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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拉斯·马格努斯的《海图》，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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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早的地图之一，描绘了北欧的物种、产出，如海鱼、驯鹿、木材。图上出现的海象、翼龙等神怪形象，是画家根据水手的见闻臆测出来的。诸如捕鱼、狩猎、商品交换等场景，则反映了北欧海上民族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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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阔的北欧海上帝国的角度来描述殖民征服事件是吸引人的，但斯堪的纳维亚人占领的地区并不具有政治、经济甚至文化上的统一性。贸易联系和贸易联盟在某种程度上维持着，但远达不到专营的程度，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被纳入更广阔的欧洲民族之间的互动网络中。大多数情况下，北欧人被他们遭遇的社会同化了。无论凯尔特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兰克人、希腊人，还是斯拉夫人，都含有维京人的元素。尽管一些富有进取心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领袖和君主努力成为海外领土的统治者，但没有人建立起长久的帝国。甚至克努特大帝的英格兰和丹麦联合王国在其死后也不复存在。北欧的探险和殖民大多是个人或家族的行动，涉及既有统治家族的领袖和成员，但是并不能像后来欧洲海外扩张的情况一样被称为国家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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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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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581——618）唐（618——907）时期政治和经济的成就，奠定了帝国扩张的基础，为作为远东地区海陆支配力量的宋朝（960——1279）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然而，中国的海上力量并非主要指向公海。商业联系的扩张主要掌握在富有进取心的个体商人手中，他们经常不得不与对于和外国接触极其谨慎的帝国权威相抗衡。在很大程度上，这可以归咎于来自草原地区的持续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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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永乐帝统治时期，中国正从蒙古人统治时所导致的内部分裂和经济问题中恢复过来，曾短暂实行海上帝国主义，例如郑和（1371——1433）的航行。郑和是一个来自中国南部的穆斯林，他受命进行一系列远征，这些远征兼具军事和外交使命，目的是在印度洋和东南亚宣扬国威。这些航海活动涉及约200艘大型船只，将近3万名船员——水手、士兵、外交人员、学者和商人。这些航行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海盗行为，尤其是来自日本的海盗行为愈演愈烈之时，中国的海军实力得以彰显。中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地位得到加强，昂贵的礼物、远方异族的使节、所有渴望改善其商业前景者使帝国宫廷应接不暇。然而永乐帝的继任者们并未将其举措和尝试贯彻到底，把政治影响的边界延伸至中国参与其中的商业网络的边缘。取而代之，为了应对北部边疆入侵的巨大压力，他们在海上和陆上恢复了防御、内向的姿态，这些都具有以前王朝的特征。外国水手在中国港口依然受到欢迎，许多中国人到国外进行贸易，并定居东南亚和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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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五牙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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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于隋代的战船，因为有五层船楼而得名。船上设有高度灵敏的牵拉船桅和风帆，船楼上建有垛口和作战平台，两侧船舷装有拍杆，起到抛石机的作用。船的底部填充土石，用于保持高度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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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台湾得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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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画描绘清康熙二十二年（1682年），施琅率军平定台湾的历史场景。战舰从台湾岛凯旋，彰显了清朝盛世时期强大的海军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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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在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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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年，热那亚航海家克里斯多弗·哥伦布（1451——1506）的船队在加勒比群岛登陆。