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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海上传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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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与海洋的关系和基督教信仰本身一样古老。《圣经》中记载来自加利利海的渔夫们就是耶稣基督最早的门徒。我们可以猜测，耶稣吸引了他们或许是由于后者所处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比较边缘化，这是罗马帝国内所有渔民的显著特征。但是耶稣似乎并没有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渔民中找到追随者。尽管如此，基督教的传播还是具有显著的海洋因素，主要有招募渔民以及鱼类或渔业等与海洋相关事物的象征应用。海上旅程的便利无疑促进了圣保罗（约逝世于公元65年）于公元1世纪在罗马帝国内的传教，虽然这位非犹太人使徒也没能躲过海难事故，在去往罗马接受审判的路上，他在马耳他遭遇了船舶失事。可以说，罗马境内的海上交流在维持基督教徒的团结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君士坦丁大帝（306——337年在位）皈依基督教的前后都是这样。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近郊之外的基督教中心大多聚集在各贸易海港，如亚历山大里亚、昔兰尼（Cyrene）、莱普提斯（Leptis）、麦伽拉（Magna）、迦太基、马西利亚（Massilia，马赛旧称）和罗马。这些海港之间的海上旅行方便快捷。基督教组织之间可以在帝国内部交流诸多事务，如教义、与国家权威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和宗教的关注点。基督教慢慢超越罗马的国界，却一直保持着与海洋的互利关系。水手和商人的保护圣徒圣尼古拉斯，是公元4世纪利西亚沿海贸易城市米拉（Myra，即今土耳其南部的穆拉）的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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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利海上的风暴》（美国印第安纳州立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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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画取材于《圣经》，描绘了耶稣和他最早的渔夫门徒乘船前往格拉森时的场景，他们在横渡加利利海时遭遇了风暴，惊恐的门徒叫醒耶稣，耶稣斥责风和海，风暴就止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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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英国的发展过程中，古代大西洋的海上贸易网络起着重要作用。其中最有名的例证或许就是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约385——461）的早期历险。他16岁时被爱尔兰海盗掳走并带回爱尔兰。圣帕特里克在做了6年奴隶之后，设法获得自由，重返家园。据说当时他是沿着大不列颠西海岸乘坐一艘商船回到家中。约在公元435年，他回到爱尔兰成为主教并赢得了北部地区许多皈依基督教的教徒的尊崇。在这一意义上，他继续着圣帕拉迪乌斯（St Palladius）在爱尔兰南部发起的活动。圣帕拉迪乌斯曾是教皇西莱斯廷一世（Pope Celestine I，422——432）的使者，并曾经到苏格兰传教。5世纪时，关于格拉摩根郡(Glamorgan)兰特威特山［Llanilltydd Fawr，今兰特威特市（Llantwit Major）］修道院院长圣伊尔蒂德的传说和故事提到，圣伊尔蒂德曾带领几艘商船载着谷物来到布列塔尼（Brittany），帮助缓解了当地的饥荒。从6世纪末开始，基督教海上传教的任务之一是在西欧地区扩大影响。公元596年，教皇格里高利一世（Pope Gregory the Great, 590——604年在位）派遣著名的传教士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Canterbury，逝世于604年）到达肯特（Kent）。在非基督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的改宗过程中，爱尔兰的凯尔特教会取得了最大的成就。在爱尔兰附近的大西洋陷落带边缘，相对孤立的地区大部分保留了其基督教组织。在杰出的人物如科伦巴（Columba）和科伦巴努斯（Columbanus）的带领下，爱尔兰人越过海洋来到了苏格兰、威尔士和法国。公元7世纪，传教士们从修道院聚集地如爱奥那（Iona）、林第法恩（Lindisfarne）、科尔迪岛（Caldy Islang）和吕克瑟伊（Luxeuil）出发，逐步实现了多数英格兰人和法兰克人所建王国的改宗。高卢的罗马教会从另一个方向远征到达英格兰南部。在法兰克教会的生活中，大不列颠和欧洲大陆的联系也使得英国人如卫利勃罗（Willibrord，658——739）、波尼法修（Boniface，680——754）和阿尔昆（Alcuin，735——804）起了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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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堪的纳维亚的改宗体现了航海贸易网络在基督教传播中的重要性。基督教徒力图把他们的信仰带给古代斯堪的纳维亚异教徒，其早期传教基地之一是不来梅和汉堡之间相连的主教辖区。在那里，法兰克主教圣安科萨（St Anksar，801——865）经常冒险穿行于丹麦和瑞典之间，这里的国王布乔恩（Bjorn）和哈拉尔德·克拉克（Harald Klak）都支持基督教。安科萨竭尽全力推动了沿海城市的繁荣，如瑞典的比尔卡（Birka）、丹麦的赫德比（Hedeby）和里贝（Ribe）。这里出现了世界性的商业圈，为基督教提供了宽松的环境。许多基督教堂在这里建造并为后来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基础。