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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衣卫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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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印信,印面边宽11.5厘米、印面厚1厘米、通高4厘米。此印缩肩平纽,有部分裂纹。印面篆刻“锦衣卫印”,背面刻“成化十四年三法司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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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行厂,又称内厂,是明代“厂卫”制度中寿命最短的机构。明武宗年间,大太监刘瑾因与东厂、西厂首领有矛盾,于是奏请皇帝新设一个特务机关——内行厂,由他自己管辖。内行厂的权力更大,不仅具有此前特务机关的所有职能,而且还将锦衣卫、东厂、西厂列入监视和捕杀的范围,权限更广,用刑更酷。内行厂仅仅存在了5年,便随着刘瑾的覆灭,与西厂一同被撤销。但在这仅仅5年内,它就残害了无数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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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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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门是颁发皇帝诏书的地方。遇有重大战争,大军凯旋后会在此举行“献俘礼”。此外,“廷杖”也在午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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缇骑四出血四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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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四者构成了臭名昭著的明代“厂卫”特务制度,史上又称“缇骑四出”。由于明代“厂卫”制度的空前残酷,滥杀无辜,因此可谓“缇骑四出血四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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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卫”特务们为了审“犯人”发明了各种“前所未有”的残酷刑罚。在审问“犯人”时,特务们惯常“打着问”,一边对“犯人”施以杖刑,一边问讯。而对于嘴硬的“犯人”,又有“好生打着问”和“好生着实打着问”之别,直到把“犯人”打得皮开肉绽。除了“杖刑”以及“夹棍”、“指钉”、“脑箍”等“常规”刑罚外,更有令人毛骨悚然的“特别”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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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肠:高处横一木杆,上搭绳索,绳索一端绑铁钩,另一端坠上重物。而后将“犯人”的肛门割开,用铁钩钩住“犯人”的大肠头,再将另一端的重物放下,借力将“犯人”的肠子整根抽出,致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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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这样的酷刑举不胜举。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使用酷刑最有名的朝代,而这些酷刑的执行者,正是“厂卫”的特务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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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良枉死,“厂卫”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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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卫”制度控制下的大明王朝,无数的冤魂枉死,其中很多是忠臣良将、朝廷栋梁。而他们的被害,更是严重地消耗了明王朝的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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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是明初著名学者、文学家、思想家,官至文学博士,曾做过建文帝的老师。他为人忠正,人品和学识名扬天下。明成祖朱棣发动政变夺取皇位(靖难之役)后,方孝孺誓死不为朱棣草拟继位诏书,并当面斥责其篡位行径。朱棣恼羞成怒,命令残忍的锦衣卫力士将方孝孺嘴角割开,撕裂到耳根,然后拖到闹市凌迟处死。此后,朱棣还命令东厂和锦衣卫分头搜捕方孝孺的家眷和亲戚,连带方孝孺的学生,一共873人一并处决,创造了亘古未有的“诛十族”的灭门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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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朝政混乱,奸臣当道,“厂卫”特务更是大行其道,迫害朝廷仅有的“几根栋梁”。天启年间,明熹宗这个天生“木匠奇才”,整日不理朝政,专心于木匠活。魏忠贤借此逐渐掌握了朝政大权。顾命大臣杨涟和左佥都御史左光斗等直臣联名上疏弹劾魏忠贤。事情被魏忠贤得知后,他利用“厂卫”的势力,编造杨涟等人的罪名,并令锦衣卫将他们逮捕投入大狱。杨涟在狱中被打得皮开肉绽,提审时根本无法坐立,只得躺在地上受审,最终被害死狱中。杨涟死时,尸体被土袋垒压,耳朵里被楔入铁钉,场面十分恐怖。左光斗同样被打得体无完肤,面目全非,无法辨认,左膝以下筋骨完全脱离,最终惨死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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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朝廷官员如此,平民百姓也无时无刻不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下。据《明史·刑法志》记载,同样是在明熹宗年间,一次夜里,有四个百姓在自己家的小屋里喝酒,其中一个人喝得有些多,张口骂了魏忠贤几句。话还没说完,“厂卫”特务就踹门而入,将四人逮捕入狱,并当着另三个人的面,将谩骂者凌迟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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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残酷的“厂卫”制度一直伴随大明王朝,直至它灭亡。“厂卫”制度的设立意图在于加强皇权,但它一方面残害了无数的忠良,毁败了朝廷的根基;另一方面助长了宦官、佞臣的气焰和权势,放大了朝廷的腐败和黑暗。明朝的气数在“厂卫”制度引起的激烈矛盾和内耗中逐渐被消磨殆尽,最终无力地瘫倒在了清军的铁蹄之下。无怪乎后人说:大明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厂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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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禁区 “坑爹”房价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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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今日房价,很多人都“望房兴叹”。因此,政府为了调控房价,接连出台“限购令”等政策。其实,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房价问题一直就没有消停过。在古代也有高房价、限购令,还有廉租房、房奴、蜗居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古代的“房市”,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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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有趣的“限购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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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高房价被称作压在老百姓身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多数人每天拼命挣钱的目的、愁思苦想的内容都与房子有关。但很少有人知道,古代房价也是压在普通百姓头顶的“大山”之一。我们可以从古代历朝的“限购令”中就能窥得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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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西汉说起。据史料记载,西汉初年,天下大定,心气很高的统治者们汲取了前朝的衰亡教训,决定给老百姓一个“安居乐业、休养生息”的生活环境,以求在最大限度上聚揽民心,维护社会稳定。因此,让老百姓“有所住”的议题很快摆到了当权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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