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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蛮屏风》与日本的葡萄牙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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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南蛮渡来图取自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的画作《南蛮屏风》，描绘了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葡萄牙商人前往日本进行贸易的生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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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迪诺世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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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世界地图展示了葡萄牙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认识的东西方世界，图中精确描绘了印度洋的非洲海岸，印度半岛的轮廓也首次被描绘出来。遍布非洲、美洲、印度半岛的红框蓝心旗帜代表着葡萄牙的势力范围。纵贯大西洋和南美洲的一条较粗的蓝线，则是葡萄牙与西班牙划分东西方世界的“教皇子午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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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有学者提出，尽管葡萄牙人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破坏印度洋地区的贸易活力。葡萄牙人的确成为海上贸易中的佼佼者，但与其完全控制这片海域的目标还是相距甚远。后来在当地势力的反抗、竞争以及强大欧洲竞争者带来的压力下，葡萄牙势力在印度洋地区渐渐消失了。最终，葡萄牙人以合伙人的身份参与了印度洋的海上贸易活动，虽然相当暴力且意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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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王室垄断东方贸易的美梦终结了，之后他们不得不允许私营贸易的发展。这一政策的实行不仅减少了葡萄牙王室在东方的贸易收入，而且还刺激了大量欧洲竞争者涌入该地区。随着实力的增强，这些竞争者与葡萄牙商人的关系由合作走向竞争乃至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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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加贸易量，葡萄牙人将一些技术经验分享给中国和日本海员，这对中国人和日本人来讲是很有益处的。从长远角度来看，葡萄牙人缺乏击败对手的人力和经济资源。不仅美洲和非洲的发展消解了他们的实力，而且欧洲和非欧洲的竞争对手也组成联盟对抗葡萄牙人。例如，欧洲商船经常造访苏门答腊岛北部亚齐（Achin）的胡椒生产区，此地位于有利的海湾地带，是香料和黄金贸易的中心位置，法国、荷兰和英国军队几经尝试，都没能占领这一地区。亚齐的海上贸易者通常都会载着货物直接来到红海港口，避免遇到更靠北的和波斯湾航线上巡航的葡萄牙船只。1641年，胡椒产区的人们协助马六甲人将葡萄牙人驱逐出境。奥斯曼帝国在土耳其和近东地区的崛起及萨法维帝国（1501——1736）在波斯的崛起，与葡萄牙人对印度洋地区产生兴趣几乎同时发生。这不仅仅是巧合。这两股强大的穆斯林势力控制了波斯湾和红海的内陆重要地区，此外他们还限制了葡萄牙人和其他欧洲人的活动范围，并主导了这些地区的贸易网。1622年，阿拔斯一世（1571——1629）和他的英国盟友的舰队将葡萄牙人驱逐出霍尔木兹地区。1698年，葡萄牙人最终被阿曼伊玛目的海军势力驱逐出蒙巴萨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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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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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英国、法国和荷兰是通过加的斯（Cadiz）和里斯本繁荣的大西洋港口获取非洲、亚洲和美洲货物的。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引起的宗教和政治斗争所导致的后果是，欧洲人无法进入这些港口也无法获取盈利的货物。在跨海贸易遭遇排斥的情况下，他们铤而走险成为海盗或者从事相关活动（国家支持海盗活动），他们还试图建立与印度洋和美洲地区的直接贸易联系。像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和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这样的海员，他们为商人的私营公司开启探险活动。为了购买和装配去往美洲和东方进行袭击和贸易活动的船只，这些商人投入大量资源。随着这些海上冒险活动的开展，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性质发生了转变。欧洲商船和战舰在东方海域的结合让人望而生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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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到东印度寻找商业机会，荷兰共和国于1602年建立联合东印度公司，后简称荷兰东印度公司。有趣的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们与西班牙君主国长期的争斗，因为这使荷兰建立了一支实力雄厚的商人舰队。17世纪初，尼德兰是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重要商业伙伴，尼德兰为这些地区提供食物、衣服、原材料和包括武器在内的大量制造业产品。荷兰人是公海海域的优秀海员，这得益于他们习惯操纵大吨位的货船，在波罗的海、北海和大西洋海域内运载包括酒、衣服、木材和食盐等在内的货物。1600年，英国在伦敦建立了东印度公司。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相比，它的资源和船只数量都相对较少，但是同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样，它也利用竞拍机制来增加利润，并将贸易货物种类从香料扩充至丝织品和茶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舶速度更快，这为他们争取了更多的贸易时间。不仅如此，英国船只在装备上也更胜荷兰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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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东印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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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建立的“工厂”。