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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通过贸易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科林斯是最早分享这些利益的城市，随后雅典也参与进来。很快，商船满载着希腊金属器皿、羊毛织物、陶器等物品，从地中海北部、西部和南部海岸出发，驶向远方。当然，这些商船不会空手而归，而是从异域带回了大量矿物原料、粮食和手工艺品，比如出自意大利伊特鲁里亚人之手的精美的青铜器等。因此，在提洛岛节日的集市上，人们都能看到来自伊特鲁里亚的青铜器和瑰丽精美的东方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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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工匠积极改良生产工艺，希望以此来平衡日益增长的贸易需求，并在与腓尼基人的竞争中占据优势。他们的改良卓有成效，在公元前7世纪时，希腊的手工业原本远远落后于东方，但到了公元前600年后，希腊人的技术已经超越了他们的东方老师。萨默斯人还掌握了埃及人铸造空心青铜器的技术，发展到后来，他们开始在陶器上装饰自己设计的图案。这些图案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们是从神与人的生活中演变而来的，既生动活泼，又充满了人情味儿。陶器上的装饰渐渐开始出现越来越多希腊人自己设计的图案，而那些从东方漂洋过海而来的半人半兽的形象开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希腊在手工业方面逐渐开拓了自己的道路，不再受到东方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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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贸易的发展，希腊小手工作坊承载着越来越大的需求量，很快就供不应求，小作坊不能再满足更大的需求了。为了不局限于小范围的市场，在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作坊主也意识到，工人的需求量正随之不断增大。为了填补工人数量上的缺口，解决找不到工人的难题，有钱的作坊主购买了大量奴隶，让他们接受训练，从而成为合格的工人。于是，小作坊成为大工场，奴隶也成为希腊手工部门的重要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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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手工业领域进军后，雅典人成就斐然，虽然爱奥尼亚城邦在他们之前开始进入手工业。而且，雅典手工业的成就可以同其在艺术、文学、哲学、军事等方面的成就相媲美。本来，雅典工匠们早就提出了在城市中设立一个专门的手工业作坊区的要求，结果，这一行以迅猛之势发展着，雅典手工业工场范围与规模的增长速度让工匠们大吃一惊。在当时的希腊，雅典有最大的工场，这单从考古工作者的发现中就能略知一二：纵观如今出土的希腊绘制陶瓶，其中有近半数来自雅典的六个工场；考古学家还在小亚细亚的墓穴中发现了带有雅典陶瓶画匠记号的陶瓶作品，而在北非尼罗河三角洲和意大利伊特鲁里亚城市公墓中发掘的陶瓶上也有一模一样的记号。这些事实让人惊叹不已，这说明在古代庞大的商业世界里，雅典手工业者已经扮演起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商贸开始对外扩张，在此期间，先进的海上运输工具变得尤为关键。很快，造船工匠就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他们建造了一种体积远远比“50桨”帆船更大的新式商船。早在几个世纪前，埃及人就发明了一种带有风帆的船只，如今被这些新的“生意人”拿来使用了。因为这些船只体积庞大，无法在海滩上停泊，于是，避风港和锚应运而生。同时，为了保护这类商船，还建造了威力更强大的军舰。因为目的不同，它们的设计与商船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科林斯人造出了第一艘双层战舰，为了确保战士的需求，里面有许多房间；它比商船更平稳；它能在不依靠风力的情况下向前推进，因此，它们航行的动力是划桨，战船下层还有专门的装备用于保护桨手。桨手们分为三列，每人手持一只桨，每三人一组，每组坐在一张长凳上。这样组合起来，在体积相同的前提下，战船的动力比老式“50桨”帆船增大了3倍。公元前500年，这些发明已经被广泛运用。在海上武器装备的强大配合下，希腊手工业和贸易的发展更上一层楼，很快，地中海市场的腓尼基人就不敌希腊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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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出现了货币，这进一步推动了希腊商业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交易时代。这种以商品交易方式以贵重金属的重量作为价值依据，最初在东方产生，由爱奥尼亚人从小亚细亚内陆引入。最早巴比伦尼亚以米纳作为基本的重量单位，60米纳的价值等同于一个特兰特，一个特兰特的价值等同于1225美元。公元前700年后，小亚细亚的吕底亚国王为了将货币价值处于国家的保护之下，对银子的重量、尺寸和价值进行了严格规范，并在每个银子上印上了国王或城邦的标志，这就是我们所知的最古老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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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货币流通的基础上，商业贸易更加便捷。