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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峙的含意被一个多国科学家共同体于1983年11月发布的警告表述得很清楚：如果仅将现存核武器中的一小部分引爆，就将迅速形成一个“核冬天”。引爆引起的风暴性大火和大量的浓烟、油烟及灰尘将遮住太阳，在三个月到一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使地球陷入冰冷的黑夜。“全球环境很可能发生的变化足以导致地球上大部分植物和动物消亡。如果那样的话，则不可能排除人类消亡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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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令人震惊的说法促使几个国家的科学家再度进行研究。有人怀疑全球变冷是否会严重到人们所说的“冬天”的地步，为此提出了“核秋天”的说法。另一方面，他们也同意，核战争将大大减少保护人类免受太阳紫外线辐射的臭氧层。他们还警告说，核战争的直接冲击波和辐射作用可使数以亿计的人丧生，而全世界50亿人口中的另外10亿到40亿人则可能死于全球范围的粮食歉收所引起的饥荒。因此，像印度这样依赖粮食进口的拥有众多人口的国家，即使没有一颗原子弹在其国土上爆炸，也会使最多的人丧生。这就是当一年6500亿美元即每分钟100多万美元用于军备时（1982年），人类所面临的暗淡前景。因此，巨额支出带来的不是人们极度渴望的安全，而是在最好情况的核秋天和最糟情况的核冬天之间作出悲凉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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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7 盟军的空中轰炸战役给德国的城市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此照片展现了轰炸给莱茵河畔的科隆城带来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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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热烈讨论的人类自我毁灭的可能性尤其具有反讽意味，这种可能性恰恰出现在人类大脑所想象出来的一切事物似乎都能通过人类技术来获得的时代。然而，这种自相矛盾却与我们对人类进化的检视相符合，正是过去的技术进步使得人类的暴力从个人间的争斗逐步升级成为全面的战争成为可能（见第二章之后的“人性的本质”。）只要人类是食物采集者，他们就既没有动机也没有手段进行大规模的战争。直到人类的技术改进到他们已积累了值得为之争斗的财富的地步，他们才获得这种手段，拥有这种动机。这是随着农业和工业革命的到来而出现的，农业和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创造出了与此前存在的所有社会都截然不同的富足文明。它们被耕种的土地、满满的谷仓和充满财富的城市中心都是掠夺者宝贵的奖品。因此，战争变得有利可图和具有地方性——从沙漠和草原蜂拥而出的游牧民、寻找新行省进行掠夺的罗马元老院议员、用火枪和十字架侵占几大洲的西班牙征服者，以及他们那些用炮艇和机枪及新近用直升机和计算机赢得全世界诸帝国的继承者，都发动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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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8 尽管两个核超级大国——美国和俄罗斯联邦——近年来已削减了它们的武器，但全球的安全仍受到核扩散的威胁。21世纪初，10多个国家——其中许多都卷入了地区冲突——已拥有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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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时代巨大的自相矛盾是，农业和工业革命曾使战争变得有利可图和合理，我们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却使战争变得无利可图和自我毁灭。这就是为什么爱因斯坦警告说，我们正面临着新的“思维方式”或“空前大灾难”之间的选择。我们这个物种在面临这一挑战时并不是独特的。无数其他物种都曾面临过同样的威胁，由于它们基因的适应模式对环境的突变（如冰川纪的到来）来说太慢，所以它们通常都失败了，灭绝了。我们人类则完全不同，因为迄今为止我们都能用我们的大脑去创造自己的环境（用各种技术，例如使用火、制作服装和建造遮蔽棚）以满足自身的需求。但是现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用一种强有力的技术，正在以一种加速度创建和改变环境，需要迅速和永不停息的适应。因此，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再次充分使用我们的大脑，这一次是适应一个我们自己创造的新世界。面临这样的挑战，较之其他所有已消逝的物种，我们拥有的最大优势是我们没有受到神秘、不可知的东西如冰川纪的冲击。与过去的物种所面临的情况不同，我们的问题不是如何适应超出我们控制能力和认识范围的环境，而是如何使适应我们人类自己创造的环境以满足人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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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科学家公报》的“世界末日之钟”的分针最近从午夜前三分钟调到了十四分钟，这一调整提供了一些希望，伯特兰·罗素所说的“人类的消亡将比料想的快”也许过于悲观。但是，回顾过去仅几百年间人类千百万计的无谓死亡，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不会立即否认罗素所言的有效性。我们无法预知在21世纪里这支分针将朝什么方向走；无法预知这个钟是否仍将摆动；无法预知它是否将会停止，就像广岛地下挖出来的那个钟一样，它的指针已熔化和凝固，永远停在8点15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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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其他所有过渡时期一样，这一过渡期也促进了许多关于人类前景的著作的形成。最新的、最引人深思的是生物学家M. E. Clark的跨学科的分析Adriadne’s Thread：The Search for New Modes of Thinking（St. Martin’s出版社，1989）。这一研究在提供解释和准则方面特别有用，因为作者对她著作的副标题所表明的东西做了认真、有力的研究。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对当代人类前景提出各种解释的下列著作：A. Toffler所著的Preview and Premises（South End出版社，1984）；L. S. Stavrianos所著的Lifelines from Our Past（M. E. Sharpe出版社，1992）；M. G. Raskin所著的The Common Good：Its Politics，Policies and Philosophy（Routledge and Kegan Paul出版社，1986）；F. M. Lappé所著的Rediscovering America’s Values（Ballantine Books出版社，1989）和R. N. Bellah等人所编的Habits of the Heart：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Harper & Row出版社，1986）。特别有用的和有启迪作用的是联合国的调查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3（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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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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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0，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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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bid.，November 20 and December 11，1984；March 3，1986；Los Angeles Times，January 10，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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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ew York Times, October 14，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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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bid.，April，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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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Ibid.，February 26，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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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os Angeles Times, June 27，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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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UN World Economic Survey 1985，p. 31，Table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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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Spring 1989）,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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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New York Times, March 3，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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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Cited by L. Heise, “Crimes of Gender,” World-Watch, March-April 1989，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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