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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将皇帝视为崇拜的对象，在他们看来，他是古老的东方太阳神，甚至被称为“万能的太阳”。每年12月25日被指定为皇帝的诞辰日，因为这一天是太阳到达南回归线并开始向北运动的日子。虽然官方对皇帝崇拜有加，但各行省的居民并不买账。他们继续满怀着虔诚，信仰着自己的神，然而，作为忠诚的帝国公民，他们每个人都必须参加由官方举办的崇奉皇帝的仪式。这标志着早期罗马人为了争取民主而持续了数个世纪的斗争在东方专制中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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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有效地与东方的劲敌新波斯一决高下，戴克里先大部分时间都在小亚细亚和尼科美底亚居住。因此，对于西方城市信息的接受和管理方面，他的反应总是比较迟缓。也许是共和时期设立两个执政官的方式启发了戴克里先，为了弥补他本人身在东方而无暇顾及西方城市的不足，他又沿袭惯例，在波谷的米兰这一重要的意大利城市任命了一位新皇帝，由他处理西方事务。无论是在共和时期，还是在现在，设立两位执政官的本意都不是为了分裂帝国。然而，戴克里先这一举措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而且与他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最终，罗马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现在，罗马就像过去西方的恺撒和东方的庞培或者西方的屋大维和东方的安东尼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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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皇帝去世了却没有最高首领就很容易爆发内战，为了避免这一现象，戴克里先对皇权交接的顺序进行了规定。他和另一位在西方的皇帝都自称为“奥古斯都”，并分别任命了一名称为“恺撒”的助理。这样一来，罗马帝国就同时拥有了两位奥古斯都和两位恺撒，这两位助理与如今的副总统一职类似。按照戴克里先的规定，如果奥古斯都或皇帝去世或放弃皇位，为了弥补皇位的空缺，他的恺撒就可以马上继承皇位，作为新一任奥古斯都管理帝国，还有权任命下一位恺撒。这种规定体现了帝国政治的不成熟，因此也不可能长期执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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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在帝国逐渐成形。偌大的帝国被划分为四个大区，每个大区由一位长官管理。每个大区又被划分为12个主教管区，由行省组成，处于主教的管理之下，主教隶属于大区长官。因此，大区长官管理主教，主教则管理各行省总督。在行省总督下面，许多被分为不同级别的地方官员管理着行省各项具体事务。因此，最低级的官员、各级地方官员、行省总督、主教、大区长官以及皇帝一同构成了这一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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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庞大冗杂的官僚体系最初由戴克里先开始建立，由他的继承人最终完成。这个体系里有大量级别各不相同的官员，这样一来，帝国的财政负担也越来越重。政府和庞大的帝国军队都需要巨额资金来维持正常的运转。同时，还需要大量资金来维持东方式的奢华皇宫以及宫廷里的奴仆，更何况，实际上相当于有四个皇帝，皇宫方面的开销也就更大了。此外，政府还需要斥资为城市贫民提供“食物和竞技表演”。这样一来，从马可·奥里略时代开始，帝国税收的情况就每况愈下，税负越来越重，压得公民喘不过气来，最后，他们家里的每件家具都要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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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征收不到足够的钱币，就从公民那里征收谷物和其他农产品来代替。早在几千年前，东方就推行过这种原始的税收制度，这说明罗马帝国的税收制度是一场历史的倒退。各城市决定由富人承包该地区的税收，只有他们才有能力用自己的钱来弥补征收税款不足造成的缺口。然而，他们竭力从中分一杯羹，想方设法从普通公民家里搜刮钱财，许多普通公民最后的结局就是倾家荡产，其中包括大批破产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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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倾家荡产的人大部分都选择了逃离故乡，有的人沦为流浪汉，四处当街乞讨；有的人成了强盗，谋人钱财，害人性命。农民阶级本是帝国发展的基石，但早就被摧毁了，而且他们的地位一直没有得到恢复。如今，雪上加霜，罗马还失去了以富有进取心的成功商人为主力军的中产阶级。戴克里先不愿意眼睁睁看着罗马重蹈覆辙，他竭力维持着这些阶级，让他们继续存在下去。他颁布了相关法令，禁止人们荒废土地、放弃职业。昔日里，各行各业的人们自发组织起社团、行会、工会等，如今已成为强制性组织：人们要从事某项职业，就必须先加入相应的组织团体；而人们一旦加入这一团体，就永远不能退出这一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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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东方式的专制统治下，欧洲人长期以来努力争取到的自由逐渐丧失了，罗马公民曾被赋予了自由，如今，他们已彻底失去独立自主的生活。皇帝的意志等同于法律，帝国的各个角落，甚至连公民从事各种职业获得的报酬和商品的价格都必须遵照皇帝的命令和政府的各种规定。