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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科学家公报》的“世界末日之钟”的分针最近从午夜前三分钟调到了十四分钟，这一调整提供了一些希望，伯特兰·罗素所说的“人类的消亡将比料想的快”也许过于悲观。但是，回顾过去仅几百年间人类千百万计的无谓死亡，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不会立即否认罗素所言的有效性。我们无法预知在21世纪里这支分针将朝什么方向走；无法预知这个钟是否仍将摆动；无法预知它是否将会停止，就像广岛地下挖出来的那个钟一样，它的指针已熔化和凝固，永远停在8点15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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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其他所有过渡时期一样，这一过渡期也促进了许多关于人类前景的著作的形成。最新的、最引人深思的是生物学家M. E. Clark的跨学科的分析Adriadne’s Thread：The Search for New Modes of Thinking（St. Martin’s出版社，1989）。这一研究在提供解释和准则方面特别有用，因为作者对她著作的副标题所表明的东西做了认真、有力的研究。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对当代人类前景提出各种解释的下列著作：A. Toffler所著的Preview and Premises（South End出版社，1984）；L. S. Stavrianos所著的Lifelines from Our Past（M. E. Sharpe出版社，1992）；M. G. Raskin所著的The Common Good：Its Politics，Policies and Philosophy（Routledge and Kegan Paul出版社，1986）；F. M. Lappé所著的Rediscovering America’s Values（Ballantine Books出版社，1989）和R. N. Bellah等人所编的Habits of the Heart：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Harper & Row出版社，1986）。特别有用的和有启迪作用的是联合国的调查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3（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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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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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0，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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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bid.，November 20 and December 11，1984；March 3，1986；Los Angeles Times，January 10，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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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ew York Times, October 14，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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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bid.，April，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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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Ibid.，February 26，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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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os Angeles Times, June 27，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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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UN World Economic Survey 1985，p. 31，Table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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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Spring 1989）,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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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New York Times, March 3，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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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Cited by L. Heise, “Crimes of Gender,” World-Watch, March-April 1989，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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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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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人类过去的这一研究已到了最后的部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在每个主要阶段结束时都要停下来盘点一番。我们会问自己：“历史对今天有什么启示？”我们在每个主要部分的结尾都会问这一问题，本书也是以此划分章节的。在最后部分该问题的答案之所以比以前的长，是因为现在每一年比过去几十年或几个世纪发生的历史事件还要多；还因为生活在21世纪前夕，我们正在回顾数千年来人类的正确和错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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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跨时很长的审视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我们人类取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就。很早以前，人类的首次登场很可能是在非洲大陆，作为弱小、相对稀少、似乎毫无防御力的生物，我们的未来似乎也因处在高度竞争的出生地而没有希望。我们没有大象那么大，没有狮子那么强壮，没有羚羊那么迅速，也没有像臭鼬、豪猪或乌龟这些动物的保护手段。然而今天，我们人类已经超过了其他所有动物，这主要是因为只有我们学会了利用自然环境来满足自身的需求——使环境来适应我们的遗传特点，而不是相反，像其他所有物种那样去适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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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类是独一无二的命运创造者，而不是命运的产物。已故的宇宙科学家卡尔·萨根提到了这一品质的意义。[1]他说，当今的高科技已使人类摆脱了遭到灭绝的双重威胁：绕地小行星的爆炸和早已形成的新冰川纪的袭击。小行星的轨道可以跟踪，我们可以使那些被发现将会和地球相撞的小行星偏离原来的轨道，或用核导弹将它们炸碎。同样，我们也可以用巨型行星太阳镜集中太阳的热能来温暖冰冷的地球，利用太阳能防止或缓冲新冰川纪的到来。这种行星伞和行星加热器的结合为人类提供了某些安全感，防止他们成为宇宙蝇拍的牺牲品，尽管可以想象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这个蝇拍会扼杀地球上的生命。人类不久将在其他星球上建立殖民地，这将使人类成为第一个多星球的物种，以此获得更进一步的安全保障——这是一个可以重新提供极称心的保险以防御未来灾难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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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首要地位似乎非常安全，以致有些科学家期盼着一种乌托邦式的未来。斯坦福大学工程学教授及系统理论专家威利斯·哈曼宣称：“我看到，随着人们创造了可选择的发展、可选择的经济、新型的企业家、新型的社群，在整个地球上发生着各种奇妙的创新事物。新的社会的各个部分正在建成，它们不再威胁着任何人，因为它不是一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或类似的东西。它是十分有机的……我们的时代是人类生存的伟大时代之一，我们正在实现一种进化飞跃，人们将只需用一生的时间就可跨越。我对将要发生的一切充满信心。”[2]同样热情洋溢的是加州理工学院地球化学家哈里森·布朗，“我很自信地认为，今天的人类已拥有比其所认识到的更大的力量。我相信，人类已有能力创造一个全世界的人们都过着自由、富足，甚至具有创造力的生活的世界……我相信，我们能创造一个将使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变得微不足道的世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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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令人愉快的期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在一些国际畅销书令人沮丧的标题，例如《世界的末日》《未来的终结》《历史的终结》等。对人类前景的忧虑不仅局限于书店里。一个国际小组在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德国、法国、黎巴嫩和新西兰随意调查了3万名男女，发现这些人严重抑郁的发生频率比其祖父母辈高3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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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时代之谜：人类成功地登上了珠穆朗玛峰，而同时又因自我怀疑变得步履蹒跚——害怕不能登至峰顶，而是落到死亡之谷。这种自我怀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与哈曼和布朗所设想的潜在乌托邦相对应的是在报纸标题和电视屏幕上明显存在的敌托邦。福坦莫大学的年报《社会健康指数》明确提出了这种潜在性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该报告以人口调查局的有关青少年自杀、失业、吸毒、中学退学率及所得到的可购住房等统计数据为基础，检测了美国社会的健康程度。这个指数从1970年的75下降到1991年的36，该年报负责人的评价是“糟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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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有些科学家所期望的乌托邦与实际存在的敌托邦之间会有不断拉大的鸿沟呢？答案可以在我们的文化中找到。所有民族的所有文化都由为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而设置的控制机制构成。文化是在诸社会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因而体现了它们的生存智慧。构成各种文化的价值观旨在提高社会的凝聚力和存续能力。因此，通常体现在诸文化中的社会标准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繁衍以保证种族的永存，最大限度地生产以保证经济的维持，最大限度地加强军事力量以保证实际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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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文化已成为它们各自社会必不可少的基础。个体只有通过他们的文化才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因此，任何对文化价值的威胁就像对其他基本必需品如食物和水的威胁一样严重。为此人们极不愿意忍受任何对传统价值的实质更替或改良。为此文化的僵化也是亘古长存，即使是在今天，在快速科技革新使相应的快速社会革新成为必要时也是如此。不过，科技变革通常还是被接受和受欢迎的，因为它一般都能提高生活水平；然而文化变革则是令人恐慌和遭到抵制的，因为它威胁到传统、令人舒适的价值观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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