爱奥尼亚城邦是最早使用货币的地区，随后，约公元前7世纪早期，这种便利的交易方式就传入了海上诸岛和欧洲希腊。雅典的百分之一米纳是当时通行的最小货币单位，雅典人将米纳银块等分成100份，每份小银块相当于18美分至20美分。直到一战爆发，欧洲大部分地区仍流行着这种货币单位，当然，法国的法郎、意大利的里拉和澳大利亚的克朗价值为20美分。在日常交易中，雅典人可以用货币交换“一把”铁条或铜条，他们将这种类似铜板的货币称为德拉克马，意为“一把”。五个德拉克马的价值是一美元，但是雅典的一元钱相当于四个德拉克马。古代的德拉克马价值很高，其购买力远远超过了今天的美元。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例子说明其高价值：一个德拉克马可以买到一只绵羊，五个德拉克马可以买下一头公牛；如果一个人的土地年收入超过500德拉克马，那么，他绝对富甲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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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曾经只用土地和牲畜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但如今，货币也成了标准之一。于是人们开始收集货币，希腊的借贷行业随之产生。一开始，希腊人并不知道利息是什么，后来从东方引入了这一概念，借贷才开始逐渐普及，年利率一般为18%。一部分出身卑微的农民也许此前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发财，但随着手工业与商业的不断兴起，他们获得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并发家致富。作为富有的工商业阶层，他们的队伍越来越庞大，于是，他们开始希望能在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发挥同其他阶层一样的作用。他们极富号召力，很快就发展成了一股庞大的政治势力，甚至连贵族阶层都不能小看他们。到了公元前6世纪初，就连梭伦这样的贵族也为这一阶层的力量而惊叹，并感叹“金钱成就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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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一点要明确，即使希腊已经如此富有而繁荣，但凭借他们当时的实力，依然不能打造出像今天这般的摩登都市。雅典和科林斯分别有约25万居民，农业依然是希腊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但与现在相比，这些作为希腊主要收入来源的农场与地产在规模与面积上不值一提。当时最大的农场还不足100公顷，富裕阶层的标准就是拥有50公顷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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僭主时期：民主权利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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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农民并没有像富裕的资产阶级那样崛起与发展，他们的处境每况愈下。当时，希腊人习惯用一块特定的石碑来表示资产抵押，而这种石碑时常在农民的土地上出现。但为了获取更多土地，有钱的债主时常想尽办法取消这种抵押。他们或将土地原来的主人卖到国外成为奴隶；或逼迫他们逃往海外，躲避债务。即便如此，眼看着农民们遭受这般待遇，贵族统治阶级也没有行动起来解决问题，他们还利用职务之便从手无寸铁的农民和小农场主身上谋取私利。他们一心从农民阶层身上剥削钱财，却不知道自己早已四面楚歌。首先，这些贵族并没有得到新兴的富裕阶级的支持，相反，资产阶级对贵族充满了憎恨。其次，普通人已经有机会得到武器和铠甲，因为随着雅典手工业的发展，金属制品越来越便宜。此外，因为斯巴达人的领导和贡献，古代战术得到了长足进步。于是，长矛兵团出现了，他们组织严密、人数众多、骁勇善战，战斗力极强，与我们曾在巴比伦见过的那种兵团类似。在战场上，每个军团都像城墙一般无坚不摧，战车在他们面前也败下阵来。于是，战车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赛车场上才能看见的竞技用具。普通公民在军队中的作用和地位都大幅提升，下层阶级在城邦中的势力逐渐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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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阶级内的党派之争越来越激烈，最终导致了内部分裂。这些党派时常以代言人自居，他们宣言自己服务于那些对现实不满的人，是他们的领袖。很快，大批农民与新兴工商业阶层就成了他们的追随者。因此，在大量民众的支持下，贵族得以顺利战胜他们的对手，进而夺取了城邦的统治权，并最终统治了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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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国王”一词来称呼他们。但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个新国王和旧国王意思并不一样。新国王能坐在皇位上统治城邦依靠的是暴力或其他手段，并非像旧国王那样通过继承皇室血统获得统治权。