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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的港口城市金角湾，扼住欧亚大陆的交通咽喉，是拜占庭帝国重要的商业据点。阿拉伯商人将他们从东方世界采购的香料、瓷器、茶叶运到君士坦丁堡，然后转销给那里的威尼斯商人，与他们交换欧洲产的金矿、橄榄油或者羊毛挂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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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苏姆是文明化的一个生动例子，它因加入印度洋贸易网络而变得繁荣。它是尼罗河河谷以南的非洲首个城市化的地区，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7世纪是它最繁荣的时期。阿克苏姆的贸易范围随着地中海文明化而扩大，经由埃及、阿拉伯半岛到达印度。借助季风，印度和红海地区的贸易不断增长，这可看作是阿克苏姆兴起的一个原因。公元2世纪到公元4、5世纪，由于频繁的战争和政治因素，导致索马里和阿拉伯西南地区的贸易受阻，这一时期也是当地基督化的过程。阿克苏姆拥有一支重要的商人船队和一支海军，这使得他们控制了红海和亚丁湾的贸易。其主要港口阿杜利斯在公元6世纪取代了也门的贸易港口萨巴和其他小的王国，成为印度和埃及之间的主要贸易转口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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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兰国家的海上贸易兴起之前，红海南部的贸易主要集中在也门（松香，比如乳香和没药）、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黄金、生铁和松香）。逐渐地，东非大部分地区开始融入与南亚的贸易中。也门商人和后来的阿克苏姆商人的贸易冒险活动沿着海岸线，一直到达非洲之角以南。相比地中海和南亚地区的商人，他们的冒险活动既没那么频繁，也没那么有影响力。这是因为他们所接触的索马里和肯尼亚人聚居区并非大的城邦，后者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城市文化没有太多的联系。当地居民不生产复杂的商品，只是提供生铁和犀牛角等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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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地毯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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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油画描绘了开罗的阿拉伯商人，他们频繁出现在非洲——印度洋的海上贸易网络中，从埃及、索马里经红海到达阿拉伯半岛甚至印度，与当地人进行大宗商品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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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00年，印度洋地区海上贸易网络的范围空前扩大，从地中海沿岸、美索不达米亚、东非海岸北部和西部，到东南亚群岛和东亚的南中国海。南亚和阿拉伯半岛的商人和船员控制着这一区域的贸易。他们的港口和商船总是装满大量来自各个地区的特色产品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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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的规律性对商人来说是一大好处。因为季风强度不同（西南亚季风尤其猛烈），所以并不是任何时候都适合航行，他们依季节而变化，使远距离航海得以进行，并有规律地与遥远的地方开拓贸易联系。因此，人们可以更重视有规律地获得来自遥远国度的材料和产品，也可以更依赖在遥远国度的市场出售自己的产品或通过贸易获得产品。漫长的季节很难被避开，在季风不利于航行的时候，某些港口不得不维持几个月的平淡期，因此商品的流通通常是发生在季风条件利于航行的时候。只是在蒸汽时代到来后，这种受季风影响的情况才有所改变。但是季风雨的到来也为这一地区的农业发展带来所需的水资源，所以说人类在陆上和海上活动的季节性变化都离不开天气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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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肯尼思·麦克弗森强调“贸易平衡”对南亚地区的发展十分有利：“简单来说，南亚出口商品的价值远大于进口商品，于是大量金银流向了次大陆地区。”[2]虽然大量黄金经由陆路从中亚和西伯利亚流入印度的精英阶层手中，但在公元100年，大量的黄金开始从地中海、东非（间接到西非）以及东南亚地区流通到南亚商人感兴趣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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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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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贸易网络的发展是人口密度的增长、社会和经济差异的加大以及海上技术的发达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最初，该地区的航海就对旅行和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在更新世末期，随着航海水平的发展，水稻和其他谷物的种植技术也随之提高，几种主要的家畜和家禽——如猪和鸡——传播到整个地区。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末期，来自东南亚的商船抵达了中国和印度的港口。他们用丁香、水稻和锡交换中国的丝绸、铜、罗马黄金和印度棉布。城市文明的发展步伐在这个地区要慢于中国或南亚，国家的最早建立是依靠农业生产率提高、采集物的剩余以及金属制品和陶瓷等手工业的发展。然而与印度洋、中国和地中海建立海洋贸易联系，似乎鼓舞了在岛屿之间，或在三角洲和大河的河口建立沿海贸易国家。