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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包拯还七次参劾王逵。《陈州放粮》是人们熟悉的一段以包公为主角的曲目，其创作依据便是包拯任监察御史期间的一件“怪事”。转运使王逵是朝中有名的贪官，很多人都畏惧他的权势，敢怒而不敢言。一次，王逵向皇帝告状，说陈州（今属河南）官员任中师盘剥百姓，任意搜刮钱粮。此事一出，立刻引起一片哗然——王逵贪婪卑鄙人尽皆知，而任中师是百姓心中的清廉好官，这是否是栽赃嫁祸？皇帝派官员前去陈州调查，但没有人敢去，唯有包拯主动请命。他在陈州充分调查后，掌握了证据，原来压迫百姓的不是别人，正是王逵自己。包拯列举王逵罪状，要求将他剥削的赃款归还百姓，将王逵撤职查办。为惩治王逵，包拯先后七次上疏，终于为民除了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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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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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疾恶如仇，对百姓却想方设法予以体恤，多次上疏要求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减轻农民的徭役和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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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然而，这条惠民河却不“惠民”，经常泛滥成灾，使周边百姓无家可归。包拯不禁产生了疑问：“是什么原因使河水泛滥成灾呢？”他经过调查，发现两岸的达官贵族私自在河上建造堤坝，种花养鱼，并与自己的宅院连通起来，形成“水上花园”。而这就使惠民河被堵塞，造成河水泛滥的局面。包拯不顾权贵们的反对，命令将河畔的建筑物全部拆除。如此一来，包拯就犯了官僚贵族的众怒。有的皇亲国戚自恃位高权重，把他告到了皇帝那里。包拯毫不畏惧，拿出事先画好的地图，证明建造“水上花园”不仅违制，而且危害百姓。最终，皇帝下令拆毁堤坝。拔除了这些“钉子户”后，惠民河也通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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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狱如神“活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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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在后世的传说和文学作品中主要是以擅长断案的清官面目出现。经过对现存包公墓志、史传、方志或文人的野史笔记的收集，能得到包拯断案案例十余则，包括冷清之案、割牛舌案、百姓卖柴薪被劫夺、逐盗为之所伤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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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断“割牛舌”案是包拯在任天长县知县时的一个案例，这也是《宋史·包拯传》中记载的唯一一个审案记录。一天有人来告官，说是自己的牛舌头被人割掉了。按照宋代的法律，杀牛贩卖，必得有牛舌，以牛舌为纳税凭证，无牛舌则为私宰，触犯刑律。这个人没有牛舌，不敢擅自宰杀，所以前来告官。包公说：“你先回去把牛杀了卖肉吧！”可是不久，又有人前来告牛主人私杀耕牛。包公就把这个人抓了，说：“为什么你割了牛舌，又来告官呢？”割牛舌这件事，只有牛主人、盗割牛舌者和包公三个人知道。现在有来告私杀牛者，一定知道这只牛没有舌头，也就一定就是盗割牛舌的那个人。那个盗割牛舌的人，只好服服帖帖地认罪。通过这个案子，可见包公之足智多谋，明察秋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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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断狱，其中蕴含的监察、执法、治贪等思想十分丰富。1150年，包公权知开封。开封为首都都城，事务繁杂。开封府职能中，最令知府头疼的是繁复的刑狱案件，素有“京师狱市剧天下”之称。一到开封府，包拯便更易旧有审案制度，革新便民，进行诉讼程序方面的改革。按照当时的法律，百姓到衙门里告状，不能直接到知府面前递交状子，而必须要通过“门牌司”来转达。“门牌司”常常刁难勒索百姓，使很多有冤情的百姓不敢报官，难以伸张正义。包拯上任后，立即撤掉了“门牌司”，把开封府的大门打开，让百姓直接到大堂之上递状陈冤。这一举措让包拯深得民心，连市井的妇女、孩子都知道包拯的名字。包拯还亲自处理一些诉讼事件，理雪冤狱，号为明察。开封百姓称赞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就是说包青天断案不用花钱打通关节。“包青天”的美誉，也是这个时候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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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人生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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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既是历史人物，又是传奇人物。小说、戏曲、宗教中的包公，都是传奇人物。包拯历史人物、历史形象的出现，有一定的背景在内。而历史人物能化成传奇人物，同样有一定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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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颐和园长廊上的“包公问案”彩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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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出现了包拯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首先和包拯个人的素质品行是紧密相连的。