因此，他很难像以往国王那样，获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忠诚。即使人们对他心怀感激，但这样的感情基础对统治者来说未必靠得住。希腊人为这样的统治者取了一个新名字，即“僭主”。这个词在当时并不含有贬义，它是用于代表这类位高权重的统治者的。在这种君主的统治之下，越发丧失自由的民众往往会对僭主不满，当有人最终站起来并杀死僭主后，人们就会拥戴这个如同救星一般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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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前650年，希腊就有僭主出现，但我们所定义的僭主时期仅限于从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500年间的这一百年。僭主主要出现在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城市和群岛，当然，在优卑亚、雅典、科林斯和西西里的殖民地也有过僭主的统治，这些地区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它们都是希腊城邦中依靠工商业致富的那些地区。从历史层面来看待僭主出现的问题，我们认为，人民权利的增长直接推动了它的产生，无论公众对其怀有感激或憎恨的感情，他们都有资格被称为最早的民主斗士。但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并非所有的僭主都一味削弱公民的权利而从不庇护他们。比如科林斯的佩里安德、雅典的庇西特拉图等，他们更注重维护人民权利。他们努力削弱贵族势力，同时，积极兴建并维护公共设施，比如城市建筑、港口、神庙等，还大力推动艺术、音乐、文学等的发展。可见，这些僭主注重一切文明建设。很早以前，在东方，法律条款就以书面形式存在着了，但直到这时，希腊法律还局限于口头。这样一来，为了偏袒贿赂者，法官可以随意曲解口头法律。于是，人民要求将祖辈流传下来的口头法律转变为正式的书面形式。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他们展开了长期斗争，最终在公元前624年，一个名为德拉古的人编写了一部成文法典，实现了雅典人共同的心愿。这部法典十分严苛，以至于当“德拉古式”这一形容词进入英文语言后，成了“严厉”一词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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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雅典内忧外患，形势十分严峻。撇开内部矛盾不谈，雅典在外部也与邻国矛盾重重。从萨拉米斯岛能俯瞰整个雅典港，当时迈加拉商人却占领了那里。萨拉米斯失守一事本就让雅典人民群情激昂，而贵族统治者多次试图收复，都以失败告终了，这更激化了雅典人的愤怒。于是，一个名为梭伦的人挺身而出，此人出身于古老的贵族世家，曾靠海贸探险发家致富。在雅典的危急关头，他站了出来，写下了慷慨激昂的诗歌，来鼓励他的同胞们，希望他们携起手来，收复萨拉米斯。最终，他们收复了萨拉米斯，梭伦也因此备受雅典各阶层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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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94年，梭伦被选举为雅典执政官，他开始致力于改善农民艰苦的生存条件。他禁止继续抵押土地，债主也不能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作为政治家，梭伦的思想很成熟，他并没有一味地满足下层阶级的所有要求，他拒绝了他们希望重新分配贵族所占土地的要求。他制定了一项法律法规：但凡年满30周岁的公民都可以以抽签的形式组成陪审团，和曾经败诉的赫西奥德一样，任何公民都可以向陪审团提出上诉。这些改革让公民有了更多机会追求公平与正义。梭伦的法律被人们用文字记录了下来，成为希腊的第一部法典。按照法律规定，自由人在法庭上是平等的，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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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梭伦的新宪法也诞生了，其中规定，每个公民都享有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根据公民总收入的不同，他们被分为四个等级。只有贵族才能担任最高职务，同样地，农民只能担任最低职务。这样一来，贵族就牢牢控制了政府机构，但生活贫困、地位卑贱的自由民也被赋予了参与公民大会的权利，还获得了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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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还是一位卓越的诗人，历史评价他是希腊第一位因其流传的诗歌而闻名于世的政治家，这一说法一点儿也不夸张。他拥有中庸思想，对时局的判断也很准确。当所有雅典人都认为他即将成为“僭主”时，他毅然选择了放弃早已超过了任期的执政官一职。为了论证自己的宪政有充足的实践检验机会，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雅典，几年后才返回。正是因为有了梭伦，一场似乎会在雅典发生的巨大的社会灾难才消弭于无形之中。也正是因为梭伦推行的改革，雅典才在工商业方面快速进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梭伦并没有在宪法中确保富裕的工商阶级参与政府管理的权利，因此，这一阶级仍努力斗争着，试图获得同等的权利。