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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痛恨发售赎罪券的行为,所以在1517年10月31日,也就是诸圣日前一晚(基督教历法中的重要日子),他把用拉丁语写成的抗议贴到了小镇城堡教堂的大门上。这份宣言就是《九十五条论纲》,其中第一条的大意是:“我们的主希望信徒应该用一生来悔改。”对于那些在大门口围观的人而言,路德要传递的信息明白无误,那就是既然有些小贩为了赚取几块钱币就能让人们免去忏悔的必要,那么为什么信教者还要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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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仍然能见识到栩栩如生的路德,因为卓越的德国画家卢卡斯·克拉纳赫认识路德,并把他的形象保存在了画布之上。画中的路德有着一张刚毅又稍显粗糙的农民面孔,小小的眼睛炯炯有神,头发盖住了耳朵,脸上还有点小胡茬,鼻子微皱,鼻孔英挺,似乎像闻到了晚餐的味道。他的面孔表明他是个胃口很好的人,但也传递出一种苦行的特质。如果有人看到这个长相刚毅的人走在街头,或者站在星期天的布道坛上,他的注意力一定会被这种混合了农民的坚强与机敏的气质吸引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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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多数宗教改革者一样,路德也不希望脱离天主教会,但在步步紧逼之下,他最终被赶到了无法回头的境地。教会自然提出了一些允许他继续留在教会中的条件,但路德无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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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那些讲德语的城市,就似乎有两百多家印刷所在翘首以盼,等着这一他们毫不费力便可提供帮助的大事件发生,那就是新教改革运动。天主教会对《圣经》的垄断,马上就要被一项部分从连上帝的名字都不太知道的地方借鉴来的发明终结了。《圣经》以前只有珍贵的手抄本,非常稀有,所以很多教堂只能把唯一的一本拴在诵经桌上。但现在,福音书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基督教世界变得唾手可得,其价格连乡村的教堂或相对富裕的商人都能承担得起。一份包含简单布道辞的小册子,现在通过印刷机的威力可以影响到更多人,远远超过以前单独一份布道辞所拥有的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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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丁·路德看来,印刷所就是上帝对他的事业的恩赐。他写好宗教小册子之后,会把它们连同最新的布道辞一起交给印刷工。而且,他还开始着手翻译《圣经》,并在1534年最终完成了行文动人、用词通俗的德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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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只有区区2000左右的小城维滕贝格,曾短暂地成为德国的印刷业中心。炎炎夏日里,新鲜纸张和刺鼻油墨的味道,一定从门窗大开的印刷所中弥漫到了小城的街头巷尾。虽然全德国在路德抗议那一年只印刷了150本书,但六年之后,到1524年时,印刷数便已经达到900本,而且有一半都是在维滕贝格印的。这些书大多都倾向支持路德,对路德而言,印刷媒体就是一群“驱使着福音不断向前”的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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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是个持异议者,或者用当时的词来讲就是抗罗宗。虽然他的抗议有些政治和社会的意味,但总体而言仍然是宗教抗议。在路德的部分影响之下,欧洲的数百个城镇被这场令人瞩目的宗教觉醒动摇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虽然无法恰当地表达他们的快乐、解脱和放松感,但的确开始感到原来上帝站在他们这一边。在路德看来,救赎不一定在于行善,只要简单、忘我地感谢上帝便已足够。成千上万听过他布道的人,都被他的雄辩和激情深深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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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没有讲着法语的传道者约翰·加尔文的努力,路德那点亮夜空的霹雳之火或许会渐渐暗淡下去。这位出生于法国北部、在巴黎接受教育的神职人员没有路德那种魔力,在讲道时也没多么戏剧化,但是他独特的思维、抓人的信息和稍显局促的真诚感,却十分动人,引来不少热切的听众,摩肩接踵地挤在日内瓦湖边的大教堂里听他布道。在加尔文、由神职人员组成的牧师团以及城邦当局的治理下,日内瓦成了欧洲宗教和道德的展示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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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场改革和革命都会出现剑拔弩张的两个阵营,一方会坚持一切都要改革,另一方则在经历过改革的第一回合后便宣称:“我们已经改得够多了!”由于加尔文把城里很多以前备受欢迎的基督教名字斥责为具有天主教倾向,所以在他自己的支持者中也激起了敌意。1546年,牧师团在没有正式宣布其政策的情况下,宣布凡是那些被带到他们面前接受受洗仪式的婴儿,应该用真真正正的《圣经》中的名字来作教名,而不是用当地天主教圣徒的名字。