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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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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原产于南美洲秘鲁等地，16世纪被西班牙殖民者带到欧洲，因花朵美丽，最早被当做观赏类装饰品。后来法国人发明了烹饪马铃薯的方法，欧洲人开始普遍种植并食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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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糖和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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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的首次种植可能出现在公元前7000年的东南亚。甘蔗最初生长在新几内亚或印度尼西亚，到达印度的时间不晚于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大帝的统治扩大至印度河流域，蔗糖开始和牛奶、大麦、稻米、姜和其他物质一起，广泛应用于食物和饮料中。最早关于蔗糖提炼过程的书面描述来自于公元500年的一份印度教资料，类似于用沸腾的甘蔗汁制作成球状的糖蜜。尽管公元1000年时甘蔗已经开始在印度洋地区广泛种植和使用，可是它并没有经常出现在欧洲的交易市场中，而是被视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的奢侈品。8至9世纪随着穆斯林的征战，甘蔗被带到了地中海地区，尤其是北非、塞浦路斯群岛、罗德岛和西西里群岛。阿拉伯帝国培养的商界和政界人才有效地改善了甘蔗种植、改良和推广的基础设施。渐渐地，欧洲也获得了炼糖技术，中世纪的威尼斯是一个重要的转运港，将蔗糖分装运载至欧洲的其他地区。持续百年之久的基督教征服和再征服运动为十字军战士学习糖料制作提供了机会。11至12世纪地中海东部的拉丁领主成为塞浦路斯、黎凡特和马耳他甘蔗种植园的监管者。14世纪时蔗糖生产的中心似乎从东地中海转移到了西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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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多美岛、加那利群岛和马德拉群岛是葡萄牙早期制糖工业的中心，15世纪20年代早期，马德拉群岛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是伟大的航海家亨利王子主导的海上扩张的一部分。此岛气候宜人，土壤肥沃，被殖民后的第一个百年里主要种植和发展小麦与甘蔗，且迅速地将现有的黑奴投入到种植业和劳动密集型的制糖工业中，然后将蔗糖出口到欧洲其他地区。地中海的制糖工业被马德拉群岛的制糖业严重摧毁，不过，在16世纪后半期，美洲尤其是巴西也发展了更为广泛的制糖经济，马德拉居民被迫改种其他作物，特别是小麦和植物染料，如靛蓝。马德拉在引进葡萄树后开始生产红酒，这是马德拉出口商品中最为著名的。马德拉群岛和更北部的亚速尔群岛，那个同样由于航海家亨利的大西洋计划而于15世纪20年代出现居民的群岛，都是来往于伊比利亚半岛和美洲途中的重要据点。圣多美作为制糖中心的重要影响可以追溯至1500年左右。后来，当这些地方的经济开始由于新大陆的发展而蒙上阴影时，众多居民纷纷移居到了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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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种植在16世纪时由欧洲移民和殖民者传播到南美和加勒比地区，从那时起，它成为巴西和西印度群岛的主要出口商品。早期的欧洲移民不愿亲自从事不体面的体力劳动，事实上， 伊比利亚半岛和欧洲其他地方也没有足够的人口储备以提供劳动力，因为他们不得不准备移民到新大陆，经常在种植园恶劣的条件下从事辛苦的工作。由于原住民在欧洲人到来之后迅速减少，劳动力需求问题立刻突显出来。劳动力需要从西非奴隶港口获得，因此，蓬勃发展的制糖工业与海上贸易活动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奴隶贸易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很明显，奴隶参与地中海和近东的制糖工业由来已久，但是大西洋甘蔗种植的相对爆发性增长，为以奴隶为基础的蔗糖种植园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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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9年第一批定期船舶装载的奴隶被运往圣多明各，到西班牙控制的金矿里工作。