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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尽管少数民族更有可能处于不利地位，但美国的大部分穷人却是白人。而且，尽管城市内部最大限度地集中了贫穷，但农村的居民却比城里的居民更容易陷入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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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在复制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加来道雄所推理的自我毁灭的银河模式呢？他推理，在我们银河系的2000亿颗星球中，肯定有成千上万颗星球存在着智慧生命。然而，我们对离地球100光年以外的星球所从事过的无数探索和正在进行的探索却一无所获。有些科学家推测，有智慧的生命形式可能已达到了某一进化阶段，掌握了提纯铀的方法，自毁于曾经让地球人胆寒的“核冬天”。加来道雄断定：“也许其他文明毁灭了自己。现在没有办法知道，但是，银河系中我们这部分显见的荒凉可能指向了那个方向。现在也许轮到我们了……地球上的我们可能会变成一个其他文明所深思的死亡的文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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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人类迄今为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很少抑制蠢行这个事实，这一推断是很难让人心安的。但另一个事实是，今天，我们人类拥有我们的祖先所没有的优势，这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一个优势是逐步提高的技术和生产力，这在历史上第一次创造了全球性的供应过剩。我们所有的祖先都曾遭受过长期的贫穷，他们依靠数量有限的自然资源生活。相比之下，我们今天从自然资源中得到的财富更少，而从我们几千年来不断积累起来的技术本领和科学知识中得到的财富则更多。因此，能分的馅饼不再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不再注定要为生存无情地争斗——不再注定要实行赢家通吃的强权政治。然而，传统的强权政治远还没有被取代，这一点在上述揭露全球普遍存在的不公平的数据中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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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另一个优势是通信革命，它使人类的所有进步都能迅速地让人知晓并用于整个人类。像掌握农业和冶金技术这样的基本进步就不再必然成百上千年地只是某个地方的成就和实践了。通常，这样的成就在非常缓慢地传播到更广阔的地区之前，只在有限和孤立的地区为人知晓。因而各民族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再到铁器时代等的演进速率存在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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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类已不再局限于使用自然存在的当地的物质。我们不需要从地里取出这些物质，不论是宝石，还是铜或铁矿石，然后再花很多的钱把它们运到某加工中心。情况是，程序首先出现在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们的脑子里，他们设计出所需的新物质，然后开始制作这些新的“设计者材料”。因而也就从传统的石器、青铜和铁器时代加速进步到今天基于塑料、陶瓷、合成和其他定制材料基础上的人造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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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建立在设计者材料的洪流之上，由科学家们从分子以上的物质中定制。由于是定制的，它们也就能够根据需要比金属更强、更便宜，它们可以用来建造飞机、汽车和所谓的“生物材料”（塑料、陶瓷和合成品），用来制作髋关节、骨植入体、人造动脉，甚至整个人造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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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与生物世界的关系同人类与非生物世界的关系一样，正在发生根本变化。这一点在天花病毒这一案例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它曾是令最多人恐惧的疾病。至少在2000年前，天花病毒首先出现在远东地区，它于公元8世纪传播到欧洲，然后随着哥伦布传播到美洲。随着欧洲人向其他大陆的扩散，该病毒致使大批缺乏免疫力的海外居民死亡。因而美洲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波利尼西亚和加勒比岛居民都遭到了这种灭绝种族的灾难。该病毒也曾在欧洲持续不断，达到了瘟疫的程度，并最终夺去了欧洲大陆三分之一的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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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一个世纪前，工业革命将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吸引到大机器和能源所在地的工厂。今天，相反的趋势正在进行：通信革命允许人们在任何地方形成观念和处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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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6年，人们开始制伏天花病毒，当时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发现，接种或感染上牛痘的人不受天花感染。今天，天花与人类的关系已经完全颠倒了过来，只有少量病毒被隔离在美国和俄罗斯的实验室里。据记载，已知的最后一例天花病例是1977年在索马里发现的；1980年，人们宣布，自然状态下的天花病毒已被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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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一直在建议，将保存的一些天花病毒毁掉，以防止它们从储藏室里跑出来，但最终的决定却一再被推迟，因为人们担心将来的研究可能需要这些病毒。这种担心现在已有所减少，因为科学家已经研制出了天花DNA片段的无害克隆，并相信他们现在已拥有完整的基因图谱，这将让科学家们能够在天花病毒本身已被消灭的情况下从事研究。