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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促进疾病传播的海上贸易网络是其显著的受害者之一。瘟疫爆发引发人口大幅下降和随之而来的农业减产，最重要的是城市财富积累和支出的减少。可以说瘟疫本身，加之5世纪30年代由毁灭性的火山喷发和之后的全球气候灾难引起的隐喻般的现实状况和精神氛围，对印度洋、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的经济有严重的负面影响。6世纪和7世纪上半叶，几个较严重的流行病主要限于地中海东部，但在7世纪下半叶更剧烈和广泛的瘟疫爆发，影响了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由于此种传染病不能寄宿于人体，故最后终于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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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世纪20年代佛教徒从朝鲜抵达日本，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的，他们也许是无意中将天花带入日本岛屿。疾病逐渐传播，随着日本越来越融入远东的海上共同体，735年至737年天花的大流行消灭了约三分之一的人口。这场灾难严峻地考验了日本人在新的律令统治时期的信仰。圣武天皇作为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将此遭遇看作天神对他统治缺陷的不满。因而，他决定通过提倡一种更有道德的生活，并确保在日本各省份建造诸多神殿来增加他自己和他子民的虔诚。然而，日本所面临的问题是，其岛屿位置和相对较少的人口意味着不断增长的海上联系会带来不断增长的新型流行病的危险。黑死病在9世纪初从中国到达日本，接着许多流行的瘟疫如腮腺炎、麻疹、天花等接踵而至，约13世纪时，日本也最终融入东亚大陆的疾病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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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黑死病卷土重来。1331年它裹挟着毁灭性的影响渗透进中国，然后沿着商队路线穿过中亚。这些路线在14世纪被频繁使用，部分是因为成吉思汗及其后继的统治者对大片土地进行征服，并在政治上将它们连接到一起。在欧洲被称为黑死病的臭名昭著的流行病的传播再一次“得益”于海上贸易。它于13世纪40年代从中亚向西传播，在1346年到达克里米亚，1347年到达君士坦丁堡。它从这些地点穿越地中海的海上网络，在1348年至1349年到达英格兰和低地国家。在14世纪50年代，它可能通过英国和德国的港口到达斯堪的纳维亚。细菌通过海港入侵一个地区后紧接着会很快渗透进内陆，仍然是借助连接港口与经济腹地的贸易路线。人们发现能免受黑死病袭击的为数不多的欧洲地区是良好的内陆地带，例如位于中欧的波兰南部的平原和法国南部的贝阿恩地区。后来瘟疫的爆发遵循了与5世纪和6世纪时类似的模式，每隔十多年就会再次爆发。这些瘟疫对人口、农业、商业经济、政治和社会凝聚力的影响是毁灭性的。例如，在英国，1400年的人口估计只有1300年的一半。如14世纪50年代的法国扎克雷农民暴力起义，部分原因就是黑死病造成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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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死病与海上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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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欧洲约有30%——60%的人死于黑死病。海上贸易使得这一疾病跨越大西洋，传播到欧洲以外的其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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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研究最终辨认出引起黑死病的细菌并强调了跳蚤、老鼠和人类之间的传染关系，而这项研究是因19世纪末另一场恐怖疾病的爆发而产生的。此事件的原因是中国远征军于19世纪50年代到达已经爆发鼠疫的云南，被派往该地区的战士在镇压了一场严重的叛乱后将鼠疫带回中国内陆，鼠疫通过陆路交通网络的传播相对较慢，直到1894年它才传入国际贸易港口香港和广州。然后，鼠疫从这些地方经由全球海上贸易路线扩散到整个世界。此时受到感染的人类和动物比中世纪的传染源移动的速度更快，移动的距离更远。在20世纪初，鼠疫在某些情况下对孟买、悉尼、旧金山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20世纪早期商船的速度和规模已经能确保传染病在杀死所有潜在可利用的、任意船舶上的人类和动物宿主之前穿越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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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陆的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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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末，旧大陆主要地区的疾病交流已经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此时海上世界的开放揭开了世界生物文明史的新篇章。持续发展的贸易路线刺激了经济增长，促进了文化交流，同时在重要的疾病全球传播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麻疹、天花和鼠疫（或者类似的不能确定的疾病）的盛行贯穿了整个旧大陆的历史。新旧大陆之间海上航路的开通将一些具有传染性的致命疾病引入美洲。哥伦布于1492年进行的那次著名远航中的传染病宿主造成了一场真正的大混乱，传染病在欧洲的环境中也很危险，一经释放，这些欧洲人携带的传染病就为新大陆的居民们带来了灭顶之灾。加勒比海群岛的阿拉瓦人和他们陆上的同胞被天花、麻疹、流感和斑疹伤寒袭击并遭到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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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流感可能是西班牙人的第一个杀手，它侵袭新来者如同侵袭本地人一样。西班牙人在1518年将天花引入加勒比海地区后，据说那里只剩下1 000个当地的幸存者。