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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现或驯化植物方面，早期的南美人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现在这些植物已经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驯化了马铃薯、甜薯、西红柿及各种豆类，还有腰果、花生、古柯、辣椒、南瓜、木薯和菠萝。玉米这种田间作物是由南美和墨西哥各自独立驯化的。此外，这里还生长着橡胶树和一种特有的棉花品种，可被用于制造渔网或钓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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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在宗教方面十分保守的山区民族，却有着异乎寻常的创造性。他们发明了可用于采矿的撬棍，并制造出一种极为实用的耕地用锹。而且，他们还学会使用铆钉和焊接金属。印加文明基本上是一个自创文明，从中美洲和阿兹特克人那里借鉴来的东西，可能还不如印加人自己创造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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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加帝国的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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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加人坐拥它们这个由山川、高原、沙漠、炎热雨林和永久积雪组成的帝国还不到一个世纪，西班牙人便来到了它的周围，而西班牙的影响也以疾病的方式迅速在土著民族间传播开来。1525年，到前线战场御驾亲征的印加帝国皇帝在从南方返回印加的地盘时，染上了一种神秘疾病，没多久便一命呜呼了。和欧洲的许多君主制国家一样，谁来继承皇位的问题也事关大局，引发了争权夺位。突然间，真正的敌人还没到来，印加人的统治便因内战而陷入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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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时候，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权力中心常常会在内部发生混战，而且即便早已风光不再，也仍然自视甚高，以为能免遭外部进攻的侵扰。古希腊人就曾多次因为这个栽过跟头。就连欧洲也时不时会落入这一自负的陷阱，1914年发生过一次，1934年则是第二次。同样，印加人在内部打得你死我活之时，也没有意识到一个他们听都没听过的劲敌已经兵临城下，那就是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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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印加人在另一个敌人——与侵略者一起到来的疾病——面前更加束手无策。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美洲时，天花正在他刚刚离开的欧洲肆虐。一些西班牙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漂洋过海，将这种传染病带到了大西洋对岸。到1519年时，天花已经传到伊斯帕尼奥拉岛，并导致那里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对于那些追随着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从巴拿马起航，意欲征服印加的士兵而言，天花成了他们最意外的秘密武器。1532年11月，西班牙人不费吹灰之力便擒住了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天花这个看不见的盟友早已先人一步，赶在西班牙士兵之前杀死了大量印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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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只能无助旁观的人来说，天花的破坏速度本身就是绝望之源。这种潜伏期仅有12天的传染病表现出的主要症状，包括脉搏加快、口干舌燥、胸口绞痛、后背剧痛，并常常伴有呕吐反胃。那些挺过来的幸存者的面部会出现丘疹和结痂，到发热第16天时开始脱落，有时还会在脸上留下麻子，让患者永久毁容。在维也纳和马德里的街头已然十分常见的麻子脸，现在也成了美洲一景。到16世纪30年代，从南美的玻利维亚一路到北美的五大湖区，到处都有天花肆虐的踪影，或者说已经造成的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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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印第安人的村庄和圆顶棚屋里，在安第斯山的高坡上，在密苏里河沿岸的绵延群山中，另一种梦魇般的传染病也从天而降。天花到来之后不久，麻疹亦接踵而至，然后是斑疹伤寒——不过，西班牙人也刚刚染上这种病不久，最先发现的病例是刚从塞浦路斯岛返回的士兵。随后，流感（1545年时首次在美洲爆发）、百日咳、白喉、猩红热、水痘，甚至疟疾也纷至沓来。对美洲的原住民而言，所有这些疾病都似乎前所未见，因此也更具杀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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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人到来后的前半个世纪中，单是有多少墨西哥人因传染病而死亡，就引发了无数计算和学术猜测。科尔特斯到达时，墨西哥可能有800万人口，但半个世纪后，这一数字便锐减至不足三分之一。而在南部的印加帝国，人口死亡总数也有几百万，在一些人烟稀少的地区，死亡率可能达到了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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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以及他们带来的疾病，一开始便给美洲的原住民造成了巨大灾难。文明开始分崩离析，主要城镇的文化和经济基本上也早已解体，只有在那些人口稀少的地区受影响较小，又继续残喘了几十年。数百万人丢掉性命，而剩下的则从印加人的奴隶变成了西班牙人的压迫对象。对于这些被征服者而言，从长期来看，最大的慰藉或许只剩下后来主宰拉丁美洲的天主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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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毁灭性改变的程度之巨，或许可以通过逆向思维来更好地理解。