1515年，熟练的蔗糖种植者从加那利群岛被运往加勒比地区，1516年，圣多明各的新蔗糖种植园开始向欧洲出口产品。但它们的出口很快就被葡萄牙的殖民地产品所取代，那些殖民地位于巴西、中美和南美沿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岸的许多地方。起初，大西洋奴隶贸易由葡萄牙人控制，商人在西非拥有官方的贸易垄断路线。17世纪，英国、法国和荷兰的贸易在大西洋两岸迅速发展起来。1637年荷兰从葡萄牙手中夺取了黄金海岸的埃尔米纳，并袭击了其他港口，这只是它侵食葡萄牙在世界海上航线地位的系列战役的一部分。我们已经考察了荷兰人在印度洋地区的活动，因而可以恰当地将其称为整体战略的西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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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画描绘了殖民时期的北美印第安人的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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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的西印度公司成立于1621年，与它的东部同行一样，也是集资筹建的，但其管理委员会由来自尼德兰南部的加尔文派避难者牢牢控制，其思想立场是坚决反对天主教，因而反对伊比利亚。1630年荷兰夺取了葡萄牙的伯南布哥殖民地，一个繁荣的蔗糖生产地。他们从西非隶属于葡萄牙的贩奴港口进口了上千个奴隶。1644年西印度公司购买了近七千名奴隶，并将他们贩卖到美洲。但是，荷兰的甘蔗种植园经营并没有持续多久。1654年，坚定的荷兰加尔文主义者被信仰天主教的葡萄牙人和克里奥尔人驱逐，尽管荷兰的海军强大无比。虽然在巴西遭遇失败，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条款被逐出加勒比海地区，但聪明又有野心的尼德兰商人将自己定位为“海上马车夫”，在欧洲、非洲和新世界之间运输蔗糖和其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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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的英、法征服者和殖民者在17世纪也将自己的国民带入制糖工业和奴隶贸易。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詹姆斯敦——建立于1607年，詹姆斯敦不能种植甘蔗，相对缺水的百慕大群岛也不能种植。不过，当英国人在1627年定居于巴巴多斯岛时，发现这里是一块完美的甘蔗生长地。随着贩奴者和殖民地种植园主的腰包逐渐鼓起，英国政府通过税收和关税征收，也积聚起巨大财富。关税依据利率制定，不鼓励从其他国家的殖民地进口产品。17世纪中期，英国的制糖岛屿已经取代巴西成为西北欧的主要供应商。贯穿整个17世纪的是不断寻求平衡的供求关系。据估计，从17世纪到18世纪这一百年间，英国人均糖耗量从4磅上升至8磅。英法两国还建立了特许贸易公司，英国皇家非洲公司（1672年）和法国塞内加尔公司(1673年），两者都是私人投资、享受不同程度政府支持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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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种植甘蔗不是贩运非洲黑奴的唯一目的，巴西腹地（内陆）的钻石和黄金矿井（山），以及围绕这些矿井（山）发展起来的城市移民，都是奴隶的主要消费者。18世纪巴西的棉花种植繁盛一时，19世纪时被美国超越，但是咖啡种植飞速增长，甚至在19世纪30年代取代蔗糖成为主要的出口物。烟草是第一种主要由北美奴隶生产的农作物，同样是因为为数甚多的移民不愿意接受低下的地位和恶劣的工作环境。17世纪后半期，伴随着英国商人和海上舰队的兴起，北美东南沿海地区和非洲间的奴隶贸易也急剧增长。在这些地区，奴隶主要种植的作物是水稻和靛蓝，但是18世纪末美国的亚拉巴马、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河的新型棉花种植园很快成为对非洲奴隶需求最大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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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并不是唯一的奴隶贸易。印度洋和地中海区域的奴隶贸易彻底退回到了古代，而且在一些地区一直持续到20世纪。在16至17世纪遍布地中海的众多港口里，还有可供使用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奴隶。总而言之，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旧大陆的奴隶贸易涉及数以百万的奴隶。大西洋奴隶贸易引人瞩目的是其增长速度和惊人强度，关于它的真实统计赤裸裸地见证了海上扩张在奴隶劳力身上制造的的一系列悲剧。