1520年科尔特的增援军队将它带到了陆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于总体缺乏免疫力，阿兹特克、玛雅、印加文明和其他居民很快屈服于瘟疫造成的庞大的人口损失，西班牙的征服比他们自身想象的更为顺利。瘟疫不仅直接屠杀人口，还导致士气低落，需要强调的是，美洲原住民和他们的西班牙征服者都将此视为神灵不满的表现。麻疹爆发十年后，伤寒在1546年紧跟而来，欧洲人也是初次经历伤寒，这说明欧洲和美洲之间的海上联系使两个地区很容易一起遭遇瘟疫的蔓延。16世纪50年代相似的瘟疫肆虐欧洲和美洲，数百万人丧生，它甚至可能远及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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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欧洲的海上扩张无疑也促进了天花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传播。但这并非欧洲和旧大陆其他地区之间唯一的海上疾病交流。梅毒在15至16世纪曾肆虐欧洲和亚洲，关于它的起源争议不断。有一种观点认为，与西非人种交往的葡萄牙种植园监工和奴隶贩子将当时的雅司疹带到了属于温带气候的地中海，在那里，它们突变为梅毒。之后成千上万的以年轻女性为主的奴隶们被带往伊比利亚和欧洲的其他地方，从而促进了梅毒的传播。另一种传统观点认为，在哥伦布前往加勒比地区的第一次航行中，士兵和水手们从美洲将梅毒带回了欧洲。记载中最早的梅毒爆发时刻是1494年，在那不勒斯的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军队之中，这似乎很符合传统的猜测。查理撤军后大量雇佣军的遣散促进了梅毒的迅速传播。达·伽马1498年的探险又将它带到了印度，在16世纪早期，梅毒从印度通过海上贸易路线传播到了中国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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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佛罗伦萨药典中的图片描述(老楞佐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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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图例来自佛罗伦萨药典，根据征服特诺奇蒂特兰城当事人的记述所描绘。它展现出天花受害者的痛苦，此流行病于1520年传入科尔特。阿兹特克的原始资料提及此病称为“巨大的疹”。它几乎导致总人口的1/3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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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颁发了皇家许可证，允许从非洲进口奴隶到加勒比海地区，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应对大幅度下降的原住民人口，黑人与他们的欧洲主人拥有同等的疾病免疫力。一些新的病原体随着奴隶船只越过了大西洋。16至17世纪，疟疾和黄热病从旧大陆传播到新大陆，成为全球航海的意料之外后果的又一例证。学者们推断，在水手们依赖大型水桶去维持他们漫长航程的补给时，水桶里的蚊子成为携带传染病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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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奴的流动跨越大西洋到达加勒比岛屿和美洲大陆，由于获得了一定的免疫力，他们逐渐取代了不堪一击的原住民，后者逐渐消失殆尽。当奴隶贸易放慢脚步后，来往于大陆之间的人们的健康水平相对有所改善，人口也有所增长。然而，长期的瘟疫与奴役使美洲原住民人口减少至哥伦布发现美洲前人口的二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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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詹姆斯·库克船长那样的航海探险家还把疾病传播到世界上更偏僻的地区（参见文前第二幅地图），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可预测的结果。据估计，90%的夏威夷群岛原住民死于18至19世纪传入的疾病。在澳大利亚、南太平洋群岛和美洲一些较偏远的地方仍然可以感受到其他地区的疾病传入带来的后果。在欧洲、亚洲、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港口之间持续增长的海上交流的长期结果却是制造了一种常规稳定的疾病传染模式。由此，一旦恶劣的卫生条件得以改善，即使存在流行性疾病，人口数量依然能得到增长。但是，随着艾滋病从它的源头非洲传播到世界各地，就可以清楚地证明，疾病越洋交流的历史还远远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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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国于1833年通过《废奴法案》，宣布在所辖殖民地逐步废除奴隶制，但作为适应期，获得自由的奴隶仍然要为前主人工作至1838年。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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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海洋文明史：航海与世界历史5000年 [:1707479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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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海洋文明史：航海与世界历史5000年 第6章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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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史前时代以来，航海技术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更大、更快、更安全的船只被建造出来，沿着覆盖全球的海上航线运输人员和财物。世界的大洋不再是人类发明和勇气的最大挑战，而是现代世界经济的通衢。本书的重要主题是广阔航海网络的发展，这个网络通过贸易、政治力量的辐射，思想和文化的融合而把世界各地的文明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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