但是这一成功也是喜忧参半的，部分原因是多个非基督教的斯堪的纳维亚国王的不同态度，他们在意其臣民与一神论基督教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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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交流的某种不同在挪威国王奥拉夫一世（Oláf Tryggvason，995至1000年在位）传播福音的努力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不满足通过一己之改宗来鼓励人们皈依基督教，10世纪末，他派遣了多个传教士到达冰岛说服当地人接纳基督教。当最后被派往冰岛的佛兰德牧师尚布兰德（Thangbrandr）无功而返时，奥拉夫国王就俘获了几个重要人物作为人质，威胁说除非基督教在这个自治岛国被接纳，否则就杀死这些人质。尽管冰岛人认为他们属于自由的国家，不承认国王的直接领导，但他们还是认识到了挪威是他们主要的贸易伙伴。就像在第三章中讲述的那样，冰岛人严重依赖挪威船只频繁的来访以维持其繁荣。几年之内，大多数有地位的家族改宗基督教，官方的一些非基督教仪式也被废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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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伏尔德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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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国王奥拉夫一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在位时强行在波罗的海西部推行基督教。大约公元999年，他与丹麦、瑞典、冰岛组成的联盟军队在斯瓦尔德展开交战，最终阵亡沉海。尽管此后挪威变成丹麦的一个领地，但是基督教也开始传到冰岛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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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出现了基督教组织，这主要是由波斯基督教派的活动引起的。穆斯林领导者没有阻碍基督教的传播，直到十字军东征时，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才变得互不相容。在印度洋航行的商人中，景教基督徒的出现无疑推动了基督教的进一步传播。建立在印度西海岸要塞的圣托马斯教堂就是景教教堂的一个典型。景教教徒甚至在唐朝时便来到中国传播教义，他们从波斯出发沿着亚洲中部的贸易线路来到这里。虽然基督教堂在7至8世纪时也存在过，但由于与佛教相抵触，加之9世纪中期抵制一切外来宗教的活动，基督教最终也没能在中国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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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至14世纪时，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成了基督教传教士优先考虑的地方，教皇们希望蒙古人改信基督教并与他们一起抵制伊斯兰教。在一次传教活动中，有个名叫约翰·孟德·科维诺（Giovanni di Monte Corvino，1247——1328）的方济各会修士沿着古代海上贸易航路于1297年从霍尔木兹海峡出发向东航行。1299年，他到达了新任可汗铁木耳（Timor）的朝廷。科维诺和他的随从受到了亲切的接见。1307年，他被任命为汗八里城（元大都别称，今北京）大主教。罗马教皇克莱蒙五世（Clement V，1305——1314年在位）指出他的使命是“拯救那些鞑靼人统治下的灵魂”。很显然，他使得大约六千蒙古人改信基督教，并且在泉州建立了除北京之外的第二个大教堂。但是科维诺的主教头衔在他死后不久就被撤销了，他创立的教堂圣会也在1368年蒙古政权被推翻后不复存在。实际上，之后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信徒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些方济各前辈们的努力。可以说，这一失败是由于中国与基督教国家之间缺乏直接的海上联系。贸易网络中没有基督教徒的加入，中国境内的传教士们无法与其他的基督教徒保持经常的联系，这个小团体也就注定步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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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维诺所处的孤立环境和16世纪时沙勿略和利玛窦（Matteo Ricci）传教至远东的处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534年，圣方济各·沙勿略与其他五位传教士一起，在圣依纳爵·罗耀拉（St Ignatius of Loyola，1491——1556）的领导下创立耶稣会。1541年，沙勿略受命前往远东，如前所述，那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贸易和殖民活动正在日益扩大。他首先是与葡萄牙驻莫桑比克的官员一起从里斯本出发去往果阿。当时他能够沿南亚和东南亚海岸以及在各岛屿间畅行无阻。在锡兰、摩鹿加和日本传道数年后，他开始了去往中国的旅程。但是他却没能到达中国，而是在等待进入中国的官方通行证时死在了中国外海的岛屿上。利玛窦是另外一个前往中国的传道之人。1583年，他成功抵达中国广东省，1601年经南京到达北京。利玛窦到达北京之时正值中国明朝和葡萄牙关系紧张之季，但是多年的商业交往已经促使这种复杂的文化交流势在必行。更何况，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地，传教活动更容易开展。这都促成了交流网络的形成。基督教曾一直局限在中国领土的很小范围内，但是到了18世纪末期，基督教徒的数量已增至2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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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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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32年，先知穆罕默德辞世。