总而言之，梭伦尽力地调和了雅典各阶层的矛盾，但仍然没能从本质上改变雅典的僭主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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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庇西特拉图成为雅典城邦的僭主，因为他在流放时获得了一支雇佣兵的支持，而这支雇佣兵是由某个实力雄厚的贵族家族成员组成的。他很英明，许多雅典人选择了支持他。他成立了一支舰队，该舰队有48艘战船，成功攻克了控制黑海门户的赫勒斯蓬特海峡。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再次证明了这一举动是何其重要，它极大地促进了雅典的发展。同时，庇西特拉图大力推动了雅典许多公益事业的改革，比如说，城市引进了农民在春季举行的酒神节，从而促进了剧院和雅典戏剧的发展和壮大。在他的带领下，雅典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庇西特拉图的统治具有延续性，他与波斯王居鲁士一样，他在公元前528年去世，然而，雅典未来的发展都已经在他的蓝图上规划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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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西特拉图有胆识、有魄力，他的儿子们西帕库斯和希庇亚斯也都极具才干。然而，不幸的是，雅典人对这两位僭主心怀偏见。雅典人被激发了强烈的爱国热情，两名雅典青年哈莫狄乌斯和阿里斯托基顿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最终杀死了西帕库斯，并逼迫希庇亚斯流亡他乡。公元前500年前不久，雅典的僭主时代结束了，雅典终于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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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族克里斯蒂尼的领导下，人们将贵族阶级赶下了历史舞台，夺取了新的权力。为了分散贵族势力，克里斯蒂尼改变了部落划分的规则：从前部落按照血缘关系进行划分，现在则按照地区来划分。于是，旧贵族氏族被强行分开了。但是，克里斯蒂尼并未就此停下分散势力的脚步，那些已经被分开的贵族又被他安插在了不同地区的部落之间，贵族在各部落里所占人数的比例被削减到了最低。这样一来，贵族的力量大大削弱了，即使他们想采取联合行动，也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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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尼还颁布了法律，来进一步防止僭主统治的出现。按照法律规定，公民每年可以投票选出一人，如果认为此人威胁到了城邦的安全，这个人将被流放10年。而要完成这个投票，公民只要在市场上捡一片碎陶片，在上面刻下某人的名字，再将它投入投票罐里。这种陶片被称为“奥斯特拉空”，直译为“投他以陶片”，意译为“放逐”某人。如果某人遭受了这种惩罚，那么他也将失去他的行政职务。就像上文提及的，只有贵族能担任高级职务，但随着这条法律的出现，贵族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制约，这相当于赋予了其他没有土地的公民相当大的政治权利。至此，雅典成为了民主制城邦，建立的政府让人民享有了极大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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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的势力，尤其是在军事方面不断发展壮大。斯巴达人在战争中不断获胜，并最终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三分之一纳入版图之中。公元前500年左右，斯巴达人成立了一个“斯巴达同盟”，几乎所有伯罗奔尼撒国家都加入了，这也得益于他们以武力逼迫邻近城邦加入。斯巴达是该同盟领袖，也是希腊实力最雄厚的城邦，这里没有发展手工业，因此，富裕的工商业阶级没有出现，那么僭主统治作为连锁链条的一部分，也不可能出现在斯巴达。因为僭主之所以产生，就是源于工商业阶级对贵族的打击。斯巴达会指派两位国王共同执政，确保王权的有效划分，它反对民主，在斯巴达人的眼中，雅典的民主制度空洞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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僭主时期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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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贵族仍然执掌着国家最重要的职务，处理着社会各项重要事务，即使他们被迫放弃了很多政治权力。贵族头衔如太阳一般照耀着他们，引领着社交潮流，吸引着公共场合人们的目光。在体育赛事里，那些希腊贵族青年奋力表现，希望拔得头筹。对于奥林匹克竞赛中的优胜者来说，他们不仅能摘得桂冠，还能获得额外的奖励，也就是500德拉克马奖金和在城邦的公共餐桌上进餐的机会。而且，当时还有许多伟大的诗人，会为优胜者赋诗并送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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