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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有些科学家所期望的乌托邦与实际存在的敌托邦之间会有不断拉大的鸿沟呢？答案可以在我们的文化中找到。所有民族的所有文化都由为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而设置的控制机制构成。文化是在诸社会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因而体现了它们的生存智慧。构成各种文化的价值观旨在提高社会的凝聚力和存续能力。因此，通常体现在诸文化中的社会标准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繁衍以保证种族的永存，最大限度地生产以保证经济的维持，最大限度地加强军事力量以保证实际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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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文化已成为它们各自社会必不可少的基础。个体只有通过他们的文化才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因此，任何对文化价值的威胁就像对其他基本必需品如食物和水的威胁一样严重。为此人们极不愿意忍受任何对传统价值的实质更替或改良。为此文化的僵化也是亘古长存，即使是在今天，在快速科技革新使相应的快速社会革新成为必要时也是如此。不过，科技变革通常还是被接受和受欢迎的，因为它一般都能提高生活水平；然而文化变革则是令人恐慌和遭到抵制的，因为它威胁到传统、令人舒适的价值观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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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二元对立在整个历史中一直盛行，结果就是社会在我们自己创造的科技风暴中停滞不前。这种脱节应对玷污人类历史的大量的长期暴力和血腥屠杀负有责任。现在这种脱节仍在继续，并且正在直接、消极地影响着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就像电视屏幕和报纸上的标题所不断显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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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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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普遍认为，食物采集的旧石器时代祖先比我们现在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当代的食物采集者，不论是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还是南非卡拉哈里沙漠里的“昆人”，通常每周只花15小时到20小时采集食物。这样的生活方式为处理社会关系留下了大量的时间，其中包括按照适当的仪式准备和享用食物。这是一种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盛行的模式，但是，随着约1万年前的农业革命的到来，变化开始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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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革命引起了技术突破——冶金、车轮、纺织、陶器、造币——的连锁反应，并在现代引起了18世纪后期节省劳力的工业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替代劳动力的高科技革命。每次技术革命都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但矛盾的是它们也延长了工作日的时间。农业需要更多的劳动来播种、耕作、收获和喂养牲畜。同样，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工厂的工人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0到16小时。后来，工作日开始逐步减少，1900年美国人每周平均工作60小时，1935年按法律规定减少到4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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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机器人和其他劳动力替代装置的采用激起了人们更多地减少工作时间的期望。1992年，美国劳工联合会前主席威廉姆·格林断言：“唯一的选择就是失业或休息。”[5]选择已作出，就是失业。公司的高管都拒绝接受缩短工作时间的建议，认为由此增加的劳动成本将使他们的公司易受国内外竞争对手的攻击。因此，在这个机器人和计算机时代，美国出版了名为《过劳的美国人》的书籍。与此同时，日本人则创造了名词“过劳死”，意思是指因过度工作而引起的一种致命疾病；根据日本国家公众健康学会的定义，这种疾病可以导致“先前存在的高血压症状的恶化，最终导致死亡”[6]。实际上，现在“过劳死”在日本是导致死亡的第二大疾病，仅次于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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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9 小而简单的社会的成员——诸如在菲律宾很兴旺的唐巴图族与自然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这些人没有极大地影响自然界的技术手段。尽管生活在复杂社会中的我们总认为自己比这样的人高级，但事实是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向他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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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格林的关于休息或失业的预言也已被全球性的就业危机报告证实。世界上有28亿劳动力，至少有1.2亿人失业。另外还有5亿人是“未充分就业”，意思是说他们只能勉强找到工作，其收入甚至还不够支付基本生活所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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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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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之间的历史脱节不仅对机器人时代的“过劳死”负有责任，而且对全球性供应过剩时代的不公平——全球营养不良——负有责任。长久以来，人们认为，不公平是人类索取和好战的基因所必然导致结果。但是与此相反，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却从最近的研究中得出结论，人的本性既不是合作性的，也不是掠夺性的。更确切地说，它有“巨大的潜在性”，可以被盛行的文化塑造成各种形式。[8]因此，游牧民族食物采集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自然不鼓励获取，因为当时这些游牧民族每隔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就要迁移到下一个营地，而积累的个人财产每隔几周或几个月就要重新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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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和人类从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的村落生活，物质财产变得可行且合乎需要。这一转变在无地农民和有地贵族之间、世袭贵族和平民百姓之间产生了巨大的悬殊。