城里一位理发师带着襁褓中的儿子来到拥挤的教堂后,希望其子在受洗时能被取名为克劳德——日内瓦最受欢迎的三个名字之一——但是牧师却面目冷峻地给他取名为亚伯拉罕。于是理发师一把抢过孩子,把他又抱回了家。此类事件在教众间闹得沸沸扬扬,也引发了人们的街谈巷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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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主义的核心信仰,可能现在会引起很大争议,但在那个宗教思想浓重的时代,他的学说在人们看来却很合理,甚至可以说是投其所好。加尔文信奉预定论,认为上帝拥有无所不见的智慧,预先已经知道了每个人的生命将会如何展开。简而言之便是,有些人从出生那一刻起便注定了会在天堂赢得一个位置;其他人则注定会走上歧途,而且他们无论做什么都无法改变自己的终极命运。主流的天主教学说认为,一个人可以通过行善得到救赎,路德则认为人们只能通过对上帝仁慈的虔诚信仰才能被拯救,但加尔文把这两种观点都摒弃了。上帝是全能的,只有他的决定才能拯救一个人的灵魂。在我们看来,这种学说似乎不公平到了一种荒谬的程度,但加尔文可能会争论说,我们的公平概念根本无足轻重。在他的观点中,在上帝的视角下,所有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毫无价值。任何人最终被救赎的事实,恰恰体现了上帝对那些根本没有资格享受宽容的人都充满宽宏大量的仁慈。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也认为,上帝早已定好每个人将会做的事,无论是善是恶。所以在这点认识上,加尔文与他有些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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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西部(约1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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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牧师在预定论上的立场,让他的信众既感到安心,又觉得振奋。在加尔文主义者的典型礼拜会上,这个信条——加尔文会以《圣经》的文本为基础,用冗长的布道辞来阐释——可能会让一些听众惊恐万分,但大多数信众都兴高采烈地认为,他们早已被上帝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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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激情澎湃的岁月中,无论是坚守旧的信仰,还是拥抱新的思想,一群群普通人都展现出了无比的勇气。当然,大多数人在受到死亡、牢狱或财产损失的威胁后,会不得不支持那些掌管着他们土地的人所持的观点。但也有成千上万的人,愿意冒险浅尝一下新信仰,或坚守着以前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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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哟,哎哟,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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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场意义深远的反天主教会运动由所谓的“再洗礼派”教徒发起,其派别名称在英文中是Anabaptism,来源于希腊语。再洗礼派的教徒是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激进分子,最先出现于德国维滕贝格东边的城市茨维考,后来又在苏黎世和欧洲北部的几百个城市遍地开花。被赶出城市后,他们在天气温暖的月份里,很乐意在田间地头进行礼拜,把成年的皈依者浸入流水之中,为他们施洗。这些人在内部也有多种派别,怀抱着不同的信仰,但大多数都反对为婴儿施洗,认为洗礼是一份宝贵的礼物,不应该施予才出生一天的婴儿,因为他们还没有能力有意识地做出“生死皆为上帝”的决定。比起其他的反抗派别,再洗礼派在穷人间的影响尤为巨大。该派的领导者也甘冒生命危险,时时准备着对那些掌权者大张挞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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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洗礼派被路德、加尔文、茨温利以及宗教改革早期的传道英雄们斥为疯狂或邪恶之徒。很多掌权者也视他们为宗教改革运动的渣滓。“再洗礼派”逐渐成了一个侮辱性词语。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被称为“赤裸者”的5名女性和7名男性。1535年,为了强调他们传扬的才是赤裸裸的真理,这群人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脱光衣服,边奔跑边大声叫喊:“哎哟!哎哟!哎哟!——上帝之怒。”后来,这12名再洗礼派教徒全部被处死。再洗礼派被视为对抗宗教和社会秩序的洪水猛兽,所以在各地都遭到迫害。1535年之后的10年中,仅在荷兰和弗里斯兰两地便有约3万名再洗礼派教徒被杀害。不过,也正是在这一地区,他们最终幸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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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德死后的10年中开始兴盛起来的加尔文主义,为宗教改革带来了新的活力。在40年间,改革所传达的信息好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发源地飞到了很多遥远的地区。因此在一段时期内,似乎西欧、中欧和南欧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可能转信这些相互抵触的新信仰中的某一个。