在“或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的两条道路上，他选择了万古垂誉。这是因为，包拯是一孝子，终养父母；是一忠臣，忠心为国；是一清官，廉洁正直；是一良吏，干练笃行。他一生所为，无愧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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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样一个道德楷模的形成，包公的个人品行是主要因素。但不可忽视的是，宋朝由“不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而形成的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为包公的勇于谏诤，提供了外部环境。宋仁宗对包拯的知遇、包容，也给了他施展抱负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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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如果不活在后代人的心中，那是真正地死去了。包公，却跨越了重重的历史门槛，一直成为小民崇敬的对象。因为，包拯最为人称道的一个方面，就是“廉直”。在政治腐败、冤案迭生、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社会环境中，小民迫切希望出现一个有权威的青天大老爷，来解救自己的燃眉之急，解除眼前的困苦与危难。于是，包公以一个传奇人物，从过去走到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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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墓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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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室内金丝楠木棺具里安放着极其珍贵的包拯遗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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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在宋代就已经闻名开封府，妇孺皆知。之后，在宋元说唱话本中，经过口耳相传，作为正义的化身，走出生活原型，成为艺术典型。宋元话本中的包公，还属于最后露一下的“尾巴”式人物。元朝阶级矛盾尖锐，而杂剧发达，对包公形象的刻画虽然还不充实，但作为清官包公的艺术形象已经基本定型了。现存18种元公案杂剧，包公在11种剧中出场，如大家熟悉的《包待制陈州粜米》、《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包待制智斩鲁斋郎》等。也是在这个时期包拯被夸大和神化，经过引申发挥、移花接木、想象杜撰等，关于包公的传说故事不断扩增、更改或翻新。明清时期的包公戏曲虽不及元杂剧发达，但它以传奇的艺术形式，吸取了杂剧、词话及小说的某些精彩内容，通过舞台树立起一个疾恶如仇、铁面无私的“青天”形象。明代包公文化在戏剧、说唱、绘画等文学艺术领域依然呈现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局面。在它的后期又增添了风行一时的公案小说，专写包公的公案小说有8种，最著名的为《龙图公案》，汇集了100个包公断案的故事。清末时兴起新的包公热，又诞生了清代一百二十回的长篇小说《三侠五义》。可以说，自宋以来，每个时代都有想象杜撰的包公传说，并据此演绎成动人的故事。在民间传说的过程中，包公逐渐由凡人上升为超人和神。而包公案文学作品始终贯穿了这样一个基本精神：除暴安良，为民做主，包拯始终作为一个清官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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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包公现象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合肥修复了具有几百年历史的素有“祖庭”、“圣殿”之称的包公祠。古都开封包公湖畔，涌现出一座灰砖绿瓦、气宇轩昂的包公祠。在肇庆、贵池的包公石刻、包公井都妥为修复；在包公投砚的地方——肇庆砚洲，居民自动捐资创建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包公楼。甚至在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也有包公文化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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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为父辞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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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包拯在青少年时代便以“孝”闻名乡里。包拯29岁时中进士，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永修）去做官。他考虑到父母年事已高，建昌县离家又远，便主动请求回到家乡附近的和州（今安徽和县）任职。当时，父母亲流露出希望儿子留在身边的意愿，包拯为了奉养父母，便辞去了官职，回到家中照顾父母。父母亲去世后，包拯尽孝守丧，守丧期满仍不愿离开家乡。在父老乡亲的纷纷劝告下，包拯才告慰父母之灵，再次入朝为官。这时，包拯已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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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包拯秉性敦厚耿直，不迷恋权势，这也是他能做到一生清廉正直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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