葡萄牙、西班牙以及接踵而至的荷兰和英国，占领了全球重要的贸易口岸。控制全球贸易网络为欧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财富，同时也带来了大量崭新的关于地理、自然世界以及其他社会习俗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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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东印度公司印度洋贸易网建立之初就具有侵略性。荷兰人与柔佛人和坎蒂人[1]这样的葡萄牙敌人联合起来，将葡萄牙人驱逐出马六甲和锡兰地区。此外荷兰人还掠夺武装力量薄弱的地区，例如爪哇岛。荷兰人将他们主要的东南亚基地建在了雅加达（曾叫巴达维亚）。为了更好地掌控殖民地，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都在当地建立了军事基地。他们控制了这个地区之外的很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港口。为了保障对中国和日本日益增加的贸易的主导地位，荷兰东印度公司将很大一部分资源都集中在东南亚和远东地区。在17世纪，他们的战略重点逐渐从控制贸易转移到控制生产中心上，特别是锡兰、马拉巴尔海岸和马鲁古群岛的胡椒和香料产地。而英国则在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都有基地，此外还控制了阿拉伯海的大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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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和英国起初是盟友，但是不久，随着英国被迫退出香料贸易，并失去一些海外基地后，这种联盟关系就破裂了。后来竞争升级为冲突，17至18世纪欧洲战争频繁爆发，导致主要海上霸权国家地位大洗牌，英国排在了西班牙、葡萄牙联盟之后，而荷兰则排在法国之后。与此同时，印度洋地区传统贸易网的内聚力破裂了。由于这些战争，欧洲国家间的政治和商业利益交织在一起。渐渐地，英国在欧洲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陆上和海上势力，使得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他殖民地代理机构都将更多的地区纳入不断扩大的海上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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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列颠海上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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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英国人会以他们祖先在印度次大陆取得的霸权为傲，对此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即印度满足了英帝国的贪欲。例如，18世纪英国为得到印度纺织品所主导的变化，对孟加拉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英国的家庭手工业者施压禁止进口印花棉布，于是英国人将目光转向了白布，更何况从孟加拉国获取白布然后运往英国进行加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结果，英国船只频繁往来于两国间，英国和孟加拉国的棉布贸易量直线上升，但同时英国也开始干涉孟加拉国的经济和政治活动。在这种经济影响的长期作用下，孟加拉人愈加依赖他们靠出口棉织品赚取的收入。工业革命爆发后，随着生产和运输技术的进步，英国棉花生产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孟加拉国的工业则崩溃了，孟加拉国人民不得不回归农业。孟加拉人反对莫卧儿帝国的活动产生了政治影响，他们不仅加强其首领的地位，而且还允许英国东印度公司作为一支独立军事力量进驻孟加拉国。1757年，克莱武带领英国东印度公司成功占领了孟加拉国，并接管该国的行政和税收工作。这些经济收入使英国东印度公司征服更多的印度领土、购买中国茶叶，最终掠走印度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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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英国东印度公司把印度当成商品生产国，但是，就对工业革命的影响来说，财富从印度流入私营资本主义商人手中在一定程度上对工业革命产生了推动作用，不过这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英国在18世纪建立的广阔的贸易网。为了提高生产，这个贸易网为出口贸易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如果只关注国内市场，那么商品生产的规模就会相对变小。英国东印度公司取代了莫卧儿帝国和当地首领等封建统治者，并将农民、艺术家和商人群体贡奉的贡品送往国外。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统治下，英国海军和陆军战斗力顽强、将领指挥有力，这将使他们能够瓦解印度首领和其他欧洲势力的反攻。法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761年被驱逐出印度南部地区的。英国商船队是对印度剥削最严重的势力之一。英国海军利用兵力和技术优势征服并统治印度，然后从印度为英国谋取利益。工业革命不断改善着英国的商品生产能力和财政水平，同时印度和其他帝国财富为他们需要出口的物品提供了市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队和其他设备则为这些物品提供了有效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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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西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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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7年，克莱武率领不到3 000人击溃了孟加拉国的7万大军，将孟加拉国变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势力范围，这场战役为英国将印度变为它的殖民地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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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榨取印度农民的经济收入，英国东印度公司引入合同来实现这一目的。1793年孟加拉的《永久居留法》颁布，法律否认农民是国家的居民，规定他们要缴纳固定的契约金，而非变动的税金。基于此机制，印度财政收入大幅提高，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将这些白银全部转移到了英国本土。不断强化的英国统治最终导致了19世纪早期印度经济的萧条。历史学家迪特玛尔·罗特蒙特（Dietmar Rothermund）这样概括英国和印度的关系：“作为一个进步的资产阶级国家的资本主义企业，东印度公司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生长在腐朽的封建军事政权统治下的农业国中的寄生虫。”[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