皇帝手下的各级官员死死监督着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刻也不懈怠，为公众提供服务的粮食交易者、屠夫和面包师受到的监督是最严苛的，目的是确保他们能够坚守岗位、恪尽职守。国家为了维持稳定，甚至强制性要求必须子承父业。罗马政府试图将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牢牢掌控在手里，如果他们不按照国家意志行事，政府就会强行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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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庞大的帝国正逐步走向毁灭，罗马政府似乎成为一个庞大笨重的机器，每个公民都是一个小小的齿轮，疲惫地维持这个机器艰难地运转着，他们肩上的担子越来越沉重，对自由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他们没有其他出路，只能绝望地站在政府早就规定好的位置上，在国家不停地驱赶之下为帝国效力，可是，他们最终的劳动成果却不能为自己所用，而是被国家尽数夺走。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公民能勉强养活自己已经是一桩幸事了。罗马帝国的公民沦为了几千年前尼罗河畔的农民，皇帝成为法老，帝国不断上演着历史的倒退，成为了古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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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戴克里先的绝对专制中，百年革命结束了，就像罗马的商业一样，罗马人的艺术和文学成就被彻底摧毁，在戴克里先的统治之下，古代文明的发展被中止了。纵使如此，罗马帝国仍然保留着一部分文明遗产，它们又继续流传了数百年。正是在这片罗马帝国的废墟之上，现代欧洲国家兴起并逐渐发展了起来。从此，行将崩溃的罗马有意无意地继续维护着这些伟大的文明遗产，并最终将它们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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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分裂：基督教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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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戴克里先统治时期，意大利曾经的优越地位已经完全丧失，它的地位不再比其他行省高，它加入了纳税行省的行列。在各路势力的威逼之下，罗马皇帝一路撤退到了帝国的东北角，这些威胁中包括来自多瑙河下游并逐渐崛起的日耳曼人，这些新波斯人如潮水一般涌来。在刚刚过去的百年革命之中，作为罗马军队最优秀的军团，巴尔干半岛的伊里利亚士兵为好几代皇帝效力过。但如今，出生于巴尔干行省的普通士兵皇帝对罗马没有丝毫的感情，他们认为不应该继续将罗马作为皇帝的居住地，进而将权力的中心转移到了巴尔干半岛地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人们对巴尔干半岛萌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这并不说明人们对东方的尊重又重燃了。事实上，早在哈德里安时代，人们就对巴尔干半岛萌生了浓厚的兴趣，哈德里安还曾斥以巨资，试图重振雅典。在戴克里先去世后，他的几位继承人为争夺皇位大动干戈，最终君士坦丁大帝成为赢家。他将都城迁往巴尔干半岛东部，在那里兴建了新的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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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来说，具有远见卓识是他的一项基本素质，从君士坦丁大帝对于都城的选择上就可以看出，他极具政治天赋。在古希腊的拜占庭，这座城市坐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的那一侧，可以远远眺望到欧亚两大洲，君士坦丁大帝建立起的帝国统治中心横跨两大洲，实属英明之举。为了给这座新都城增添荣光，让它像曾经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一般引人注目，皇帝从其他城市那里搜集来许多纪念品，用来装点豪华气派的皇宫。到了公元330年，这座新都城处处摄人心魂，即使作为地中海帝国的都城，它也当之无愧。同时，这座都城有了一个新名字，为了纪念这座都城的创建者，它被命名为君士坦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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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国都迁往巴尔干半岛东端，这标志着古老的地中海东方文明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东西方之间也彻底分裂了。至此，罗马帝国成为了两个部分。当然，这次分裂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在君士坦丁堡竣工后，又经过了一代人的时间，才最终分裂。在此之前，罗马帝国一直在名义上保持着统一。在一段时期内，君士坦丁堡使戴克里先在罗马帝国东部的统治得以巩固，然而，这仍然无法阻止它逐渐走向衰落。罗马公民如今已丧失了参与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利，也无权选举行政管理者。当然，凡事皆有例外，在罗马军队的努力下，他们的指挥官就曾坐上了皇位。然而，在公民之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像罗马和希腊共和时期那样能力出众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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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基督教的队伍的壮大，各地基督教教堂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他们迫切地需要一位才能卓越的领导人。