德国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转到路德宗之下,从芬兰到丹麦和冰岛的大教堂也被他们接管。而在波兰和匈牙利,加尔文主义则横扫各大城镇,尤其吸引了那些富有家庭的加入。荷兰和大不列颠岛——苏格兰高地除外——则成了改革者的天下。来自日内瓦的一大群年轻牧师或徒步或骑马,浩浩荡荡来到法国,并在各海港城市,尤其是大西洋沿岸,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就连意大利也被渗透,再洗礼派教徒开始在维琴察做礼拜,而其他派别则在附近的威尼斯扎下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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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徒反对很多天主教的标志性特点。比如,天主教徒崇尚隆重的宗教仪式、奢华的祈祷队列和主教头顶上珠光宝气的法冠。但很多新教改革者恰恰相反,坚持简单朴素的原则,即便是有钱的时候,他们也更喜欢没有彩色玻璃窗的教堂。天主教徒崇拜圣徒,认为人们需要祈求这个神圣群体的帮助。但很多新教改革者却将圣徒视为毫无用处的中间人,横亘在谦卑的基督徒和基督本人之间。天主教徒通常会用基督像来装饰天主教堂的墙壁,但改革者把这些雕像连同圣母玛利亚一起摒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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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徒笃信牧师的引导力量,但很多改革者却认为所有信徒皆为神职人员。在他们看来,谦卑的基督徒在虔诚地研读《圣经》、谦逊地等待上帝启迪的过程中所传递出的灵性权威,与天主教的教区牧师所具备的权威并无二致。天主教徒早已抛弃牧师可以结婚的观点,但现在新教徒却对其进行了修正,比如路德就娶了一位修女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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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的教义促进了对天主教会不同程度的反抗。大多数加尔文教徒认为礼拜时不应有雄浑的音乐和高高在上的唱诗班,而是强调全部教众应该在没有乐器伴奏的情况下一起歌唱。圣歌的歌词才是最重要的,音乐仅仅是传递歌词的奴仆。在早期的加尔文主义者看来,音乐对礼拜有辅助作用,但也是一个诱人的陷阱。他们的这一观点呼应的,正是中世纪时西多会修士们关于风格简朴化的恳切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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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德国北部华丽的音乐传统被路德宗保留下来,有了他们的帮助,这种音乐风格在路德首次抗议之后的两个世纪中,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发展。德国北部的两位年轻音乐家亨德尔和巴赫,为了聆听由路德宗风琴家布克斯特胡德提供音乐伴奏的特别宗教仪式,还分别踏上过前往港市吕贝克的朝圣之旅。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的祖父就是一位路德宗的神职人员。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那些充满魔力的音乐作品,全都创作于他担任路德宗教堂音乐风琴家、领唱人或指挥期间。他的大多数宗教清唱剧和康塔塔,都是为莱比锡两座大型哥特教堂的礼拜会众而作。每个星期天早上,这场从7点便开始的仪式通常会持续三个小时,其中有半个小时会分配给由巴赫作曲并指挥、由三四十个歌唱者或器乐演奏者表演的康塔塔。这类冗长的礼拜仪式,是新教徒激情澎湃的头三个世纪的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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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利的宝剑,尖刻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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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和加尔文高举《圣经》提出抗议之后,天主教会进行了严厉地自我批判,勒令禁止了某些主要弊端,不过,其中一些其实并没有路德所称的那样泛滥。1562年,特利腾大公会议废止了专业征收人员售卖赎罪券的行为,而且主教不能再长期不在自己负责的教区。音乐和礼拜仪式——几乎和新教的一样丰富多彩——也得到了处理。在西班牙和西属印度群岛颇为流行的巴洛克建筑风格,体现的便是恢复了活力,也更为克制的天主教内部对其信仰的重新肯定。为培训年轻的神职人员,教会还开设了神学院。新的宗教团体为教会带来了新的目标,如耶稣会和方济各会的嘉布遣小兄弟会便加入了旧的天主教会团体,开始向新大陆输送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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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过了四十多年,形势开始不再对抗议的新教徒们有利。中欧的大多数统治者认定,所有人都应该信仰一种宗教,也就是他们规定的国教,所以开始迫害新教徒。不遵从国教便相当于担上了叛国的罪名。新教徒的阵地现在被限制在了欧洲的西北部地区,包括他们已取得完全胜利的斯堪的纳维亚,还有英国和苏格兰,以及德国北部的多数公国与荷兰和瑞士的一些城市和州。天主教信仰在这些地区被全面禁止。而在天主教的统治地区——拥有欧洲最多的人口——其他任何形式的宗教信仰也同样遭到了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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