据估计，在15至17世纪的两百年中，约有50至60万非洲奴隶被贩卖到巴西，有45万奴隶到达非伊比利亚人占据的加勒比地区，另外40万到达西班牙占据的美洲地区。这一时期北美是一个小型的进口地，但是从1701年到大西洋奴隶贸易正式被终止的1808年，有惊人的600万人口被强行掳到穿越大西洋的贩奴船只上。每次购买的较少数量的奴隶来源于分散的非洲奴隶贩子集团，他们通过纷繁多样的途径获得奴隶，包括受骗人、罪犯和战俘。奴隶们聚集在等候区，在那里他们也许会等待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像货物一样被分装，开始了臭名昭著的中央航路之旅。即使是一个自由的水手，穿越大西洋的征途也是极其不舒适的，更何况被限制在船舶里的奴隶，虽然提供通风口和可以睡觉的木板，但一定是极其难以忍受的，这是一个备受折磨且常常是致命的旅程。在等候区和旅途中，痢疾和高烧是奴隶中最常见的致命疾病。乍一看死亡率不是特别高，通常介于4％至12％，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被运送的奴隶大部分是年轻健康的成年男性（数量是女性的2倍），他们在运输途中的生存能力本应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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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概述的海上贸易通常是所提及的大西洋三角贸易的一部分，船只从欧洲尤其是不列颠和法国出发，携带工业制成品尤其是纺织品，出口到非洲销售。随后将非洲奴隶带往美洲销售，最后载运来自新大陆的由蓄奴种植园生产的商品，包括朗姆酒（由糖蜜制作）、可可（或巧克力）、咖啡和棉花，回到欧洲和非洲以及亚洲的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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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建造者、船员、商人和投资者都从这些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但是后来，自由贸易提倡者降低了可以保护种植园主利益的关税，使得这一体系不能更经济地运行。19世纪初的一个转变是对奴隶劳动力的依赖减少，美国和英国政府被迫开始废除奴隶贸易。尽管如此，这远远早于奴隶解放运动。英国在其殖民地废除奴隶制始于1838年[1]，法国始于1848年，美国直到1865年才开始推动废奴运动。巴西、古巴和波多黎各做出改变则更为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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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年法国贩奴船（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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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贩奴船只“维基兰特”号，1822年在贝宁河被英国皇家海军俘获。船上载有345个奴隶。毫无疑问，种族优越论构成了海上贸易扩张最野蛮一面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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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19至20世纪的全球海上贸易扩张还涉及其他许多具有标志性的食物，它们是由大量签订契约与合同的奴仆甚至拥有土地的工人生产（加工）的粮食（果实）。例如，在欧洲与英国投资者和商人的操控下，19世纪60年代之前绝大多数的食用香蕉只在热带地区种植，那时它们已成为以大农场为基础的种植作物。到19世纪90年代，大公司为香蕉产业的发展而砍伐丛林，修建铁路、公路甚至港口，现在香蕉产业已经成为巴西、乌干达、印度和菲律宾等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在发达国家的人看来，饮茶甚至比食用香蕉更理所应当，然而，饮茶之风在全球的盛行也是近代以来的新现象。中国人和日本人自古以来被认为是痴迷的茶客，但欧洲人直到17世纪才真正认识到茶。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进口大宗数量的茶。起初茶叶的生产主要集中在中国，通过东南亚的港口进行贸易，直到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才鼓励印度、爪哇和锡兰种植园种植茶叶。随着茶叶在世界范围的生长，一些国家如阿根廷、秘鲁和俄国已成为主要的出口国，利用全球海上贸易网络分销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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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和海上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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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必须时刻与致命的传染性疾病抗争，当人类文明开始转向静态的农业模式，与史前狩猎采集时代相比，在相对有限的饮食范围内，人类身体各种有效的营养素和维生素减少，更不容易抵抗疾病。