只有那些才华出众并有着丰富管理经验的人才能有效合理地管理好这些基督教区。人们在教堂集会上进行激烈的辩论，其中那些实力超群的人展现了自身优势，赢得了社会大众的大力支持，他们的地位也随之提高。于是，基督教教堂成为政治家展现真才实学的绝佳场所。随着古老的民主制度下的公民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这些教堂政治家成为了最具感召力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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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它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事务，这需要大批教堂官员来处理，他们没有工夫顾及教堂之外的任何事务，逐渐成为专职的教堂管理者。人们将这种专职人员称为牧师，而教堂里的其他非专职人员则被称为世俗人。后来，人们用presbyters，也就是“长老”一词来称呼那些管理乡村小教堂的老人。在希腊语里，“长老”一词就是“老人”的意思，现在我们所说的pries一词就是源于这个词语。每一个城市里，都有一位牧师负责管理他所在那座城市的全部教堂，这位牧师被人们称为“主教”。在一些大城市里，主教的号召力不断壮大，最终，他们可能一跃成为大主教或主教头领，这样一来，大主教还会影响到行省周围城市的主教。在很大程度上，教堂组织体系与罗马帝国政府的组织体系是相似的，教堂组织体系正是效仿帝国政府构建起来的，甚至还借用了diocese一词，即主教管区。于是，这个曾代表羸弱、地位低下的人们的基督教组织如今拥有了强大的实力，甚至能与政府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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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政府渐渐意识到，就如今的格局而言，迫害基督教确实是不明智的举动，只会让罗马帝国更快速地走向灭亡。更何况，百年革命的长期动乱彻底扰乱了皇帝的心绪，他已没有心思顾及其他。继戴克里先之后，恺撒·迦勒略登上了皇位，他厘清了帝国面临的重重外部危机，也意识到政府现在确实没有与基督教相抗衡的实力。公元311年，迦勒略颁布法令，宣布承认基督教在帝国具有合法地位，基督教徒获得了与其他信仰古老宗教的信徒同等的法律地位。这项法律一直沿用下来，直到君士坦丁时代。在他的呼吁下，在小亚细亚东北部的尼西亚，第一次罗马世界的基督教大会正式召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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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法律承认了基督教的身份，相关法律也得以延续下去，但这并不意味着基督教成为最后的赢家。后来，为了争夺皇位，君士坦丁的儿子和侄子们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斗争。他的一个儿子登基后不久，君士坦丁的侄子朱立安一举推翻了这个皇帝，并最终成功地登上了皇位，他在位时间从公元361年持续到公元363年。自从第二个百年和平时期以来，朱立安是当时最具领导力的皇帝。他是皇帝，也是哲人，这一点与马可·奥里略很相似。在位期间，为了复兴古希腊的宗教和文明，他对基督教横加指责，并竭力阻碍基督教进一步壮大。朱立安同时还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将领，他率领军队打败了西方的日耳曼蛮人，但不久后他就在东方与新波斯作战时战死沙场。因为他在位期间竭力扼制基督教，基督教徒称其为Apostate，即背教者。他是历史上最后一位坚决反对基督教的罗马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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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争霸史 第二十七章 野蛮人的胜利与古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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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人的入侵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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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野蛮人操着印欧语，在地中海文明地区以北的北欧盘踞着，从石器时代开始，那里的文明几乎就停滞不前。这些野蛮人一直威胁着地中海沿岸的文明国家，高卢就曾横扫意大利，进攻罗马，并将触角伸到了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此外，随着日耳曼人第一次南下，罗马人内部引发了大范围的恐慌，尽管最终骁勇善战的马利乌斯指挥着罗马军团打败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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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野蛮人并不是罗马人的对手，因为罗马人有着非凡的组织才能，能在特殊时期将大量军队召集起来，在很长时间内维持一支比野蛮人更加强大的军队。然而，在马可·奥里略之后的百年革命期间，罗马军队丧失了组织性与纪律性，再也无力有效抵抗在罗马帝国的土地上恣意妄为的野蛮人了。这时，野蛮人还只是进攻帝国并带走那里的财富，然而，到了戴克里先时代，他们开始在罗马的边疆地区开疆拓土，打算在那里永久居住。一场野蛮人的大迁徙运动缓缓拉开了帷幕，这一过程持续了两百多年，野蛮人不断入侵，逐渐将整个地中海世界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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