此后不到10年，阿拉伯人占领了波斯帝国的大部分地区，还侵入拜占庭帝国境内。几个世纪后，穆斯林商人和水手们控制了阿拉伯海、红海和大部分印度洋的海上商业活动。他们向东到达了中国南部和太平洋海岸附近。伊斯兰教发展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具讽刺意义的就是麦加的商人领袖起初对先知及其追随者并不友好。其中部分原因是商人们害怕先知及其追随者会威胁到圣殿克尔白以及麦加作为西阿拉伯商业中心的地位。穆罕默德最终被接纳，他的先知预言也为麦加成为世界最伟大的朝圣地之一铺平了道路。麦加的商业地位也不断提高。来自海上的朝圣者从遥远的国度追随穆罕默德的启示蜂拥至这个神圣的城市。每年到麦加的朝圣者多达几万人，这里聚集了大量的买家、卖家和货物，越来越多的商人也被吸引到这里。每年一次的圣会就像季风一样如期而至，这不仅推动了商业的发展而且提高了麦加和麦地那的文化地位。直到今天，尽管朝圣者已不再选择海上航行，而是乘飞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但麦加朝圣依然是推动沙特阿拉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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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穆罕默德的领导下，穆斯林征服了阿拉伯西部和阿曼地区，取得了红海大部、亚丁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先知的继承人艾布·伯克尔（Abu Bakr）、奥马尔（Omar）和欧斯曼（Othman）又相继把伊斯兰教扩大到了整个波斯湾和地中海东南部地区。之后的800年，伊斯兰教的传播向西达到伊比利亚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向东达到摩鹿加群岛和菲律宾。穆斯林沿非洲东部海岸的扩张开始于公元8世纪，到1050年穆斯林商人就已经积极参与到出口产品至阿拉伯、红海和南亚的内地贸易活动中。他们取代了来自阿克苏姆的基督教商人，破坏了那里的王国以及阿杜利斯的港口。伊斯兰教沿非洲海岸的扩张与在亚洲东南部的扩张如出一辙。这两个地区在经济方面的联系也更加紧密。许多港口如马林迪（Malindi）和蒙巴萨岛（Mombasa）发展为城市中心区，并建有清真寺。这些城市被一部分来自亚洲中东部和南部的商人阶层所控制，他们绝大部分都在非洲出生长大。商人们输出贝壳、象牙、奴隶，继续着从13世纪就已经开始的黄金买卖。他们与内地的一些农业国家有着经常的商业往来，如津巴布韦，黄金就是从这个地方被运往莫桑比克海峡的索菲亚港口。但穆斯林的文化影响在这些地区并不明显。荒芜的地貌以及疾病的流行阻碍了沿海地区的征服者进入内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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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印度洋地区的穆斯林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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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13世纪穆斯林的手稿《阿尔哈里发手记》（the Maquamat of al-Harari），这幅插图展示了印度洋地区穆斯林船只的几个特点：船尾舵、铁质锚和双柱桅。其中一边还有观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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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东南亚人的改宗起初集中在穆斯林商人组成的小群体内。来自中东的穆斯林水手定居在印度西海岸、非洲东海岸、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婆罗洲和爪哇的一些充满生机的世界性港口城市。他们与当地人通婚，在处理自己的事情时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对社会各群体的吸引力使得伊斯兰教在这些地区扎根。海上贸易带来的财富不断聚集，削弱了当地的社会等级制度。穆斯林的生活方式也逐渐渗透到内地，但是在东非和东南亚都没有出现世界性的贸易区。这也就阻碍了宗教在这一地区的广泛传播。有些东南亚地区伊斯兰教的改宗是在马六甲伊斯兰教君主（Sultanate of Malacca）的支持下实现的。由于能够促进与中亚和南亚地区伊斯兰教中心的交流，同时也更容易在经济上融入这些中心地区，东南亚岛国已有的等级制度和文化慢慢被更有利于商业圈发展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所取代。15世纪末，马六甲已经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贸易港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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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统治者在伊斯兰帝国内部发展了农业、手工业和贸易，帝国伴随着穆斯林的征服而不断壮大。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一如既往地在商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穆斯林商人和非穆斯林商人的生意都很兴隆，财源广进。例如，在伊斯兰世界里就有许多犹太人社区。著名的开罗《戈尼萨文书》（Genizah）出土后，我们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到11世纪和12世纪犹太人在埃及以及其他地方的生活状况。文书中保留的大量记载让我们了解到处于从西欧到印度这一繁荣商业网络中心的海上商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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