与此同时，农业文明为新的病原体创造了条件，其中一些寄居在植物、昆虫和动物身上，其他的则无须任何中间宿主即可在人类之间传播。形成对这些疾病的免疫力是一个非常缓慢且明显痛苦不堪的过程。世界不同文明发展出自身独特的致命疾病，如南亚的天花和中国的麻疹。由于诸多文明之间建立了海上和陆上贸易联系，因而它们也分享了疾病，且逐渐融合了免疫力，但是，突然的远距离运输将携带病原体的船员带到他们以前从未踏足的土地上，会造成生命的巨大痛楚和死亡。传染病通过海上贸易网络进行传播的一个早期例子，是公元前5世纪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公元前431——前404年）摧毁古代雅典的瘟疫。它似乎源于波斯或埃及，然后沿着完善建立的海上航线扩散至希腊，于公元前430年到达雅典。据说，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就死于此次瘟疫。曾遭遇感染但幸存下来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说，首先感染瘟疫的人群是住在雅典港口比雷埃夫斯的居民。他还指出，早前有记载说瘟疫曾经突然袭击爱琴海北部的利姆诺斯岛，此岛坐落于通往达达尼尔海峡和黑海的主要贸易路线之上，是雅典人控制的海上帝国的一部分。通过以上观察可以明确得知，引起传染病的细菌是由船舶携带而来的。那时雅典与对手斯巴达交战正酣，雅典公民聚集在城市避难所坚不可摧的城墙后面，过度拥挤的情况似乎促进了疾病在这座城市的传播。估计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这场瘟疫，而伯里克利的死亡使雅典失去了政治领导者，突然而剧烈的人口减少可能也严重影响了他们维持一直依赖的统治地中海东部的海军力量。经过与斯巴达及其盟友的长期抗争，公元前404年，雅典人最终投降，交出了他们的海外帝国，拆除了曾长期抵御敌人的防卫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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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30年的瘟疫似乎仅限于东地中海，但目前可知的规模更大的一个例子，是瘟疫摧毁了查士丁尼皇帝治下(526——565年在位）的罗马帝国。公元2至3世纪时罗马帝国曾爆发瘟疫，但原因还不明确。5世纪40年代爆发的瘟疫有充足的证据可确定为黑死病。该传染病可以由黑老鼠携带并通过跳蚤在它们之间传播。它可能起源于印度北部或非洲东北部，到545年时它似乎已经从埃塞俄比亚传遍了罗马帝国，远及不列颠诸岛。印度洋和地中海地区广泛的海上贸易联系无疑帮助了这种瘟疫的传播。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南亚、波斯湾、红海和地中海的港口城市是高度国际化的地区。城市里商人和其他船员组成的繁忙群体，沿着业已建立的海上航线频繁来往，无形中为感染疾病的黑老鼠提供了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途径。携带瘟疫的巴氏杆菌在鼠群里并不是长期存在的，实际上它们对鼠群和人群一样致命。现代研究表明，老鼠可能在非洲得上该病，在公元第一个千年初始，当它们适应了城市居住环境后，开始将细菌传染给人类。繁荣的贸易港口中收集和暂时储藏食品与其他有机物的仓库，为黑老鼠提供了良好的环境。黑老鼠在印度洋地区的活动比它们在大陆地区的活动更容易，因为在那里它们可以爬上固定船只的绳索去寻找那些每次由海洋运载的大量食物。如果瘟疫在向北蔓延之前，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于印度洋地区制造问题，那么那里的人群可能开始拥有免疫力，多少会减少其毒性。然而，当它穿过埃及的土地屏障进入地中海，便遇到了一个没有这种免疫力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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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促进疾病传播的海上贸易网络是其显著的受害者之一。瘟疫爆发引发人口大幅下降和随之而来的农业减产，最重要的是城市财富积累和支出的减少。可以说瘟疫本身，加之5世纪30年代由毁灭性的火山喷发和之后的全球气候灾难引起的隐喻般的现实状况和精神氛围，对印度洋、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的经济有严重的负面影响。6世纪和7世纪上半叶，几个较严重的流行病主要限于地中海东部，但在7世纪下半叶更剧烈和广泛的瘟疫爆发，影响了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由于此种传染病不能寄宿于人体，故最后终于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