还要花24.2小时做家务，而她们的丈夫只花12.6小时。在苏联，这种悬殊更大：妇女每周花25小时至28小时做家务，而男人们只花4小时至6小时。在日本，即使妻子工作，男人们做家务的时间每天也不会超过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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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种经济上的从属关系外，全世界的妇女还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不断发生的暴力威胁。在几乎所有的文化中，以暴力对待妻子和妇女，总体上都有着十分深刻的历史根源，以致它被宽容地视为可接受的行为准则。如果一个人因其政治见解而被杀，这种行为会被普遍指责为违反人权。但是，如果一个人因为她是女性而被打或被杀，这种情况则被普遍当作“文化传统”草草了事。这并不是异常、欠发达文化独有的缺点。在美国，每十五秒钟就有一名妇女遭到毒打，每五分钟就有一名妇女被强奸。[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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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文化中，对妇女的暴力甚至在孩子出生前就开始了。生养儿子的强大社会压力正促使印度和中国妇女使用羊膜穿刺术——一种用于显示胎儿遗传缺陷的检测法——确定胎儿的性别。如果测试显示是女孩，胎儿通常会被流产。例如，在孟买一家诊所流产的8000个胎儿中，有7999个是女婴。这一兴隆的生意背后的动机在性别测试诊所的广告中得到了反映，它们声称，花38美元流产一个女婴总比以后花3800美元为她置嫁妆好。同样，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引发了众多杀害女婴的事件，1982年，在湖北省的一个村子里，一岁婴儿的男女比例竟为503：100（正常比例为10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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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害女婴的最终后果是全世界估计失去了1亿女性。她们正在失去，因为她们或是被流产，或是刚一出生就被杀掉，或是死于以下原因：她们得到的食物比男孩得到的少；或是因生病却得不到救助而死去——家庭成员视女儿腹泻为麻烦事，但儿子腹泻则是病情危急，需要看医生。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位官员承认：“男孩生病，父母会立刻送他去医院；但若是女孩生病，父母们则往往会自言自语地说：‘得了，我们先看看明天她会怎样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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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和中东的部分地区，年轻的女孩们还承受着另一种形式的暴力，即通常所称的女性割礼。这种手术将女孩的全部或部分外生殖器切除，这种伤残不仅在手术过程中和在以后的生育过程中会危及受害者的生命，而且还剥夺了受害者所有的性感觉。这种习俗的根本原因是要抑制年轻女性的性欲，从而确保她们在结婚前的处女之身。要求根除女性割礼的种种努力在当地一直遭到反对，理由是外国的组织和意识形态正在危及“一项重要的非洲传统”。肯尼亚妇女杂志《道路》对此作出反应：“不存在‘非洲特色的’不公或暴力的东西，不论它表现为被虐待的妻子、母亲，还是贫民窟，抑或割礼。正是那些穿着三件套细条子西装和锃亮皮鞋的男人……经常用‘这是非洲特色的’这一词语为针对妇女的不公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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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6 《女士》杂志创刊于1972年。该杂志由格罗里亚·斯坦利姆担任主编，它试图把激进的男女平等主义的信息带给广大读者。《女士》杂志强调女性需要与男性享有同等的教育、医疗和就业的机会，并试图帮助美国人重新思考传统的性别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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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2月，当埃及最高法院裁定妇女割礼不是《古兰经》授权的伊斯兰宗教实践时，埃及妇女赢得了胜利。这一裁决鼓舞了整个非洲的反残害运动，在这里，每年有200万人遭此戕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