这只船队是从伊比利亚半岛出发向西航行，旨在寻找到达中国和东印度的航线的。这次著名的航海由西班牙王室支持，它开辟了一个供西班牙人和其他欧洲人探索开发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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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对新近发现的“西印度”进行殖民是突然的，且进展迅速。最初的假设是中国大陆距西方并不遥远。一旦发现中美和南美海岸证明这一理论有误，西班牙便乘机殖民、征服、利用和开发大陆地区。必须强调的是人们坚决要从发现美洲中获益，美洲的发现是由西班牙王室以及与王室委员会一道来到新世界的代表所促成的。西班牙人所表现出来的经济上的进取心是引人瞩目的。他们将早期征服墨西哥和巴拿马获得的部分收益用于远征秘鲁，而且当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于1536年遭遇印加大起义威胁时，支持他的商人迅速集结物资和人员帮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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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征服的两个最重要的地区是墨西哥和秘鲁。16世纪上半叶，伊斯帕尼奥拉岛和古巴是深入大陆的补给站。太平洋海岸的巴拿马建于1519年，同年，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an Cortés）率领小股军队从墨西哥湾出发向内陆挺进，寻找阿兹特克人的黄金，他们充分利用了阿兹特克帝国内部存在的政治纷争。科尔特斯和即将成为征服者的人拥有火枪、大炮和弩，但若没有特斯科科湖以东的特拉斯卡拉部落的帮助，他们不可能完成引人注目的征服，借此他开辟了通往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的通道，1520年，他在首次试图征服该城失败后，从这里撤退。与此同时，欧洲殖民者引入美洲的疾病之一天花，先是在1518年重创了伊斯帕尼奥拉岛，紧接着在1520年侵袭了墨西哥。后来，天花向南传播至秘鲁，并且在西班牙轻松征服美洲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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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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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年，哥伦布率领船队到达巴哈马群岛，他将这片新发现的土地称为“西印度”。此后十年里，他又进行过三次远航，希望找到东方的中国、印度。尽管哥伦布发现的并非亚洲，但是他取得了一个更伟大的成就，那就是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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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秘鲁和智利的印加帝国被坚定的西班牙海上远征所击败，这些远征由雄心勃勃且冷酷无情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和迭戈·德·阿尔玛格罗等人领导。船只使他们能够占据深入印加帝国的有利位置，并且他们充分利用了火器和骑兵。随着受人尊敬的印加王瓦伊那·卡帕克（Wayna Capac）于1528年死于天花，他们也得益于帝国内部爆发的严重政治冲突。卡帕克死后，发生了王位继承权之争。瓦斯卡尔（Huascar）和后来继承王位的阿塔瓦尔帕（Atahuallpa）之间的内战，给了西班牙人利用敌人政治弱点的天赐良机。尽管如此，征服印加帝国仍是一件缓慢的事情，征服者领导层之间激烈且致命的争吵使事情复杂化了。征服并未真正完成，直到最后一个活跃的抵抗中心于1572年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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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4年，当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有效地确定只有巴西东部向葡萄牙殖民者开放时，一项重要的决定得以达成。然而葡萄牙并没有急于开发这片新土地。16世纪30年代，为了回应法国殖民巴西的威胁，葡萄牙人才开始殖民和开发条约分配给他们的这一地区。葡属伯南布哥的首府奥林达建于1535年，但是，1600年，累西腓（Recife）的港口成为这一地区重要的城市中心。葡属巴西的行政首府巴伊亚建于15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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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喜欢冒险且雄心勃勃的葡萄牙移民或其他地方的移民，为大片政府赠地的前景，以及蔗糖和烟草贸易的丰厚回报所吸引，准备横渡大西洋。西班牙及加勒比地区的移民亦为强占并开发矿产和农业资源的机会所吸引。他们将自己置于旧城中心的原住民人口之上，并逐渐将这些城市变成欧洲城市的模样。绝非所有来到美洲的人都变得富裕且有权有势，因为旧大陆司空见惯的财富不均衡、地位不平等被劫掠新大陆获得的巨额财富放大了。然而，最贫穷的白人农民也比原住民富有。殖民者及王室官员把原住民和后来输入的黑人奴隶组织起来，形成一支劳动力，供殖民主义者役使，他们采掘矿产资源，或收割用于出口的蔗糖和烟草等经济作物。然而阿兹特克和印加文明的朝贡体系与西班牙殖民制度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征服之后发展起来的社会和经济体制是最重要的一点。在这种社会和经济体制下，一小撮儿欧洲精英拥有权力，并冷酷无情地对比他们庞大得多的将近两千万无自由的原住民和移民行使权力。逐渐地，领取实物报酬的劳动者的需求被领取工资和签订契约的劳动者所取代，前者经常受驱使从事劳作，至死方休，对后者而言，尽管由西班牙领主和奴隶主制定的条款是严厉的，领主和奴隶主的行为也经常超出条款规定内容，但较以前毕竟有所改善。原住民人口迅速下降，原因是疾病、饥饿、过于繁重的工作和非人道待遇的重创，但是来自非洲以及葡属巴西的奴隶补充了这一人口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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