在随后的1000年里，这些地区的城市和宫廷对商品需求的不断增长推动了跨印度洋和东南亚到中国的海上贸易不断增长。到公元9世纪，中国商人开始进入东南亚和印度的港口市场。阿拉伯和波斯的商人远航至遥远南部的非洲东海岸，最远到达了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他们在那里遇到了马来西亚移民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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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第一个千年和第二个千年早期，中国的海上贸易之所以扩张，有几大因素。对进口货物和中国出口市场的需求都有所增长，这从根本上都是受中国经济增长的刺激。唐宋时期中国的人口数量几乎增长了两倍。到12世纪末，中国人口已达1亿。增加人口的生存要靠土地资源的更深入开发，不仅是技术开发，也依靠对农业劳动力的组织和控制，尽管地主与佃户之间，工人与商人之间的关系几乎始终是中国内部动荡的根源。中国北方人口迁徙到中原和南方地区，这也是人口平衡的一个转变。金属制品和纺织品——不只是丝绸，还有麻布和棉布的产量增加。高质量的陶瓷器产量增加，技术改善，达到了完美的水平，使中国瓷器傲视大部分文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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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的海上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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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的中国海外贸易发展迅速，在当时世界贸易网络中占据重要地位。当时出现的交子成为国际流通货币，商品远销南亚、东南亚甚至地中海地区。《清明上河图》描绘了20多艘船只，折射出北宋航运业的发达景象。画中出现的香药铺，反映了北宋的“香药海上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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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南亚跨印度洋到中国的海上贸易稳步增长，无疑是这些地区的城市和宫殿对大量产品和货物日益增长的需求所刺激的。到9世纪时，中国商人开始参与到东南亚和印度的港口市场中来。宋朝（960——1279）时期的中国是一个空前和平稳定的时期，经济得到巨大增长，国内的农业、手工业和贸易迅速发展，以中国海运为主体的南亚和东南亚的海外贸易繁荣发展。自11世纪开始，中国参与海洋贸易的步伐迅速加快，11世纪全球范围的贸易迅速发展，高质量的瓷器、纺织品（尤其是丝绸），以及金属制品漂洋过海，用来交换宝石、香料、谷物和纺织品（尤其是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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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海外贸易十分可观。从海上贸易关税可知国家的收入情况，根据进口商品的不同类型，征税的额度从10%到40%不等。10世纪时，这一数额涨幅非常平稳，只有50万吊[3]，但到了11世纪，增长至6 500万吊。到了12世纪初，关税增长到占全国总收入的20%。13世纪时，蒙古的征服对海上贸易的干扰很小。他们向海外扩张，包括1281年入侵日本，但在日本被传说中的“神风”飓风破坏了。蒙古人也没有试图干扰日益扩张的宋朝商人到东南亚，尤其是越南和马来西亚的贸易活动。事实上，蒙古人对越南、柬埔寨和爪哇的远征甚至可能加强了中国南方与这些地区的联系，为此后明朝初期统治者更雄心勃勃的远征铺平了道路。到14世纪和15世纪早期，中国就已成为南海地区在商业和军事上占统治地位的海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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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航海发现之前的美洲和大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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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不同的原因，美洲和大洋洲不可能用上面的方式进行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5世纪末，美洲已经有相当发达的海上和陆上的贸易网络。尤其是加勒比海的群岛和海湾，那里是天然的海上交流舞台。从考古发现来看，打火石、陶器、石珠子和衣服配饰都是加勒比地区海上贸易的商品。金属、黑曜石、纺织品以及可可豆看来同样经由海洋到达世界其他地区。早期西班牙扩张活动常常遇到一些从事海上贸易的皮筏和木舟。这种贸易大部分集中在中美洲的主要城市文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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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2年，哥伦布在第四次远航中曾记载了中美洲洪都拉斯海上贸易商品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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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独木舟与帆船一起同行，感谢上帝，我们的人免受任何艰苦或危险，并带回了当地众多特产。昂贵的货物堆成了山，不同款式不同颜色的棉斗篷和刺绣无袖上衣。有凹槽的长柄木剑、小刀、火石、短柄小斧等。食物方面，这些当地人与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原住民所食用的食物相似，同时还有用玉米酿的酒，味道有些像英国啤酒。[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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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希提的波利尼西亚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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