一位社会学家断定，“技术和经济越发达，社会的不公正就会越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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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假设为在我们这个技术和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时代里形成的逐步升级的不公平所证实。联合国1994年的《人口发展报告》披露，在过去的50年中，世界收入增长了7倍，人均收入增长了3倍。但是，这一巨大收入的分配在一国内和在国际上却都是不公平的。报告说：“在1960年至1991年间，占全球人口20%的最富有的人在世界收入中的占比从70％增加到85％……而20％最穷的人所拥有的微薄收入则从2.3%下降到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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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公平不仅在全球范围内，而且在许多社会中都得到了证明，正如以哈佛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拉里·布朗为首的“美国医生反饥饿特别工作组”1985年的报告所详细说明的那样。该组织走访了州长、教师、部长、社会工作者以及挨饿者本人。他们断定，大约有2000万美国公民在挨饿，也就是说他们无力购买足够的食品，并且定期发生食物断绝的情况。医生们说：“在美国，饥饿是一种全国性的流行病。据判断，在美国，饥饿问题现在比过去10到15年间的任何时候要更普遍、更严重……我们认为，今天的饥饿和营养不良在全国的每个地区都是严重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去过的所有州和城市，没有哪个地方不存在大量的饥饿问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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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大量“过劳死”和美国流行的饥馑使哲学家伯特兰德·罗素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人类的消亡将比料想的快。”罗素判断的正确性为在20世纪里千百万的人无谓死亡所证明。如果我们将自己仅仅看作一个长长生物链中的一环，那么，前景将会更加悲哀。现在在地球上，生存着约4000万不同种类的植物和动物。然而，从前某个时期，地球上曾生存着50亿到400亿个物种。因此，只有千分之一的物种仍然存在，而地球上99.9%的物种都已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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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人类目前在地球上占据主导地位，但大批物种的出现和消失也提出了有关我们自身命运的问题。一个明显的答案是，有些物种之所以灭绝是因为它们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如冰川纪的到来。这就是人类有别于那99.9％的物种的原因，因为我们优越的智力赋予我们独一无二的能力来操控我们的环境，从而满足我们的需求，这与其他所有物种所遇到的情况相反。因此，我们，也只有我们是自身命运的创造者而非产物。但是，我们的智力不能保证我们运用智力的方式的明智。我们的技术能让我们建造出我们所希望的任何世界，但我们迄今创造了一个值得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吗？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是不是在使我们生活的星球像环境学家所警告的那样不适合居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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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尽管少数民族更有可能处于不利地位，但美国的大部分穷人却是白人。而且，尽管城市内部最大限度地集中了贫穷，但农村的居民却比城里的居民更容易陷入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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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在复制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加来道雄所推理的自我毁灭的银河模式呢？他推理，在我们银河系的2000亿颗星球中，肯定有成千上万颗星球存在着智慧生命。然而，我们对离地球100光年以外的星球所从事过的无数探索和正在进行的探索却一无所获。有些科学家推测，有智慧的生命形式可能已达到了某一进化阶段，掌握了提纯铀的方法，自毁于曾经让地球人胆寒的“核冬天”。加来道雄断定：“也许其他文明毁灭了自己。现在没有办法知道，但是，银河系中我们这部分显见的荒凉可能指向了那个方向。现在也许轮到我们了……地球上的我们可能会变成一个其他文明所深思的死亡的文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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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人类迄今为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很少抑制蠢行这个事实，这一推断是很难让人心安的。但另一个事实是，今天，我们人类拥有我们的祖先所没有的优势，这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一个优势是逐步提高的技术和生产力，这在历史上第一次创造了全球性的供应过剩。我们所有的祖先都曾遭受过长期的贫穷，他们依靠数量有限的自然资源生活。相比之下，我们今天从自然资源中得到的财富更少，而从我们几千年来不断积累起来的技术本领和科学知识中得到的财富则更多。因此，能分的馅饼不再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不再注定要为生存无情地争斗——不再注定要实行赢家通吃的强权政治。然而，传统的强权政治远还没有被取代，这一点在上述揭露全球普遍存在的不公平的数据中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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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另一个优势是通信革命，它使人类的所有进步都能迅速地让人知晓并用于整个人类。像掌握农业和冶金技术这样的基本进步就不再必然成百上千年地只是某个地方的成就和实践了。通常，这样的成就在非常缓慢地传播到更广阔的地区之前，只在有限和孤立的地区为人知晓。因而各民族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再到铁器时代等的演进速率存在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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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类已不再局限于使用自然存在的当地的物质。我们不需要从地里取出这些物质，不论是宝石，还是铜或铁矿石，然后再花很多的钱把它们运到某加工中心。情况是，程序首先出现在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们的脑子里，他们设计出所需的新物质，然后开始制作这些新的“设计者材料”。因而也就从传统的石器、青铜和铁器时代加速进步到今天基于塑料、陶瓷、合成和其他定制材料基础上的人造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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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建立在设计者材料的洪流之上，由科学家们从分子以上的物质中定制。由于是定制的，它们也就能够根据需要比金属更强、更便宜，它们可以用来建造飞机、汽车和所谓的“生物材料”（塑料、陶瓷和合成品），用来制作髋关节、骨植入体、人造动脉，甚至整个人造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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