设想一下，假如是阿兹特克人或印加人突然来到欧洲，并将他们的文化和历法强加给欧洲人，还宣布基督教非法，在马德里或阿姆斯特丹设立祭坛，导致受害者无数，又无意间造成了规模几乎可与黑死病相比的传染病横行，并且毁坏熔化基督和圣人的金像，用石头砸碎教堂的彩色玻璃，把教堂的侧廊改成武器或食品仓库，不但推倒陌生的希腊雕像和罗马立柱，还满载着他们抢来的贵重金属以及奴隶、契约仆人和其他活人战利品，回到了墨西哥或秘鲁高地上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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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简史：从非洲到月球 第十九章 宗教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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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无所不能的天主教会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因为它过多地鼓励了那些有钱和卑鄙之人通过走后门或不正当手段，默许他们缴纳一定数额的费用之后，堂而皇之地认为自己能妥妥地溜进天堂。当时的人们相信，圣徒守护着一个宽恕与赎罪的善功圣库，而他们可以从中分发一部分给那些希望在最后一刻获得救赎，也有购买能力的有钱罪人。有些免罪和让步行为，要通过金钱或善功来换取，合乎一定的宗教原则。也正因如此，在1095年，也就是十字军东征耶路撒冷，准备从异教徒手中夺回他们的圣地期间，教皇乌尔班二世才承诺，只要那些十字军战士是“出于纯粹的虔诚而漂洋过海，而不是为了赚取荣誉或金钱”，那么他们的罪责就能被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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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捐钱修建大教堂后，可以获得一张圣票或通行证的认可，上天堂时能展示给永恒的守门人。1451年，德国的施派尔主座教堂重新修葺时，至少有50位神职人员着圣衣而坐，听完忏悔之后，便会宽恕那些捐了钱的朝圣者。而出于那些已经被打入炼狱的死者的利益，二十几年之后，教皇又开始准许出售赎罪券。简而言之，有钱人可以替那些在死时觉得没有必要被宽恕的亲属支付点儿封口费，来免除他们所犯的罪责。不过，穷人因为穷，基本上被排除在了这种妥协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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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圣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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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雇用的专业收款人，类似今天的那种慈善基金募捐人，所以售卖赎罪券的就是他们。由于中世纪的教会要比今天大多数基督教团体更相信永无休止的惩罚，所以这种兜售免罪或缓罪的行为，实际上等于暗中破坏了其神学思想的一条关键信条，几乎就跟为了几块金币而出卖教会差不多。虽然天主教会中仍有一批值得尊敬、无私奉献的教士、修道士和修女，但例外也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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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德国北部的一位教士开始质疑越来越误入歧途的教会。这个人叫马丁·路德，是一位成功矿主的儿子，在小城维滕贝格担任圣经教导的工作。33岁时，他决定奋起反抗天主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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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痛恨发售赎罪券的行为，所以在1517年10月31日，也就是诸圣日前一晚（基督教历法中的重要日子），他把用拉丁语写成的抗议贴到了小镇城堡教堂的大门上。这份宣言就是《九十五条论纲》，其中第一条的大意是：“我们的主希望信徒应该用一生来悔改。”对于那些在大门口围观的人而言，路德要传递的信息明白无误，那就是既然有些小贩为了赚取几块钱币就能让人们免去忏悔的必要，那么为什么信教者还要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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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仍然能见识到栩栩如生的路德，因为卓越的德国画家卢卡斯·克拉纳赫认识路德，并把他的形象保存在了画布之上。画中的路德有着一张刚毅又稍显粗糙的农民面孔，小小的眼睛炯炯有神，头发盖住了耳朵，脸上还有点小胡茬，鼻子微皱，鼻孔英挺，似乎像闻到了晚餐的味道。他的面孔表明他是个胃口很好的人，但也传递出一种苦行的特质。如果有人看到这个长相刚毅的人走在街头，或者站在星期天的布道坛上，他的注意力一定会被这种混合了农民的坚强与机敏的气质吸引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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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多数宗教改革者一样，路德也不希望脱离天主教会，但在步步紧逼之下，他最终被赶到了无法回头的境地。教会自然提出了一些允许他继续留在教会中的条件，但路德无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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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那些讲德语的城市，就似乎有两百多家印刷所在翘首以盼，等着这一他们毫不费力便可提供帮助的大事件发生，那就是新教改革运动。天主教会对《圣经》的垄断，马上就要被一项部分从连上帝的名字都不太知道的地方借鉴来的发明终结了。《圣经》以前只有珍贵的手抄本，非常稀有，所以很多教堂只能把唯一的一本拴在诵经桌上。但现在，福音书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基督教世界变得唾手可得，其价格连乡村的教堂或相对富裕的商人都能承担得起。一份包含简单布道辞的小册子，现在通过印刷机的威力可以影响到更多人，远远超过以前单独一份布道辞所拥有的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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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丁·路德看来，印刷所就是上帝对他的事业的恩赐。他写好宗教小册子之后，会把它们连同最新的布道辞一起交给印刷工。而且，他还开始着手翻译《圣经》，并在1534年最终完成了行文动人、用词通俗的德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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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只有区区2000左右的小城维滕贝格，曾短暂地成为德国的印刷业中心。炎炎夏日里，新鲜纸张和刺鼻油墨的味道，一定从门窗大开的印刷所中弥漫到了小城的街头巷尾。虽然全德国在路德抗议那一年只印刷了150本书，但六年之后，到1524年时，印刷数便已经达到900本，而且有一半都是在维滕贝格印的。这些书大多都倾向支持路德，对路德而言，印刷媒体就是一群“驱使着福音不断向前”的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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