1996年1月，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同意，将1999年6月30日设定为销毁所有库存天花病毒的最后日期。因此，长时间折磨人类的杀手病毒现在正被锁藏着，静候着由从前的受害者们决定的执行（即销毁）日期。这样，人类就在生物世界和非生物世界中都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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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断定：“在历史的进程中，地球上的人类第一次只面对自己；他们发现不再有任何其他的伙伴或敌人。”我们这个时代巨大的反讽是，人类的这一主导地位是导致上述全球忧郁症的根源。在消除所有可能的竞争对手之后，我们人类不再面对任何敌人。我们只与我们自己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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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新的与内在自我、而不是与外部世界的对抗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它不仅要求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术——在这个事业中，我们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无可比拟。它还要求那个知识的王冠带有一个伦理的指南针，为它提供方向和目的。17世纪，当科技革命出现时，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提醒人们注意它的潜力，并提防它的危险。他热情地赞同通过科学追求“知识与技能”，但他又说，这种追求应该“谦卑和仁慈”地进行，不是“为了心情的愉悦，或为了竞争，或为了比别人优越，或为了利益、名誉、权力，或任何这类劣等的东西；而是为了生命的利益和效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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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弗朗西斯·培根爵士（1561—1626年）被认为是经验主义之父和科学实验之父。他认为，科学是一个工具，服务于“生命的利益和效用”，应该为改善人类境遇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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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坦莫大学的《社会健康指数》和电视屏幕上每日的曝光清楚地表明，我们迄今为止都忽略了培根的告诫。这一分析中的关键词是众多“迄今为止”。这些词提出了全人类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我们目前的困境是最终将被我们克服的暂时障碍，正如我们过去遇到的那么多困境一样？还是永恒的，因为它建立在已预先设定为索取和侵略的人类基因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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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种遗传宿命论的假设被接受，那么全球的忧郁症便变得可以理解了。但它未必有理，譬如新近的研究就引起了对这个迄今已被接受的宿命论前提的怀疑。这一研究的一位先驱者是生物学家玛丽·克拉克，她不仅反对以基因为基础的人类好战和索取的假说，而且以“人类需求理论”取而代之。该理论认为“社会中所发生的冲突几乎总是因为这种邻居间相互合作的生物需求正受到一个又一个社会安排的阻挠”[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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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合作而不是冲突是人类更本质的倾向的主张得到了伊利诺伊州的密西西比河畔小城奈奥塔的有力支持。1992年中西部发生洪水期间，驻扎在附近的海军新兵训练中心的一队服刑黑人和西班牙毒贩被派往奈奥塔，加固被不断上涨的洪水威胁的大堤。当他们到达这个小城时，其中一个犯人担心地提到：“看过多久会有人叫我们黑鬼？”几个月后，这个犯人注意到他的经验是有问题的：“我们在等待，但它从未发生。”它不仅没有发生，而且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在不分昼夜地工作了九天之后，这些犯人赢得了当地居民的尊敬和感激。“他们给我们送来了百事可乐，”其中一个犯人回忆道，“他们让我们坐在阴凉处，喝他们的水管里的水。他们真是好人……他们给我们吃烤牛肉和鸡肉的晚餐。肉饼、苹果派，想吃多少有多少。每天晚上他们都感谢我们。”这次经历的意义对参与者起了作用，尽管在每小时一次的有关洪水水位的报道中媒体的确忽略了这一点。他们在向大堤扔沙袋时所唱的一首歌曲就是一个犯人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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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在奈奥塔 吃得非常可口 他们每天让我吃两顿 现在，他们是我的好朋友 噢，上帝，我们不许你发洪水 因为这里有许多爱 他们说在奈奥塔 人们非常善良 我们的皮肤虽然颜色不同 他们却没有放在心上。[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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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想法在各方面都发生了改变，灾后清理的时刻便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该城的居民需要作出选择：是要更多的犯人还是一群学生志愿者。居民们一致的决定是选择犯人。因此，在短时期内，一群形形色色的中西部人能用相互发现和相互尊重取代过去的恐惧和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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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怀疑态度的人争辩说，水位上升迫使整个群落在一起工作，且这样做时能使他们超越过去的恐惧和偏见，所以转变才是可能的。这显然是真实的，但是，同样真实的是水位正在全球上升，正在促进全球的超越。世界上居支配地位的大机构逐步衰退，促进了这种转变，迫使个人取代日益机能失调的体制。职责和功能不再能安全地委托给控制中心，不论是白宫、克里姆林宫，还是唐宁街10号。在全世界范围内，人民必定正在收回权利和管理工作，为重建他们的社会而创造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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